近读《从*党**章发展看中国*产党共**成功之道》一书，其中的一则“旧闻”令人觉得大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味道，而且，即便今天,也仍值得细思。
那还是1934年3月到1935年初发生的变故。在此期间，我*党**上海中央局接连遭到6次大破坏。其间，国民*党**特务抓走了时任中央代理局书记盛忠亮和电台工作人员，并劫走了电台、收发报机、通讯器材和活动经费，导致工作了近4年的上海地下电台被迫停止工作。没有了通讯工具，加上没有活动经费再购置配备电台，中央中央重建通讯的努力未获成功。这就导致了当时看来更大的问题：*共中**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系也中断了。
共产国际于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总部设于苏联莫斯科，与1943年5月解散。中国*产党共**的一大至六大，共产国际以领导身份一直没有缺席。毛*东泽**在评价共产国际的作用时曾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于过”，共产国际之“过”，其中就包括一度信任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王明、博古、李德等人。这些人不懂中国国情，在1933年前后，还掌握着*共中**中央的领导权，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最终差点导致葬送革命前程。
当年，由于中央局电台的遗失，至红军撤离瑞金时，共产国际与王明均无法与中央红军取得联系了。1934年底，主力红军渡过了湘江，由于随行的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在严酷的教训面前，革命队伍的一些人开始反思怀疑“左”倾错误，对毛*东泽**一再提出的正确主张有了逐渐清醒的认识。可以说，正是因为与共产国际联系的中断，才为大家的反思创造了条件，也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提供了有利元素。
由于电讯中断，遵义会议的酝酿准备工作无法请示共产国际，这便使遵义会议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外国人干预，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据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决定自己路线、方针、人事安排等重大问题的会议。
遵义会议的巨大历史意义大家都耳熟能详，在此也不必复述了。倒是毛*东泽**在1963年接见外宾时谈到了一段体会：“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也是一条真理。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抓着手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以后，我们就懂得了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说苏联的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沧海横流，日月更替。当年*共中**中央代理局电台被敌人搜去的事件已经过去了80多年时光了。但这台电台遗失之后派生出的喜剧性结果，至今仍能带给我们一定的启示。
它再次验证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条老话的合理性，提醒我们要学会辩证地看问题，从消极因素中发现积极因素。
它也再次说明了抓住时机的重要性。那台好似无形的“紧箍咒”的电台遗失了，但正是它的遗失，使当年的中央红军没有了“师父”从旁的唠叨，“师父”更无从在“徒弟”不听管教时来念“咒语”。以毛*东泽**为代表的“孙悟空”们就有了施展七十二般变化应对对手的时机；而且在斗争中充分展现了才智。因此，才有了长*途征**中那次决定未来的遵义会议。
它还警示我们，作为上级主管部门，一定不能在不了解下情时，以自己知道的所谓“成功经验”去死板教条地要求下级单位执行，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也告诫我们，下级单位有时也应坚守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不唯上媚上，要在工作中走出有自我特色的路径。就像毛*东泽**所言，要“自己想问题”，不能人云亦云。
目前，在举国上下倡导新发展理念，注重创新发展的大背景下，“自己想问题”显得尤为珍贵。因为，只有“自己想问题”了，才会有不受外界干扰，独立思考的状态，而创新的火花与成果，也往往是在“自己想问题”中得以出现。即便是别人的成功经验，自己在决定采纳时也未必要全盘接受，也应动动脑筋来一番分析后再加以消化吸收。这样，才能兼收并蓄，成为集大成者，在创新发展上走出一条宽广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