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教授

本期嘉宾·徐勇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政治与乡村治理研究，是国内最早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也是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先后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学部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曾任湖北省政治学会会长。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北省优秀教师、荆楚社科名家等荣誉称号。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项，独著或合著各类学术著作20余本、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等国内权威以及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两百余篇。主要学术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1992）、《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997）、《包产到户沉浮录》（1998）、《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2003）、《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构建》（2009）、《农民改变中国》（2012）等。

编者按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政治学者植根中华大地，熬过了筚路蓝缕的时代，使得政治学研究取得了极大进步。然而，形成一个有生命力和话语影响力的强劲学科依然需要一代又一代政治学人持续耕耘，后辈需要努力的方面可谓其多。徐勇教授是我国著名政治学家，长江学者，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从教三十余年来，徐勇教授产出一大批高质量学术成果，培养了大批优秀政治学人才。本期专访中徐勇教授结合自身丰富的政治学研究与治学经验，向我们展现了属于中国政治学人的担当与情怀。

政治学人：作为全国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可以说您开辟了一个研究领域，率先将实证调查方法引入政治学领域并形成了一个有特色的团队。关于研究方法的争论在学术界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您的研究生涯中，您对研究方法的理解和态度是怎么样的？

徐勇：我以为研究方法是“有法而无法”。

一是“有法”，研究是有方法的。方法是工具，只有好的工具才能产生好的结果，要避免方法虚无主义。我们这个团队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农村问题的。政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是整体国家，传统方法主要是规范方法，传统资料来源主要是文件文献。而在研究基层和农村问题时，传统方法就不够了，就需要运用实证调查方法，获得第一手资料。只有在方法上有所突破才能取得相应的研究成果。

二是“法无定法”，方法服从研究目的。政治现象纷繁复杂，“方法工具箱”里应该有多种方法才能更好从多个面向去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如社会学的问卷方法、人类学的扎根调查方法都有助于政治学研究。

三是避免“方法异化”。方法再好终究只是工具，工具是为解决问题服务的，服从于人的需要。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了追求诸如自然科学一样的精确性，过分看重方法，甚至陷入为了方法而方法的“方法异化”。记得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学者阿尔蒙德到我们学校讲学，黑板上几乎全部是数字符号公式，让人不得要领。当下，中国的政治学也有这样的倾向，过度关注大数据，而缺乏问题感。

对于学术研究来讲，首先是有个好问题，然后有个好方法，最后有个好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