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老板郭台铭有说过一句话，具体内容大家可以百度，在此不进行陈述。对此，作者需要专门进来驳斥！郭老板显然老眼昏花、大脑退化了！
富士康能够从一个几十人的海洋制品厂发展成为一个超百万人的世界头号代工企业，国外品牌企业能够信任富士康出厂的产品的质量，富士康能够做出来世界一流的产品，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有赖于全球品牌企业和消费者对于深圳特区从撤县建市以来所做的无数努力所铸就的“深圳制造”的信心！
下面，从一个小故事来佐证作者以上的观点：
1978年底，时任布吉公社干部的郑兆棠通过各种渠道获悉香港一位老板曾业修打算来深圳办羊毛衫加工厂后立刻向上级汇报。
有了石岩镇上屋大队的带头示范作用，上级领导很快同意郑兆棠约见港商并邀请其到布吉来办厂。
不过，由于没有港籍布吉人士来牵线搭桥并背书，出于各种顾虑，第一次约见时港商不敢来内地，而这边的人也去不了香港。
当时，港商投资的首选地罗湖、福田，至于布吉以及更大的龙岗地区完全就是一片空白，并没有进入港商的眼界。既然对方不肯到布吉这样的穷乡下，那为何不主动出击呢？
于是，郑兆棠与同仁为打消对方的顾虑，同意港商变更会晤地点的要求并改在中英街界碑旁边的大榕树。经过交流、沟通、说服，或者还有上屋大队与怡高公司合作良好作为支持，曾业修接受郑兆棠和同仁为代表的布吉镇的邀请。
这便是布吉镇乃至整体龙岗、整个深圳都传为佳话的“界碑谈判”！
布吉一如石岩方面那样面临诸多困难。由于当时整个布吉尚属农村，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于是，毛衫厂决定来布吉开办后，高要求的厂房便成为难题。
布吉镇的干部们在乡间遍寻仓库、祠堂还是没有收获，最后多方寻助后联系上当地的边防部队，出钱租下一栋空置的兵房；还有同样糟糕的是，曾业修从香港前来看厂房，整个布吉居然没有一辆可以拿得出手的小汽车，干部们只好骑一辆单车到罗湖火车站，亲自载人走砂石路回来。
问题又来了，招待所也没有！老干部欧官成回忆，稍微拿得出手的房间可能就是干部宿舍了。为接待港商，干部们赶紧用白纸糊好墙面，好让房间看起来新一点。
干部们十二万分的诚意让曾业修看到了深圳这边的干事劲头，于是决定放手一搏。1979年1月13日，郑兆棠将曾业修请到罗湖侨社。双方签订了一份编号为“深纺针字001号”的来料加工协议书。
一个月后，该毛衫厂开始投产，面向本地居民贴出招工启事，写明一个月600元港币工资且包吃包住。当时，一名国家干部每月的工资大约40元人民币，600元港币即大约800元人民币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穿过历史看到并且感受到整个深圳市为了干工业、搞经济，建立国外客商对于“深圳制造”的信心，所进行的努力与付出。
当时，为进一步打消港商们的顾虑，给投资商们吃下“定心丸”，布吉镇甚至派出专员前往香港，摆事实、明政策、化顾虑、树信心，将*党**中央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和诚意一点一滴地传递到港商的交际圈中。
正是通过全市上下接近20年的不懈努力，不断地打破外方的信任困境、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产业服务水平、不断地完善相关的产业配套，从而慢慢地建立起全球品牌企业对于“深圳制造”的信心。
这份信心，比黄金贵重百倍，千倍！
这份信心，比黄金贵重百倍，千倍！
这份信心，比黄金贵重百倍，千倍！
一个国家从一穷二白，在极短的时间里就通过改革开放全力进行社会与经济的转型，要做大出口，要跟国外客商做贸易、进行商业往来，信心几乎从零开始建立，这个过程的艰难，这个过程的付出，整个深圳所做的牺牲和奉献，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包括富士康的大小企业正是借助于这份全球品牌企业对于“深圳制造”的信心，于是不断发展壮大。到得2000年，深圳才从众多的经济特区脱颖而出，成为了全球电子制造与生产镇，并一路发展到今天，奠定深圳作为全国头号信息产业城市的霸主地位。
1988年由鸿海投资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黄田村的最初名为深圳海洋电子插件厂的企业，1995年进入计算机机壳业务，1996年进入“准系统”业务，1999年底进入数码产品业务，2000年进入手机业务，2001年进入笔记本计算机业务，2005年进入汽车电子零组件业务和数字内容业务，2006年进入数码相机业务。从1996年起每年以超过5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终成巨无霸，成为世界代工之王！
如果当年郭台铭选择了把第一家工厂设立成马来西亚，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个世界就少了一个叫“富士康”的代工巨头！
深圳成就了富士康，这就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