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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县于三国吴太平二年(257)的南丰,人文璀璨,有着丰富的文化积淀。这里有“千岁贡品蜜橘”“千载非遗傩舞”“千古才子曾巩”“千秋古窑瓷器”“千年古邑老城” ,而那些散落于老城各处的废圮或尚存的学舍、书院似乎被人们所忽略,但这却是南丰教育史上极为精彩的一页。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自汉以来,学校教育分为“官学”和“私学”两大类。“官学”又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比如“国学”,先秦时期,“国学”为天子或诸侯而设;“太学”,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行政机构和最高学府;“国子监”,与“太学”一样,也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行政机构和最高学府,只是名称不一样,这些都属于“中央官学”。

中国古代地方官学又称乡学、学宫。指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代官府,按照地方行政区划,在地方所办的学校。经费皆来源于官府,是儒学教官的衙署所在,主要担负承传孔儒文化、施行礼乐教化的职能,也是地方官学师生祭孔、奏乐、习礼之处。

除“官学”之外,“私学”,也是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私学”分为三种类型:义塾、专馆和散馆。

“义塾”,又称为义学,是私塾中规模较大的学校,由宗族组织所创办,其经费来源有三种途径:一是创办者或其他个人或组织的经费供给;二是学校财产的经营增值;三是向学生收取费用。前两种渠道是义塾经费的主要来源,第三种情况间或有之,但对本族穷苦子弟大多进行免费的初级教育。

“专馆”,是一家或数家、一村或几个村单独或联合设立的一种私塾,其经费按人分摊。此多为富裕的家庭所办,以使其子弟就塾。

“散馆”,是生员(秀才)或其他有名望的文化人,在家单独设塾,招收附近人家的子弟就读,以收学费维持,主要进行启蒙初级教育。

中国古代的学制只有官学和私学之分,没有书院这个叫法。

书院教育组织出现比较晚,书院之名始见于唐代,在宋代才正式形成一种独立的特殊的教育制度,但它自产生之日起,便与官学、特别是私学有着一定的联系。由于书院起自民间,也受到官学的排挤,其所处地位与私学颇为相似,二者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点,因此,私学长期积累的一些办学经验,特别容易被书院所吸取。可以这样说,私学对书院教育组织形式的形成和确立有着最直接的影响,这是它与官学相区别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是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私学对官学不可能漠然置之,它必须吸取官学的积极成分来发展自己,这又成为书院不同于一般私学的重要根据。

南丰的地方官学始建于宋初。据乾隆三十年《南丰县志•卷七•学校》载:“学宫(注:当时的文庙),在县治西南文明门内(注:现在的实验小学),宋初立庙。庆历间(1041-1048)县令周燮建。曾易占记。元至元十三年兵毁,十九年升县学为州学,达鲁花赤伯颜察儿及州尹朱梦瑞、李彝相继创造大成殿,殿后为明伦堂藏书阁……至正四年,知州史文彬重建棂星门,二十年,知州裴彦直重建学宫,殿北建明伦堂……明天顺六年毁于火。安察佥事陈骐、同知萧允恭、知县杨休、杨参先后缮治,规制如初……十年南丰始筑城……清嘉靖三年,知县祝继皋改建明伦堂……明万历二十四年,知县宁瑞鲤重修学宫学舍……明天启六年,文庙火,知县康采苹、教谕刘日曙重建……清康熙乙卯兵毁,十九年训导龚日鼎重建……清乾隆二十八年,知县庐崧重修祠宇堂庭,复建圣域贤关坊”。从县志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县学多次毁于兵或火,但每次被毁,当地政府官员都会组织人员重建或修缮,使县里的教育能继续下去,但有时也不是那么及时,比如“康熙乙卯兵毁”,“康熙乙卯”是康熙十四年,但过了五年,即到了康熙十九年才得到重建:“十九年训导龚日鼎重建”。

又据同治《南丰县志•学校志》载,学宫还建有很多附属建筑,比如 “大成殿”内祀孔子、曾子、孟子、朱熹、周敦颐、左丘明、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董仲舒等七十子二十二贤图画。明伦堂,在先师庙左。“明伦堂,朱子书也,堂壁左右‘忠孝廉节’四摩崖字亦朱子书,旧有东西二斋,曰‘时习’,曰‘日新’,今无甬道,匾曰‘道义之门’,今曰‘龙门’,大门匾曰‘儒学’”。还有“崇圣祠”,在文庙后;名宦祠,在戟门左;乡贤祠,在戟门右,忠义孝悌祠;棂星门,在泮池前;教谕舍、训导舍、射圃。学宫还拥有一定数量的学田,有大量的书籍,还有明确的儒学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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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南门粮站。位于城隍庙左,实验小学对面。这里是当时的儒学所在,即“明伦堂”。)

因为是官学,生员每月都由官方供给廪膳,用以补助生活。但名额有定数。以县学为例,洪武间规定县学生员二十人(即是学生又有员额限制,所以叫生员)。这二十名生员是由童生经过层层考试选拔进县学的,他们可以享受不服兵役、徭役的特权,可以不受笞刑,不受刑讯逼供,吃国家皇粮,叫廪膳生员,省称廪生(廪即米仓)。据同治《南丰县志•学校志》载:学额“廪生二十名,增生二十名,入学十二名,雍正三年,奉文广额,照大学加三名,咸丰九年,捐输广额加二名,共十七名,武学十二名,咸丰九年捐输广额,加二名,共十四名”。“增生”和“入学”都不享受公家廪米的。从古代官学的招生制度来看,一是通过童生选拔进县学的廪生数量很少,二是除“廪生”外,其他人要想进入县学必须向国家捐赠钱粮才能取得生员资格,且人数也有很大的限制。

抚州书院发展历史悠久 ,最早可追溯到唐天祐(904-907)年间创建的宜黄棠阴湖山书院。历唐宋元明清数代, 古代抚州书院的发展一直位居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南丰的书院从北宋开始创建,县志记载的有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由曾致尧创办的南丰书院(曾氏书院)、北宋祥符年间(1008—1016)由南丰瞿肃元创办的华林书院、元初(1275—1291)由南丰刘埙创办的水云书院、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由南丰向缟(为知县)创办的紫阳书院、清顺治初(1644)由南丰谢文洊创办的程山学舍、乾隆十年(1745)由南丰叶重熙(知县)创办的嘉禾书院。下面对这些书院分别予以介绍。

南丰书院。南丰书院原系曾氏旧宅。后改为地方公建,以至朝廷官设的书院。

曾氏世居南丰(其曾祖曾洪立,本为南城籍,唐乾符二年为南丰县令,始家居南丰,卒后葬南丰,是为南丰曾氏祖),历史比较悠久。 曾氏学舍约建于宋初,甚至更早,至少可以追溯至曾致尧时。据县志记载:“旧有书院在奉亲坊,曾密公旧宅,曾巩有《学舍记》”。言幼时从先生受书的情况,“十六七时,窥《六经》之学,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知好之,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

南丰学舍,又名子固学舍。在城南奉亲坊,建造年代大致在宋仁宗至和初年(1054)。曾巩在《学舍记》中说:“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扰多事故益甚,予之力无以为,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学。”当时的曾巩生活窘迫,学舍虽然简陋,只是一间茅草房,但他身居陋室,性志不改。他在乎的是自己的学问还没有达到圣贤们的大道,自己的文章还不够水准。“至于文章,平生之所好慕,为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坚木好、高大之观,固世之聪明豪隽挟长而有恃者所得为,若予之拙,岂能易而志彼哉?”(《学舍记》)他在乎的是书院的“宜”与“不宜”。所谓“宜”就是适合,即是否适合他自己。“或疾其卑,或议其隘者,予顾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卑巷穷庐,冗衣砻饭,芑苋之羹,隐约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则有之,可以进于道者,学之有不至。”(《学舍记》)学习条件的好与坏并不是他考虑在心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他关注的是自己的道德文章。

南丰书院的前身称为“曾氏学舍”,后又改为“南丰学舍”,本为家族书院,康熙《南丰县志》载:“南丰学舍,曾子固肄业之所,其址即今之启圣祠。”何时改建成地方公建的“南丰书院”已不可考,但据刘埙《隐居通议》(卷第十四):“庆历四年,南丰初建学,曾鲁公易占作《学记》”,“南丰书院”应始建于1044年。另据同治《南丰县志》宝祐中知军杨某建祠的记载,“南丰书院”于至元间(1264-1294)毁于兵火。至正(1341-1370)间知州史文彬复建于奉新坊。州牧史文彬还为之记:“予尝读陈后山先生之诗,有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之句,及游太学,则见元丰类稿为曾南丰之文,真江汉星斗也。心窃慕之。今承乏兹土,得修瓣香故事,瞻拜公祠,公之族裔谓予曰:‘公别有祠在州安禅寺右,参政留远公建,以聚吾族之业儒者。岁久倾圮,鞠为蔬圃地,且归之僧矣。’予为之愀然。曰:‘有是哉,崇祀先贤启迪后学,有司责也,可后乎哉。’乃图兴复,而旧址裨隘弗称,询之公族奉亲坊学舍一区,宏敞高爽,前带旴水后枕乌石,军峰竺冈列其左右,地之胜也,建书院为宜……始于是年九月之朔,毕工于腊月之望。”

祀曾氏“诸贤”,则是元代朝廷官办的南丰书院。自太平兴国至宣和间,南丰曾氏中进士者三十余人,有功名者近百。这都与曾氏学舍——南丰书院有一定关系,可谓影响远深。

华林书院。也叫华林书堂,在玉浆源,宋孝子瞿元肃所建。《钦定四库全书•江西通志卷•二十二》载:“华林书堂在南丰县玉浆源,宋孝子瞿元肃建。元肃孝行闻于朝,祥符九年召见,真宗赐御书,亲王公卿各赋诗,待制李虚中为之序。”瞿元肃的孝顺在当时声名远播。康熙《南丰县志》列“孝子”篇第一。说“元肃由曾祖而下及子孙百五十余口”,说他家“父母均慈,子孙尽孝,兄弟交爱,妇人勤事”,并且“瞿氏家有华林书堂”。同治《南丰县志》载:“大中祥符九年,真宗召元肃入见,赐御书六十二轴,元肃归,构书堂藏之。”这段记载告诉了人们瞿元肃创建华林书堂的起因。瞿元肃家是个大家族,四十四都应在现在的傩湖(仙人湖)附近,周边村庄密集,人口众多,华林书院的创办,开始是为了藏皇帝所赐的六十二卷书,后来在客观上不仅解决了瞿氏一族的读书问题,也为周边村民读书提供了方便。

水云书院。在水云村,建于宋代。《钦定四库全书•江西通志卷•二十二》载:“水云书院在南丰县水云村,宋刘埙读书之所。”同治《南丰县志》载:“水云村,在西里坊,元刘水村埙读书之所。深巷无邻,幽花疏竹,萧闲淡雅,居然类村落间。出门数武,旴水横流,南山孤耸,散策村中,水波云气,脩然如在物外,因名水云村。后人尝即其址建水云书院。”

水云村为宋末元初著名理学家刘埙(1240-1319)读书之处。刘埙,字起潜,号水村。又称水村先生。南丰人。是南丰著名文人隐士刘镗之侄。宋末元初学者、诗文家、评论家。清乾隆《南丰县志•卷三十五》鹿邑狄宗哲(鹿邑,今河南鹿邑县。顺治中为建昌推官,《大清一统志》对其评价曰:“断狱明慎,因运丁扳民作军,请厘定军册以除民病,勒石永存。”)在《水云书院记》中告诉了人们建水云书院的缘由:“今之为治者,小之桁杨,大之斤斧,二者之为道,皆所以畏之而非所以劝之。畏则强民为善而非其中所乐从,劝则令人观感油油然生其兴起之心,是其为道,非表厥宅里树之风声不可。南丰刘水村先生名埙字起潜,德行文章与(子)固颉颃,久祀学宫,而其读书之庐在学宫之左,所谓‘水云村’者,原有村舍以妥先生之灵明。正德间,流寇再焚丰邑,惟灵光之殿巍然。遂侵为公署,后又为缁洗所侵,会郡邑从诸士请重建之….前列若干楹,题曰:‘绍述麟经’,明大司寇椒邱何公当年题也,外树总门,颜曰:‘水云书院’。”

据狄氏称,刘埙读书之庐名水云村,原有精舍安放刘氏之灵,明正德间南丰遭乱被焚,仅此精舍幸存,于是借用为公署,后又被僧徒侵占。适有儒生请求重建,府县允诺。因此事牵涉侵占等案,故建昌府知府交予掌理刑名的狄宗哲办理。在官府主持下,建讲堂一所,沿袭旧名曰寿文堂,外树总门,名水云书院。重建完毕后,江西提学使特举祀典。刘凝(刘埙后人,字二至,号及斋,江西建昌府南丰县西隅人。康熙十六年府学贡生。)并请主持其事的狄宗哲撰写记文。

由此可见,水云书院不是刘埙所建,而是“后人尝即其址”,即觉得这个地方环境优美,是一个读书的好去处,再说又有刘埙先生的灵气,所以在这里建了一所学院,供后人读书。也可以说水云书院是在刘埙读书的旧址上建起来的,即“刘埙读书处所”是水云学院的前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学院由刘埙创办也无不妥。

紫阳书院。据清乾隆《南丰县志》载:紫阳书院“在县治东聚和门外,明嘉靖二十一年,邑令向缟建。崇祀朱子于其中,隆庆四年邑令金文业重建,邑人赵郡有记。万历间,邑人程三省林洪卿先后增葺之,康熙二十二年邑令郑鈛重修,今圮。”其规模为:正堂三间,两廊东西各三间,大门外左右各有房屋四间,后面还有一片园地(属儒学)。

明万历十四年《南丰县志•艺文志•文类》中有运判赵郡所作的《修紫阳书院记》,其中记叙了紫阳书院修建的缘由:“南丰故有书院在城之东隅,宋曾子固为之记,至元(1264-1294)时毁于兵燹,遗址今为民居,则书院废于丰者数百年矣。嘉靖壬寅年,金陵向侯来视县事,以东门外昭阳祠祀非其鬼,乃命撤其像为今书院。屋改故祠为堂,堂颜曰:‘崇文’,中肖朱子像,岁祀之。堂之前辟其奥为阶,东西庑斋舍外门屋跨通衢门之上,颜曰:‘紫阳书院’。”其中的“故有书院”就是指至元间(1264-1294)毁于兵火的“南丰书院”。恰巧刘埙在《水云村稿》的《重修学记》中也记载了一所毁于至元的书院:“南丰为江右文献邦郡,有学旧矣,毁于至元丙子(1276),重创乙酉(1285),距今仅三纪,岁月未大远、风霜未*逼大**也,柱石犹完牢而采雘犹章明也,吾意更百年将亦足以支柱。”这里告诉了我们“南丰书院”被毁的确切时间是“至元丙子”即1276年。《修紫阳书院记》说:“故书院”“遗址今为民居”,“以东门外昭阳祠祀非其鬼,乃命撤其像为今书院。”这样看来,紫阳书院是由祠改建的。

程山学舍。同治《南丰县志•山川志》记载:“若夫山之城中者,曰马退山,一曰龙首山,为县龙入城之首。其石坚滑却马,故名。唐县令独孤汜尝月夜偕弟及抱琴游此。后人琢石为琴形,因名琴台石。旧有超瑶台,今废。曰猴狲石,与马退石连。建龙首亭于上,曰程家山,里人谢文洊讲学处。题其门曰程山学舍,内有尊洛堂,玩占堂及石室。”

程山学舍于顺治初(1644)创建,创建者为谢文洊(1616-1682)。

从记载中可以看出,程山学舍不是一般的学堂,而是谢文洊讲学的地方,是一个研讨学问的场所,所谓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规模也较大,顾建华老师在《“程山学舍”暨其遗址探究》一文中引用彭士望的《程山学舍碑记》对程山学舍的规模作了描叙:“程山堂居城西,偏﹙扁﹚石圆砥,可坐数百许人。”可见,当年来这里与谢文洊先生探讨学问或求学的“鸿儒”应该是很多的。

谢文洊,南丰人,著名理学家。明末天下大乱时,慨然有出世的志向。39岁时在南丰县城西建程山学舍,设“尊雒堂”,有一些学术名人参与讲课,后皆折节称弟子,时称“程山学派”,被誉为“江西理学之宗”。与髻山宋之盛、翠微峰魏禧等交往甚密,并称“江西三山”。据同治《南丰县志•人物三》介绍:“谢文洊,字秋水,号约斋。明诸生。崇正(祯)己卯乡试,报罢遂弃举子业,有志圣贤之道,时阳明王氏飚流方盛,天下聪明秀杰之士多从之。文洊……一以程朱为归,体认践履三十余年,建学舍于城西之程山,颜曰尊洛堂。初与同邑邵睿明、李萼林、甘京、黄熙、曾曰都讲学其中,后皆折节称弟子。其学切近,其行忠恕,其言辞质厚中肯綮,学者无虑远近,称程山先生。而星子髻山七隐、宁都易堂九子、亦各以其学互相切劘,如宋之盛(江西星子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理学家、隐士,“江西三山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魏禧(江西宁都人、 明末清初著名的散文家,与侯朝宗、汪琬合称“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彭任(江西省宁都县人,明诸生,文学家、隐士),扁舟过从聚论尤密。南城章慥、刘良,宜黄邹明昌,新建蔡景定,南昌胡瑛日,新城吴搏,广昌黄建,崇仁陈体元辈,并信从有成,递相祖述,至今西江之学不入于岐趋者,程山力也。”

可见谢文洊不是一般的学者,他治学严谨,躬行实践,以“畏天命”为宗旨,以诚信为本,以识仁为体,以经世为要,以上承濂溪(宋理学家周敦颐)下启关、闽(“关学”是以北宋张载为首的学派,“闽学”是以南宋朱熹为首的学派,因朱熹曾侨寓并讲学于福建路的建阳而得名)为法式授徒,为人们刮目相看。其中同乡士子、友人甘京、黄熙、封睿、曾曰都、危龙光、汤其仁拜谢文洊为师,时号“程山六君子”。其祖父辈谢退思、老辈名士李淑旦、大司马汤来贺均视谢文洊为师,谢文洊固辞,他们只好将其子弟送谢文洊门下求学。康熙四年(1665)夏,谢文洊、魏禧、宋之盛在程山学舍大举讲会,广论程、朱理学,听者甚众,“四方远近之游而过云者,殆无不知有程山谢子之学。”宋之盛亦叹道:“不到程山,几乎枉过一生矣!”

嘉禾书院。据清乾隆《南丰县志•卷八•书院》载:嘉禾书院“旧以东关外资福废寺为之,乾隆十年邑令叶重熙移建城内旧公署废址,延师课生童于此。揭世纲捐助田二十一石六斗,陈命琰捐田三石六斗又续置田四石四斗又九石二斗九升零,共六十一石四斗三升零(注:原文如此,可能计算有误)。暨何怀方等捐竹山三嶂,岁收银三两以供膏火。乾隆二十八年邑令卢崧重修,因屋宇湫隘偪近城市,特创琴城书院,改嘉禾旧书院为宾馆。”

也就是说,嘉禾书院被毁之后被改为宾馆,乾隆二十八年(1763),知县卢崧因书院靠近闹市区,便与里人商议,集资将书院移建于龙首山之东的张家堡。书院改名为“琴城书院”。这座新建的书院规模比较大。 据乾隆《南丰县志》琴城书院载:“在城内张家堡,乾隆二十八年邑令卢崧捐奉一百两,邑人乐输银一万一千余两,通详督抚各宪于本年二月开工……其年竣工。计头门一进二门一进,讲堂一座,先贤祠七间,祀曾文定公、李寅清于其内,东偏斋舍六所共二十九间,前有文昌阁,临流负阁,可以远眺,后有亭。邑令卢崧额曰:‘揽胜’,莲塘二,菜圃若干,西偏山长住房五间,月池一,斋舍三所共十九间,厨房三所共八间,大小共八十余间……于次年春月告成。自为记,勒石书院之侧,又创建上谕亭及修县志。” 另有半规堂、跃龙桥、眄柯亭等附属建筑,是当时南丰最大的教育教学所在。据乾隆《南丰县志•卷九•户口》载,当时的人口妇女为27330人,男丁为19614人,合计46994人。读书的基本上是男丁,在全县19614男丁中,大部分还是居住在农村,南丰县城当时兴建规模那么大的书院,足见当时南丰读书风气之浓厚。

“道光二年(1822)知县宋应文暨绅士周祚熙集赀修葺,道光二十二年(1842)邑绅刘良驹等修复,知县朱锡钧额易‘琴城’为‘琴台’”(民国《南丰县志》卷五)。也就是说,二十年后,“琴城书院”重新修复,修复后的“琴城书院”更名为“琴台书院”。咸丰六年(1856)被毁,吴嘉宾、刘良驹略加修葺,修复后,同治三年(1864)又毁。同治十一年(1872),县令狄学耕还把左边的讲堂改为考棚,并把整个学舍进行了修缮。书院完全是为当时的科举考试服务的,光绪末年科举考试被废除之后,书院改为高等小学校。

今天南丰一中的前身即为“琴台书院”。如今的南丰一中在其学校简介中称:“江西省南丰县第一中学坐落在建于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的琴台书院旧址。”这个提法值得商榷,乾隆二十八年知县卢崧主持修建的书院那时叫“琴城书院”,只是在79年之后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才更名为“琴台书院”。

另外还有一些书院似乎不太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这些书院在古代南丰教育上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溪山精舍。建于宋政和年间(1111-1117),由曾纵和曾悟创立的。据同治《南丰县志•卷十五•古迹》载:溪山精舍,在“瑶浦,宋曾悟读书之所,中有崇文阁,藏书极富,自为记” 。曾纵即曾肇之子、曾巩之侄子,元丰七年(1087)解试,官至浙东转运使。与曾悟(曾肇之孙)二人创立溪山精舍。精舍建有崇文阁,广藏书籍。举凡经史子集、石刻、拓片等,都有收藏,非常丰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悟,他只活了三十三岁,有《溪山精舍记》传世,他不仅是曾氏子孙,还是苏辙的外孙,杨时的门下,如果生命可以长一些,曾悟也许会有更大的成就。他的死荡气回肠——靖康,北宋最耻辱的一年。金人破亳州,身为亳州士曹的曾悟被俘,他一身铁骨,抗辞谩骂,同治《南丰县志•卷十三•人物》载:“金人破亳,被执,抗辞,谩骂,众环刀剚之,尸无完肤,年三十三。妻孥同日被害。”曾悟惨死于金兵乱刀之下。他的事迹分明是曾氏宗族的教育和家风的显现。因为他的死,溪山精舍改为忠节祠,与其从兄曾怘同祀其中。

黄泥书院(生云居)。民国《南丰县志•卷三•古迹•十九》载:

生云居“在四十都古竹堡,原名黄泥寨,其上常有云气生于山巅,远观如画,清初逸叟刘逊三结庐其上,以课诸子。户外苍松翠柏环列左右,优雅绝伦。时与二三同志酌酒赋诗以自放,因名其室为生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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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泥书院)

黄泥书院为古竹刘氏族学,坐落在现白舍镇古竹村的黄泥寨上,始建于南宋刘氏迁居古竹后不久。后几经兴废,却绵延不绝,直至科举制度废除,“黄泥书院”才衰落、颓废下来。江西巡抚刘廷机褒以“墨庄裕后”,匾尚存。现在书院房舍均已倒塌,荒芜的草丛中尚存两块石匾,一为“生云居”,一为“天道酬勤”,笔力遒劲,向后人昭示着书院曾经的辉煌。先贤们在这里悬梁刺股、苦读诗书。就是在这座深山书院里,前后走出了5位进士、13位举人、21位贡元、1位武状元,据总祠堂内悬挂的《仕宦》匾额登录,村里先后有近百位刘氏族人入仕, 上至尚书、大夫,下至县丞。刘炳炎(为明末江西吉州路推官)和刘绍锦(清乾隆时任监察御史、诰授中宪大夫)就是其中的典范。

南台书院。据清乾隆三十年《南丰县志》载:南台书院“在南台山麓,明隆庆二年邑令金文业教谕王栋捐建,万历十二年署篆薛瀚重修,今废。” 明万历十四年《南丰县志•艺文志•文类》中有当时南城教谕王栋所作的《新作南台书院记》,其中说:“嘉靖戊午,余训南城,联多士为圣贤修巳之学城,密迩南丰,丰士因有来共学者。越丙寅,……丰无会学专所,欲即谋创,有志焉而未之逮也。隆庆戊辰,适邑侯金公僚友元薮黄公先后至……今年秋八月,*会集**水东南台山,山四面环合,溪且绕之,不远城闉而静无嚣。侯曰:‘美哉,是可以卜筑矣。’……始九月二十五日讫十一月二十五日,凡两阅月而落成焉。”

明朝南丰隶属南城,嘉靖戊午(1558),王栋在南城担任教谕,当时南丰县没有规模比较大的书院,有的人就到南城读书去了,到了嘉靖丙寅年(1566),他想在南丰也建一所书院,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欲即谋创,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隆庆戊辰(1568),适逢他的朋友县令金元薮来到南丰,王栋就带他去南台山考察,金元薮看了后觉得这里很美,可以在这里建一座书院。知州邓启相在其《重修儒学记》中说:“乃捐锾鸩工庀材以图,乃成”, “姑苏黄君新至,以为己任,昼夜护作庙庭门庑讲堂斋舍”,于是就组织捐钱、聚集工匠、备齐材料。这些工作完成后,姑苏司训黄公又来到南丰,他把修建南台书院当作自己的工作,日夜督促,从九月二十五日动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完工,历时两个月,效率相当高。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古代一些地方官员高度的办学责任感,也可以感受到地方士绅和民众对教育的热情。“于是弦诵洋洋士翩翩乎,有志伊学颜之风矣” (明万历十四年《南丰县志•艺文志•文类》)。从此以后,旴江南岸的南台书院里经常传来郎朗的读书声和动听的音乐声,这些学子以商汤宰相伊尹和孔子弟子颜回为榜样,形成了浓厚的读书氛围。

南台书院后多次重修。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县令郑釴送了一块匾,挂于前大门上,匾上写了“砥柱旴南”。可见,这位郑县令对书院寄予了厚望。

以上书院(舍)有的是官府办的,即今天的所谓“公办”,有的是私办公助的,有的是纯私人讲学或读书之地。它们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大,藏书也比较丰富。书院作为我国封建社会重要的教育机构,它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资助, 因而起到了代替和补充官学的重要作用。书院文化为古代南丰的教育与人才培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也为南丰深厚的文化底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史籍上对这些教育机构一般都有详细的记载。然而那些星罗棋布于南丰大街小巷的、一般在史籍中未曾记载的私塾(学堂),其实对古代南丰教育的兴盛,人才的培养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也极大地弥补了书院教育的不足,满足了下层百姓读书启蒙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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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丰县城私塾分布概况)

古代南丰兴建的书院现在基本上都荒废了,有的早已不存在,有的仅存遗址。而私塾(学堂)是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基本上与住宅连在一起,即使后来不作为读书场所,也会改作他用而不会让其废弃,因此,南丰的私塾(学堂)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它们的存在,不仅丰富了南丰古城中的建筑类型,更让南丰古城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浓厚的文化印象。

南丰私塾(学堂)在县城的分布多在西、南、东三个方向,其中又以西南方向最为集中。我们先来看看几所或规模比较大、或保存比较完整,或比较有名望的私塾(学堂)。

谦豫书舍。坐落在胜利路181号,高风巷前面一点,临街,坐北朝南。“谦豫”二字取自《易经》“谦”,卦和“豫”卦。谦,小心谨慎;豫,顺时而动。后来人们就把“谦豫”理解为谨慎从事,循规蹈矩。书舍,就是读书的地方。房屋正面貌不惊人,但是门楣上“谦豫书舍”四个刻字清晰而醒目。走进去,发现里面非常幽深,这是一个三进天井,四进厅堂的格局,左右对称,均设有二楼,精巧别致。楼下有房间十余间,两边各设一个楼梯口,均可上下楼,楼上回廊四周连通。有房屋多个小房间,一间连着一间,类似于今天的学生宿舍。不知道是先生的办公场所还是学子们的住房抑或是藏书的书房。房子的后院藏在一扇设计精巧的大门后边,十分巧妙隐蔽。目前还有人在此居住,据他们说,后面原来是个花园,种有花草树木,估计是学子们课余游玩之地。想必当年在此发蒙的少年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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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豫书舍)

选青别墅。选青别墅坐落在府官巷内,与 “大夫第”“太守第”“二铭轩”“分转第”共同构成了府官巷里的一个建筑群落。为清道光年间进士张希京在广东任职期间,在家乡修建的。“选青”这一典故来自后汉张衡所作《二京赋》,当时有名望人士阅读时均以朱笔圈点,世人誉为“以青钱选文章”之意。其实也就是张家人读书的地方,属于家族私塾。“选青别墅”面积比较小,坐北朝南,一进天井一进厅堂,环境十分幽雅。“选青别墅”对面的“二铭轩”,中有一园,名为“藏春”,据主人说也是张家人读书的地方。从“二铭轩”再往前一直到靠近城墙的地方,又有一大宅,其规模略逊于大夫第,大门靠右有一学堂,名为“六有居”,门楣上的字在“*革文**”因破“四旧”被凿掉了。据主人说,“选青别墅”“藏春”和“六有居”是当年张希京三兄弟的子女等人读书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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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青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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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春”和“六有居”)

述古山房。位于三忠祠直钟巷最底端,有“紫金第”之称的彭家大屋,大约建于清同治、咸丰年间。一进大门靠右即“述古山房”。靠左是一个园子,里面不仅栽了花草树木,还建有一个戏台。往前走一点再往左一拐,迎面又有一座建筑,名为“芸晖”。从其建筑结构布局来看,这是一个很完备的读书学习场所。有学堂——述古山房,有藏书的地方——芸晖,有嬉戏娱乐的地方——园子。这也是一座家庭私塾,房屋的主人在设计建造“紫金第”时考虑得十分周到,而且为小孩的学习和活动留有很大的空间,除了园子外,“述古山房”外面就是一个不小的操场,“芸晖”前面也有一个比“述古山房”前操场略小点的操场,这里还建有水池和花架。足见主人对后代子孙教育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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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古山房”和“芸晖”)

学种山房。位于旴江东路,老城关镇(现耶稣堂)斜对面,清末民初著名画家汤夑的祖屋右侧。祖屋为明代建筑,内有一学堂。“学种山房”建于祖屋右侧,为清代建筑。汤夑的故居在胜利路(西门)289号,为明代建筑,三厢进,占地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老屋正前面有庭院照壁,右侧有学堂。“学种山房”有三个门,朝东的门是一个石块砌成的大圆门,门顶的石匾上书有“胜景中有自然清气”,朝北方向的门是一拱顶石门,其上石匾书有“学种山房”,人们一般从此门进出,朝南方向也是一拱顶石门,其上石匾书有“种松旧圃”。门顶石匾上的字在“*革文**”中被当作“四旧”铲除了,是汤先诚老先生(汤燮的后人)告诉我们的。这个学堂不大,但十分精致。屋内南北各一间房,两间房中间是一个厅堂,厅堂正对面就是圆门,走出圆门就是一个小院子。学生们平时在厅堂听私塾先生授课、背书,休息时便到院子里玩耍。虽然是私家学堂,但附近的少儿也会到这里来读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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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夑祖屋边上的“学种山房)

南丰县大大小小的私塾(学堂)有好几十所。除了以上比较显眼、品相也比较好的几所以外,还有更多的私塾(学堂)是藏在深闺人未识。我们先看看那些还保留有名称的学堂。

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学堂有:西门小太史巷的“求自怡斋”,摆布巷的“崇朴”,三忠祠周家巷的“惜阴”和“啸月山房”,北门灯楼前的“怡园”,下水关(旴江东路)桥下袁家巷的“静境”等。有一些学堂的名称看起来很雅、很深奥。比如人民路攀桂坊的“式穀佀㞢”(“佀”为“似”的异体字,“㞢”为“之”的古体字),出自《诗经•小雅•小宛》。《诗经•小雅•小宛》有曰:“教诲尔子,式谷似之”。意思是你们有儿我教育,继承祖先好风采。看不出这是个私塾学堂吧?其对面有一所 “棣华书屋”, “棣华”也是有出处的。《诗•小雅•棠棣》有曰: “棠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意思为棠棣花开朵朵,花儿光灿鲜明。凡今天下之人,莫如兄弟更亲。看样子是家里为兄弟平时看书而准备的,希望兄弟既要努力读书,又要和睦相处。既重视智商,又不忽视情商,古人确实有远见。现在好像它们的位置是在攀桂坊,其实古时这个地方属于东隅“棣华坊”。再如桥下袁家巷的“藜青别墅”。“藜青”出自《幼学琼林》中的“太乙藜辉”故事。讲的是汉代刘向元宵节时一人在天禄阁校书,有一个黄衣老人进来吹燃拐杖为其照明,自称是太乙星的精魂。后指夜读照明的灯烛,借指苦读之事。甚至还有一所名称很现代的学堂,叫作“活泼泼地书屋”,为明代南丰有业绩的官宦邹瀚家所有,在县城西隅,他为自己的书屋写了一首诗:“几上琴书阶下兰,窗前云水画圆看,月明时弄梅花笛,潮落半江春水寒。晓烟漠漠板桥西,隔岸芦花野径迷。三丈日高慵未起,枕边犹听鹧鸪啼。抛卷持竿坐钓矶,蜻蜓点水燕双飞。香焚迷迭琴调轸,弹向青山无是非。残山剩水子云居,此日风流得自如。一卷一琴一竿竹,夜灯红烛课儿书。”看样子邹瀚是个性情中人,估计他是在解甲归田之后不问世事,一边过着清闲自在的生活,一边专心辅导儿子读书。

那些门额上的字在“*革文**”时被铲除或用石灰涂掉了的或没有命名的学堂那就更多了。比如西门大太史巷的黄家大屋里的私塾,横钟巷饶家祠堂旁边的学堂、直钟巷中段的学堂、上水关(旴江西路)“秋雨名家”对面的曾家大屋边上的家庭学堂、三忠祠老城关镇后面的学堂、大门在望仙桥、后门在灯楼前的一个比较大的学堂、东门五帝巷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刘家老屋(又称“刘家大夫第”)内设的私塾学堂,东门近200米长祝家巷内就有学堂五、六处。

散落于乡村的学堂数量不少,这里仅举几例。如瑶浦村“岳家大屋”右侧的学堂;洽湾古镇胡家祠堂对面的“贵溪学校”;石耳岗村姚家大屋右侧的学堂。民国《南丰县志》中记载的一些私塾(学堂)如七都(现莱溪杨梅坑一带)清封位斋读书授学的“茗柯山房”;位于四十九都(现白舍镇上甘坊)的“弧山书舍”,建于甘坊村西边弧山上,为明成化年间孝廉甘祥授业讲学读书之所;还有一所“情田精舍”,地址不详,为清康熙中汤倓(县志记载的名臣)、李凤、汤俨、李灏、汪世麟等八人会课(文人结社,定期*会集**,研习功课,传观所作文字,谓之“会课”)之地等等。

分布于南丰城里城外的这些私塾(学堂)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这些私塾(学堂),有的还有实迹可考,有的虽无实迹但有史可查,而更多的是既无实迹也无史可考。它们当中,有的是“义塾”——公益性的,面向清贫家庭的子弟;有的是“族塾”——属于宗族内部办学,往往设在宗祠内,招收本族子弟就读;有的是“家塾”——富家大户聘请名师宿儒在家专门教授自己的子女;也有的是“自设馆”——塾师自行设馆招生,不拘姓氏。就是这些私塾(学堂),对书院教育起到了极大的补充作用,从而与书院教育一起共同构成了古代南丰庞大的教育网络。

从以上古代南丰教育的结构和各类教学机构的分布情况来看,自宋代以来,南丰的教育结构在不断完善,教学网点在不断扩大,虽然有些阶段受自然和人为影响,一些教育机构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但在当地热心人士在支持下,很快又得到了恢复。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南丰地方政府和士绅对办教育都比较热心,民众也很重视对子女的培养。在这种氛围下,自宋代以来,南丰“代有才人出”,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化名人。民国《南丰县志》中对这些人做了比较详细的分类记载,如“名臣:曾致尧、曾巩、曾肇、朱京、赵崇嶓、陈宗礼(宋)、李万实、赵师圣(明)、汤倓、李湖、谭尚忠、刘烒、刘斯嵋、刘衡(清);理学:黄文晟、曾季貍、刘思忠、江聂(宋)、李经纶、赵郡(明)、谢文洊(清);儒林:邱税、曾恬、曾极、邓沅、朱嘉言、曾唯(宋)、刘埙、彭埜(元)、赵宜文、刘仲哲、李衡、李端、曾猷、刘珍、汤良佐、邵栋、黄文经、崔德新、黄文海、李名芳、汤来贺、傅与、邵睿明、李萼林、黄熙、甘京、曾曰都、曾曰俞、赵希陆、李瀚、彭期、曾鸿麟、赵希、邹照、汤广渊、吴嘉宾、张效京、刘痒、吴嘉善、刘孚京(明);宦业:邓希颜、蔡充、蔡冠卿、曾痒、曾布、朱彦、朱褒、朱襄、符授、符行中、黄文昌、曾炎、游少游、赵师峤、曾造、赵伯靖、朱梦吉、赵崇侯、何坦、李万、赵与植、陈尧举、谢师圣、彭履道(宋)、曾冲子、傅荣可(元)、庐何生、陈立、侯炯、庐秉安、邹瀚、上官廉、谭青、刘本、赵济、甘霖、曾贯、赵礼、李立等58人(明);汤民贞、徐珏、刘斯裕、包发鵷等140人(清);忠义:曾怘、曾悟等宋明时期共32人;另外还有“文苑”“武略”方面的人物凡307人。真可谓文韬武略、人才济济。难怪知州邓启相在其《重修儒学记》会赞叹南丰人才辈出:“吾丰据江藩上游,山水环汇,代有显人,当宋时有曾子固出。以六经之文鸣天下,江汉星斗百代瞻仰,其文章气节簪缨蝉联照灼邑中不可胜数云” (明万历十四年《南丰县志•艺文志•文类》)。 刘埙也在他的《水云村藁》第一句就称:“南丰为江右文献邦郡”。南丰确实可称江右人文之渊薮,说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似不为过。

我们应该为古代南丰教育的繁荣感到骄傲,我们更应该为古代南丰教育培养出来的大量各类人才感到自豪。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南丰的书院和私塾(学堂)早已湮没在坊间巷陌之中。可喜的是,不管时光如何流转,不管时代怎么变迁,崇文好学的风气却一直在延续,

有一种东西一直在一代又一代的南丰人身上不断地传承着,那就曾巩的读书精神。相比古代的南丰教育,今天南丰的教育不论是教育结构、教育规模还是教育设施和教育资源等都完善得多、丰富得多,从南丰走出去的莘莘学子已经在全国各地施展他们的才华,他们在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为家乡人民带来了荣耀,促进了南丰经济社会的发展。一千多年前,曾巩的父亲曾易占在其《南丰兴学记》中说:“古乡*党**学校,少长为位以萃居,教用六德行艺,节用五礼六乐纠非,八刑论用其乡*党**蓋本之导民成化,故其士之人,入朝在乡居家,皆就法度,而莫为非,此古之所以为治而传于子孙不殆也”。教育不仅是修身齐家的个人行为,更是治国平天下的国家大事,如果能站在国家和社会层面的高度去认识和发展南丰教育,南丰的教育一定会有着更加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