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美国二十年，进行了以航空科学为主的内容广泛的学习和研究，在空气动力学和超音速飞行方面成就卓著，享有盛誉。二次大战末期，美国军方授他以上校军衔，参加一个考察团去考察纳粹德国的导弹技术。美国空军曾高度赞扬钱学森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钱学森就筹划回到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但在麦卡锡主义横行的美国，他的回归横遭阻难，并遭到逮捕，拘留和严密监视。一位美国海军次长曾说：钱学森“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

钱学森为回归祖国坚持斗争了五年。直到1955年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中，周总理亲自关心过问，钱学森才终于回到祖国。五十年代末，周总理曾经说过，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但是，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就是这一件事情，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是有价值的。

1955年10月1日的清晨，在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上，十艘巨大的轮船正迎着风浪开往香港。

一位世界闻名的中国科学家迈着稳健的步伐跨出客舱，踏上甲板。阵阵海风，不时掠过他那宽大的前额。眺望着水天一色的远方，他屈指一算，已经在海上行进了十五天。当他想到大洋彼岸就是亲爱的祖国，他多么希望脚下不是轮船的甲板，而是火箭的舱壁，那将会千百倍地缩短这次归来的旅程时间!

这位在异国它乡饱尝辛酸而对新中国无限向往的人，就是钱学森。

此时此刻，钱学森已经在思考着一个问题：怎样为充满光明的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再过一会儿，船上的中国人就要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周年庆祝会了，他还要发言倾诉他的这一往深情呢……

1956年2月1日，毛*东泽**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参加政协会议的全体人员时与钱学森亲切交谈

拜冯·卡门为师

1936年初秋的一天，获得硕士学位的钱学森刚刚结束了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习，兴致勃勃地来到洛杉矶市郊的帕萨迪那。

钱学森是慕名而来的。因为，空落在这里的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有一位久负盛名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卡门当时是研究航空科学的顶尖人物，后来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他是一个性格丰富多彩的匈牙利犹太人，1934年定居美国。钱学森来到卡门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向卡门征求有关攻读博士学位的意见。卡门当即建议钱学森转到加州理工学院来继续深造。钱学森接受了这个建议，成为卡门领导的古根罕姆航空实验室的一名研究生，在卡门指导下写有关高速空气动力学方面的博士论文。从此，他们开始建立了师生关系，并共同合作在人类喷气推进技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冯·卡门经常约请钱学森一同攻克一些数学难题。在许多数学问题上，师生二人共同工作。卡门十分惊奇地发现，钱学森非常富有想象力，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能成功地把它与准确洞察自然现象中物理图象的非凡能力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青年学生，钱学森帮助卡门提炼了卡门自己的某些思想，使一些很艰深的命题变得豁然开朗。这种天资是卡门很少遇到的。从惊奇到赞赏，卡门与钱学森很快成了亲密的合作者。

在整个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园里，钱学森也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

一次，卓越理论家、物理系教授保罗·爱泼斯坦遇到了卡门，深表赞许地说：“你的学生钱学森在我的一个班上。他才气横溢。”

“是的，他极优秀。”冯·卡门回答说。

“请你告诉我，”爱泼斯坦教授眨了眨眼，诙谐地问:“你是否觉得他有犹太血统?”

冯·卡门没有回答。他耸耸肩，莞尔一笑。大概，爱泼斯坦以为具有犹太血统的人是很聪明的。世界上不少知名的科学家，确实是犹太人或具有犹太血统的人，诸如大家熟知的爱因斯坦，等等。但是，冯·卡门却不以为然，他有一句常常挂在嘴边上的话，他认为：“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有两个，一个是匈牙利，另一个就是中国。”这反映了卡门对于自己出生的祖国的热爱，而钱学森的天才和成就则是使卡门作出此种论断的证据之一。

学习和研究工作是非常紧张的。钱学森首先感到自己的基础知识还不够充实。1929年，他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学习铁道工程一机械工程专业。那时候，交大课程是以美国工科高等学校为楷模设置的，基础课的内容比较贫乏：数学只学到高等微积分、常微分初步；物理课没有原子物理、量子力学；化学课没有分子结构等。1934年钱学森考取清华大学第二届留美公费生，专业是“航空门”。自从1935年夏来到美国学习，他逐渐感到需要充实基础知识，特别是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搞高速飞行问题研究时，矛盾就更加突出了。钱学森下定决心，一定要补上欠缺的知识。他如饥似渴地去研究现代数学、偏微分方程、积分方程、原子物理、量子力学，统汁力学、相对论、分子结构、量子化学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理论。

开始研究空气动力学的时候，钱学森遍阅各国有关空气动力学的文献，力求掌握这门科学的全貌。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样苦战三年以后，钱学森不仅掌握了这门科学的根本，而且已经站到了这门学科的最前沿，为攀登新的科学高峰作好了准备。虽然看上去花了较多的时间，他认为是很值得的。因为有了这种重点突破，以后就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新的研究工作需用的时间就不多了。1939年他研究航空结构，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钱学森曾经把这种科学研究方法称之为“三年出货”。他说:“有些 年青人觉得三年出货太慢，很着急。可是，撒研究工作性急是不行的。基础打得不牢，总是要吃亏的，一定要先积下足够的老本。”

在冯·卡门的具体指导下,钱学森的学习和研究进展顺利，他的创造才能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卡门每周主持举办一次发扬学术民主的研究例会，定名为“每周航空研究班讨论会”。所有从事研究的教授、访问学者、得过博士学位的人和学生，都被要求说明进展情况。同时，大家制定计划，分配设备和使用的时间，确定出版计划。无论是讨论还是做研究报告，会场上的争论常常是很激烈的。卡门和大家一起吵，吵完后，静下来，他再作总结。如果卡门错了，他就主动向大家承认。有一次，钱学森作完报告后，一位老先生对之发表了一通议论。钱学森听完后站起来慷慨陈词，指出这位长者的论点错误，会场上一时有点尴尬，而卡门却咯咯地笑个不停。过后，卡门告诉钱学森:“你知道刚才给你提意见的是谁?他是当代力学权威冯·米塞斯。”

在这个实验室内的所有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拘礼仪、融洽和谐的合作关系。上课时从不点名，老师鼓励学生随时提问，可以打断老师的讲话而不损师长尊严。当然，卡门对于学生的要求是认真严格的，经常亲自主持口试，毫不含糊。但最后记分却总是宽大的。在这种气氛下，钱学森心情舒畅，不停地在科学的前沿上拚搏，攻下了一个个难关。卡门倡导的学风给钱学森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乃至于潜移默化，这对形成钱学森后来的严密的学风及细致的工作作风有很大影响。

在火箭小组

在钱学森来到加州理工学院不久后的一天，有三个年轻人来到了卡门的办公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要求卡门帮助他们建造火箭。

火箭，在今天来说，已是很普通约东西。但是在三十年代末期，火箭技术还处于摸索阶段。卡门立即被这几个年轻人的大胆设想所吸引,当天晚上就决定，同意这些年轻人在业余时间使用航空实验室从事火箭研究。还答应做他们的顾问，必要时协助他们。

三个年轻人中，一位名叫马利纳，是卡门措导的研究生。另外两个叫帕森的是位自学成才的化学家，福尔曼是个机械师。很快，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钱学森和攻读硕士学位的史密斯也参加了火箭研究工作。五个人组成一个研究火箭小组，名曰“火箭俱乐部”。

1937年4月，马利纳在古根罕姆航空实验室的研究会上，报告了他们五个人的第一年工作情况。内容有钱学森进行的火箭发动机喷管扩散角对推力影响的计算，马利纳对火箭发动机一些试验结果的分析，等等。钱学森和马利纳的分析结果，后来于1940年公开发表在《富兰克林学会会刊》上。

火箭小组的试验工作，最初是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古根罕姆大楼里。当小组试验肘，发动机点火不良，使整个楼房充满了有味气体，并给楼内留下了一层灰尘，还发生过两次爆炸。由于试验有危险，学院的一些学生把火箭小组叫做“自杀俱乐部”。

随着试验次数越来越多，危险程度越来越大，嘈杂之声搅乱了宁静的校园，意外爆炸惊吓了许多师生。于是，学校的执行委员会主席、白发苍苍的罗伯特·米利根不得不通知冯·卡门，“勒令”停止试验活动。当卡门把这个决定告诉火箭小组的成员时，钱学森愤愤地说：“岂有此理!这简直是练习歌唱不准人开口嘛!”

不过，他们很快在冯·卡门的带领下，在帕萨迪那西边的阿洛约赛克找到了一块地方。理论研究在安静的校园里做，而在这里竖起试验台发射火箭，只有野兔才会受到惊吓。这是1938年。

从1938年冬到1939年，火箭小组的成员开始分散。一些人直接去参加战争，另外一些人间接地参加了战争——从事有关的科学研究工作。钱学森在结束了三年的研究工作而取得博土学位后，留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他从卡门的得意门生进而成为亲密的同事，声望仅在卡门之下。当卡门把创造性的发明运用在航空科学的每个方面时，钱学森是一位不可缺少的合作者和顾问。

1943年，美国军方经过慎重的选择之后，委托钱学森进行重大的军事研究。此时，马利纳请钱学森帮助，一起研究用火箭发动机推进导弹的可能性。他们在1943年11月提出了一份名为《远程火箭的评论和初步分析》的研究报告，报告中提出了三种火箭导弹的设计思想。

冯·卡门在同钱学森、马利纳讨论了这份报告后，决定附上自己的一份备忘录，一并送交军方，建议着手这项发展计划。对此，军械署不仅表示兴趣而且希望加州理工学院着手更广泛的研究计划。

1944年2月28日，冯·卡门把拟制的新计划交付陆军军械署的技术部。这个计划被完整地接受下来。为了执行这个计划，钱学森不断来往于五角大楼和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实验室。

钱学森意识到导弹日益增长着的重要性，向卡门建议，在美国设立一个可以称之为“喷气式*器武**部”的新机构，在那里应能集中力量研制导弹。他指出，这里的技术同操作其它类型*器武**所要求的技术完全不同，必须委托给军事部门的一个新团体，要用新的军事思想和思想方法去进行研究。他还建议成立一个学会来促进喷气推进技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空军曾高度赞扬饯学森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卡门—钱公式

在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中，冯·卡门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与钱学森共同署名的。他们还共同创造了著名的“卡门—钱公式”。

“卡门一钱公式”全称为“卡门—钱学森公式”，又称“卡门—钱学森法”。这是由冯·卡门提出的命题，而由钱学森做出结果。这个公式第一次发现了在可压缩的气流中机翼在亚音速飞行时的压强和速度之间的定量关系。

通俗地说，当飞机的速度接近音速(音速为每秒三百四十米)时，空气的可压缩性对机翼和机身的升力有重大影响。这个公式准确地表达了这种量的关系，并且为实验所完全证明。

不久，全世界的空气动力学家都认识到，这是空气动力学中的一个重大成果。今天，几乎每个从事空气动力学研究的人都熟知它。与卡门同时授业于普朗特的德国著名空气动力学家柯·奥斯瓦梯许，在1952年出版的《气体动力学》一书中，专门用一节介绍了这一公式。日本科学家河村龙马在《可压缩流动理论》一书中，尤为详细地阐述了这一公式的科学意义。冯·卡门在他1954年出版的《空气动力学发展》一书中，曾具体阐述了这一公式的由来和意义。

冯·卡门逝世后，比利时的冯·卡门流体力学研究院在以加布里埃尔教授为首的编辑委员会领导下，对其著作进行了整理，分五集出版。第五集的附录中列出了冯·卡门与钱学森合作发表的著述目录。这一目录包括了1938年—1945年他们合著的八篇科学论文(其中一篇，合作者还有马利纳、索姆兹尔德）。这些论文表明，钱学森和冯·卡门在这一时期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付出了十分巨大的劳动。他们合作完成的科学成果，对人类飞行事业的进步迄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科学论文不同于其它类型的著作。对此，钱学森有过明确而通俗的阐述。他在1962年北京力学学会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说：“发表一篇科学论文，大家所能看到的内容，只是作者科学工作中‘搞对’的那一小部分，而错的部分以及从错到对的过程，都不能写到论文里去。往往以论文形式发表出来的这一部分正确的东西，只是作者对这个问题全部科学研究工作量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其它十分之九或百分之九十九的曲折和错误，都只记在他自己的笔记本里，锁在抽屜里。因此，每一项科学研究成果，写出来清清楚楚，看起来头头是道，都是经过了大量劳动的结晶，来之不易。我自己过去发表过一篇关于薄壳方面的论文，只几十页，可是反复演算报废的却有七百多页。所以说，拿出来看得见的成果，只是象一座宝塔的塔尖。”

到德国考察

1945年，冯·卡门受聘担任了美国空军顾问团团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顾问团对希特勒火箭技术发展情况进行了考察，导致了在美国建立阿诺德工程中心。

阿诺德将军是美国*用军**航空公司的首脑兼空军司令。1944年6月，冯·卡门由于肠癌动了大手术，正在纽约休养。一天，阿诺德将军打电话约冯·卡门去机场商谈，他们是在将军的私人小汽车里秘密会见的。阿诺德表示，他非常关心今后的美国空军建设。他要求卡门立即组织一批专家，制定今后二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空军发展计划。

阿诺德的打算，正中冯·卡门的下怀。他不久便组织了一个由三十六个专家组成的科学顾问组，其中有在最前沿工作着的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雷达专家、电视显像管的发明人，以及空军技术顾问等等。卡门向钱学森发出了热情的邀请，理由是：“钱学森作为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的元老，曾在二次大战期间对美国的火箭研究作出过重大贡献。”于是，钱学森成为空军科学顾问团的成员之一，并担任要职。

正当顾问团忙于制订发展计划的时候，二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阿诺德将军意识到赶紧把德国的先进科学成果和技术专家接收过来，是发展美国空间*器武**一条可取的捷径。卡门被军方授予少将军衔，并率领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一批技术专家，乘坐C-54型飞机，来到了硝烟弥漫的德国。为参与这次考察，钱学森被美国军方授予上校军衔。

钱学森与冯·卡门一行考察了不伦瑞克附近隐蔽在一片松林中的一个德国空军的秘密研究所，那是纳粹头子戈林直接领导的。这个由五十六幢建筑组成的研究机构，设有研究导弹、飞机引擎的成套仪器设备。大战期间有成千的人们在这里工作。写出的秘密研究报告就有三百万份，重达一千五百吨。

冯·卡门率领着考察团详细地察看了这里的研究设备，分析了技术成果，并且审讯了包括卡门的老师路德维格·普朗特在内的有关研究人员。

接着，他们又前往哥廷根、亚琛和慕尼黑等地作了调查。德国设在佩内明德的v-2火箭基地，当时已被苏军解放，因而考察团未能到那里去。然而，火箭基地的四百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已经逃到了慕尼黑，考察团对这些人进行了审讯。

通过审讯，考察团获悉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虽然当时的v-2火箭只有二百英里的射程，但德国已经在着手研制一种可达到美国纽约的三千英里射程的火箭。这一系列考察探清了德国的火箭导弹技术已经赶在了美国的前面。

值得提到的是，钱学森与他的老师卡门一起，在哥廷根审讯了为纳粹德国工作的普朗特。普朗特是卡门的老师，他是世界公认的近代流体力学奠基人，被誉为“空气动力学之父”。考察团对他的这次审问，是他们三代师生的一次特别时刻的见面。晋朗特在受审问之后，曾经向他收的第一个女研究生陆士嘉(现任北京航空学院教授)谈到：“你们的钱也来了。”

钱学森此行开阔了眼界和思路。他对于到德国考察作了十分精彩的报告，获得了当时的美国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的通令嘉奖。

归去来

1947年2月，经冯·卡门推荐，三十六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一位正教授——终身教授。

此时，钱学森已经是一位从事火箭研究卓有成就的专家，他的工作大大促进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喷气推进科学的发展。

正当他向更新的高度进军时，收到了寄自祖国的一封家书。这是年迈体骑的父亲在思念远方的游子。

钱学森告诉卡门说，母亲早已故去，家中只有老父亲一人，他决定要回家去探望。这是他到美国十二年第一次归去。

几个月之后，钱学森从中国给冯·卡门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钱学森怀着沉重的心情，真实地向卡门讲述了他所看到的祖国在国民*党***动反**派统治下的无比黑暗。信的末尾，钱学森告诉卡门，他已经和一位名叫蒋英的姑娘在上海结婚。

蒋英是中国早期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字方震)的三女儿。蒋、钱两家关系甚密，钱学森之父钱均夫早年在杭州求是书院(今浙江大学的前身)学习时，与蒋百里同窗并结为好友。蒋英小时候常到钱学森家中玩，两人早已互相熟识。以后，蒋英到德国去学习音乐，成为一位歌唱家。钱学森回国探亲时，恰巧蒋英也从国外归来。二人重逢，结了良缘。

多灾多难的祖国虽然辽阔，当时却没有正直的科学家立身之地。这次回国，钱学森遇到了曾经和他一起在美国留学的植物学家殷宏章，了解到殷宏章连起码的科学研究也无法进行的苦闷情形。他还陆续见到了一些老同学、老同事，他们的境遇比殷宏章还不如。这些目睹耳闻，使钱学森深深感到，在旧中国，科学是*动反**统治的点缀品，科学家则是洋大人门下的清客。好的时候，也不过得些冷饭残羹，弄得你活不成死不了。于是，他不肯接受上海交大等一些院校的任职邀请，决心再到美国去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随后，蒋英也到了美国。

诚然，钱学森这次重来美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学者的目光局限，使他不能充分估计形势的发展，不能认清祖国就要天亮了。但是，钱学森的心是向着祖国的。他虽然又来到了美国，但冯·卡门以及其他同事很快发现，钱学森夫妇并不象许多人那样注意攒钱，看来没有长期居住的打算。他只是埋头工作和研究。夜晚，他的书房亮着灯光时，几乎不接待任何来客。

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两年之后，钱学森于1949年9月又回到了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喷气推进课程和对新的推进技术进行研究。他对于发展核能发动机的可能性深感兴趣，打算在这里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实际上，他在这一年已经写出第一篇关于核火箭技术的出色论文，数十年后仍被公认是这个领域中一篇经典性名著。

此时，祖国黎明的曙光已经升起。1949年的中秋节之夜，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门对面一个街心花园里，钱学森夫妇和庄丰干、罗佩霖等十几位中国留学生共同欢度祖国的传统佳节。

年年中秋，今又中秋。然而，这个中秋节是在新中国诞生之后的第六天(10月6日)到来的。此时此地，钱学森和大家一起尽兴欢叙，表达对祖国的一往深情。不久后，他就谋划着早日归回祖国。

西北交通大学教授罗时钧当时正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由钱学森指导作博士论文，每局都要去钱学森的办公室答疑。答疑中，有时钱学森和他谈起祖国已经解放了，国家急需建设人才，我们要赶快把学到的知识用到祖国的建设中去。在钱学森的影响下，罗时钧的学业还没有结束，就准备提前回国了。许多在美国留学或工作的中国人，那时候尽管对新中国了解甚少，但当他们得知在美国有优厚待遇和一定地位的钱学森已经准备回国时，也纷纷决定抛弃在这里的一切，早日回到祖国去服务。

正当钱学森和大家准备回国，焦急地期待着1950年夏季到来——一个学年结束，可以辞退工作的时候，朝鲜大地燃起了战争的烽火。而作为挑起这场战争的美国，正掀起一股疯狂*共反**的政治逆流。这股逆流横阻在钱学森的归途上。

身陷囹圄

1950年2月，美国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宣称说，从一个俱乐部里，他掌握了一份在*家部国门**里工作的二百零五名*产党共**人名单。由此开始，以麦卡锡为首的狂热*共反**分子，对许多无辜的美国人和在美的外国人展开了追查和*害迫**。

加州理工学院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注意。凡是于1936年至1939年期间在这里生活过的人，都有被视为四十年代中不可靠分子的危险。钱学森和他的火箭小组的朋友们开始受到不断的追查。当联邦调查局搜查校园时，钱学森遭到了无理询问。后来又要他揭发一个名叫西德尼·槐因包姆的化学研究员是*产党共**员，钱学森毫不犹豫地当即加以拒绝。

事情还在发展中，1950年7月，军事部门吊销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这使钱学森根本无法继续进行喷气推进的研究。于是，钱学森决定不再等待暑假的到来，立即动身回到祖国去。

钱学森首先前往华盛顿，来到丹尼尔·金波尔所在的五角大楼办公室。金波尔作为海军次长，对钱学森在喷气中心承担的研究计划负责。钱学森将目前的工作状况告诉金波尔后，严肃声明：“有鉴于此，我已经准备动身回国了。”

金波尔听了这个消息，大吃一惊。钱学森刚一离开办公室，他立即拨通电话，向移民局通知了有关情况，并恶狠狠地说：“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

1950年8月23日的午夜，钱学森一家乘飞机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刚一走下飞机，移民局的一个官员迎了上去，交给钱学森一份所谓文件。文件说，根据法律，钱学森不能离开美国。本来，钱学森是准备在这里搭乘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飞机离开美国的。他的行李也已经装上驳船，将由8月29月从这里开往香港的美国“威尔逊总统号”启运回国。

钱学森在这种无端的*害迫**下，只得把飞机票退了，又回到加州理工学院。联邦调查局派人继续监视他的全家和跟踪他的所有行动。

与此同时，美国海关非法扣留了钱学森的全部行李。当发现行李中的板条箱里满满地装了八百多公斤书籍和笔记本时，便硬说其中藏有很大的机密，声称“这个狡猾的中国人的全部活动证明他是毛的间谍。”于是，美国的一些造谣工具向全世界发布新闻说：一名“*产党共**间谍”企图携带机密文件离开这个国家。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检查之后，这帮家伙一无所获。然而，他们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9月9日钱学森突然被联邦调查局逮捕，送到了移民局的拘留所内。而那条“莫须有”的罪名，还是“企图运输机密的科学文件回国”，并声称要将他驱逐出境。

钱学森被捕后，关押在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中。一看守人员把他当作一个囚犯，每天折磨他，不许他和任何人谈话，每天晚上隔十分钟跑进室内看他一次，开一次电灯，看看他在做什么，使他无法休息。因为受到种种折磨，他的体重在短短的十四、五天内减轻了三十磅!

当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以及各方面人士听到钱学森被捕的消息后，立即向移民局提出抗议。杜布里奇院长亲往华盛顿向有关方面要求释放，并由钱学森在学院的朋友们征集了一万五千美元作为保释金。移民局迫于压力，释放了钱学森。

事情并没有结束。在这个所谓“自由世界”里，钱学森如同被软禁一般，行动处处受到限制和监视，并且明确规定他的活动范围不允许超出洛杉矶。以埃德加·胡佛为首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人员在监视钱学森时，经常闯进他的办公室和住宅。他的信件和电话也都受到严密的检查。钱学森的朋友或同事们，有的因为给他去了一次电话，便受到联邦调查局无休止的盘问。

在以后的整整五年，钱学森为了减少朋友们的麻烦，深居简出，使自己经常处在和朋友们隔绝的境地。

但是，钱学森并没有屈服。他以各种方式表示抗议和斗争。在释放后，钱学森不断地向移民局提出要求，表示坚决离开美国。每当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来到钱学森的办公室时，他都对他们严加训斥，质问，一直到把他们撵出屋子。

在那漫长的黑暗日子里，钱学森一家受了无数的折磨，没有一天不在盼望着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蒋英在回国后谈到自己和全家那个时期的生活情况时说：“这几年的生活里，精神上是很紧张的，为了不使钱先生和孩子们发生意外，也不敢雇用保姆，一切家庭事务，包括照料孩子、买菜烧饭，都不得不由我自己来动手。那时候，完全没有条件考虑自己在音乐方面的钻研了。只是为了不致荒废所学，仍然在家里坚持声乐方面的锻炼而已。……那几年，我们家里天天摆好了三只轻便的小箱子，准备随时可以搭飞机动身回国。”

斗争是艰苦的，然而并不孤立。钱学森不断得到来自祖国和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和声援，他深信，社会主义祖国是他坚强可靠的后盾，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工程控制论》

钱学森被释放后，杜布里奇马上恢复了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职务。热爱和献身科学的钱学森，不顾身受严密监视，行动不得自由的困难处境，在继续任教的同时，开创性地进行了“工程控制论”方面的研究工作。

他所著《工程控制论》第一版，是用英文写的，三十余万言，1954年在美国发表。对于写作这本书，钱学森曾经说过一句十分精彩的双关语：“那本书是给美国人看的。”其中包含这样的用意，让美国*动反**势力看到他改变了科学研究的方向，以利于消除他返回祖国的障碍。

工程控制论是关于工程技术里各个系统自动控制和自动调节的理论。在钱学森之前，曾经有些工程师和数学家研究过这个理论，但是他们的研究工作都有局限性：工程气偏重解决手头的问题，不注重理论的概括；数学家偏重于理论分析，不善于解决实际问题。钱学森三研究过程中，把这两方面的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全面论述，不但为这个新技术奠定了基础，而且开拓了今后的研究方向。

正是由于这门科学的重要意义，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一书先后于1956年、1957年、1958年出版了俄文版、德文版和中文版。1979年，钱学森和他的学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宋健又共同完成了它的修订本。直到今天，这部著作还受到中外科学家的推崇。1980年，美国哈佛大学自动控制教授何毓琦访华时，对我国航天工业部高级工程师于景元说：“钱先生的《工程控制论》一书在美国出版后，美国人在四五年内读不懂。”这自然不是美国人读英文有困难，而是钱学森的科学思想大大超过了他所处的时代。

自从到美国研究空气动力学开始，到出版《工程控制论》一书，钱学森已经多次变换研究的课题。他研究的学科虽然复杂，但是有一个东西可以把它们贯穿起来，那就是：他的研究工作都没有离开“为工程技术服务的理论科学”这个大范围。它们都是为提高生产力所必需的，而且是当时一门一门发展过来的最新的学问。他研究这些东西的动机之一，是用行动证明帝国主义者认为中国人搞工程技术不行的看法是错误的。

大洋千万里，隔不断钱学森的赤子之心。在欲归不得的日日夜夜里，他更加关心祖国的建设事业。

1954年9月初的一天，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郑哲敏(现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来到钱学森的家里。他准备返回祖国去了，特意前来向老师辞别。钱学森特别嘱咐郑哲敏：你回国后，要宣传两件事情。一是运筹学，希望你和钱伟长(清华大学教授)说一说。美国也刚刚开始研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如何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计划性方面，运筹学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二是要讲力学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象流体力学是马上能够应用的，如解决工厂里的管道问题，诸如油管、水管等。总的精神是要让科学技术尽快为生产服务，早日转化为生产力。

钱学森还经常从《大公报》、《华侨日报》等报刊上，了解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为了使自己的思想跟上祖国飞跃发展的形势，他学习《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并且和一些中国科学家共同讨论有关问题。在科学研究中，他已经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作为指导。

日内瓦会谈

1954年4月，印支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召开。那次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与美国代表团负责人亚·约翰逊(后来曾任美国副国务卿)分别代表中美两国政府开始了呆于平民回国问题的初步接触。整个日内瓦会议期间，双方代表进行了三次接触。这一接触后来由双方总领事继续进行。

在会议期间的接触中，王炳南特别指出，美国正在阻挠许多旅居美国的中国人返回中国，其中包括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美国代表约翰逊认为“他(王炳南)的论点有一点点道理”。约翰逊辩解说：“在朝鲜战争期间，我们政府曾根据1918年的立法条文发布命令，凡是在美国受过象火箭、原子能以及*器武**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不准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可能被利用来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

接触在不断进行。十七次之后，即1955年8月1日下午四时，中美两国在日内瓦的联合国大楼举行了大使级会谈。

第一次会谈正式开始时，王炳南大使首先发言：“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以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十一名美国飞行人员。他们已经在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在8月4日可以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将对我们的会谈起有利的影响。”

也就是在8月4日这一天，钱学森终于接到了美国移民局通知，说他被允许离开美国。美国国际合众社记者曾这样评述：“1950年，在钱被捕前不久，他曾打算离开美国。然而，在到达檀香山后，他被捕了，并在这以后被拘留了五年，直到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他脱离国防事业已久，不再对美国构成危险。”

钱学森归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周恩来总理直接关心和过问了这一事情。1955年6月，钱学森在一封家书中夹带了一封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信，信里，他请求*党**和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国。陈叔通副委员长很快将此信送给了周总理。周总理看到信后，认为这封信很有价值，对日内瓦会谈有用。于是，周总理通过外交部信使把钱学森的这封信送给王炳南，并指示王炳南在适当的机会对美方代表的谎言予以回击。

果然不出所料。美方代表约翰逊在8月2日的会谈中，一再声称美国国务院在这一年的4月间已经发表公告，取消了过去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他还向王炳南大使保证，美国政府对任何想去*产党共**中国的中国人都不加以任何限制，所有以前被命令留在美国的技术人员已经得到通知可以自由离境。

王炳南大使当即予以驳斥。他说：“请问大使先生，既然美国政府早在4月间就发表了公告，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回国呢？显然，中国留学生要求回国依然遭受种种阻难。”

事实胜于雄辩。约翰逊理屈词穷，无言以答。钱学森的信和周总理的指示，为我国代表在日内瓦会谈中取得了主动权。因此，美国政府不得不在8月4日通知钱学森可以离美回国。

据王炳南同志回忆，五十年代末，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非常满意地对大家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但是，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就是这一件事情，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是有价值的。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踏上了归国的路程。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的第六十次航行，将是一次载入史册的航行。自从日内瓦会谈以来，这是第一批回归受阻的中国人搭乘这艘轮船从美国回到自己的祖国。

经过五年多漫长岁月的艰苦力争，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钱学森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清晨，他就和妻子蒋英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雄伟壮丽的*安门天**广场，面对着巍峨的*安门天**城楼，他感叹道：“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钱学森定居北京后，很快开始了新的学习和工作。

1980年5月18日，我国新华社报道：“1980年5月18日上午，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两天之后，大洋彼岸的美国传来了回声，这是合众国际社播发的一篇专稿。记者罗伯特·克莱伯在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一文中写道：

“主持研制中国洲际导弹的智囊人物是这样一个人：在许多年以前，他曾经是美国陆军上校，由于害怕他回中国，美国政府竟把他扣留了五年之久。

“他的名字叫钱学森，今年六十八岁(按：应为六十九岁)。在这个名字的背后，有着一段任何科学幻想小说或侦探小说的作者都无法想象出来的不同寻常的经历。

“‘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五十年代的美国海军次长丹·金波尔说。‘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得太多了。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

“金波尔对钱学森博士的才能的高度评价，已经被1955年钱获准离开美国回国以来的事实所证明。

“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中国才在1970年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现在，由他负责研制的火箭，正在使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弹核**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本星期四，是钱学森终生事业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在这一天，中国宣布，它将向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周围的海域发射一枚洲际弹道火箭。……”#精品长文创作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