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把1500年地理大发现作为一个重要的节点，新航路的开辟，来自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的商船，苍蝇一般从中国南海爬上岸，马六甲、菲律宾、越南都是他们陆续寻找到的东方风景----没想到东方不仅物产丰富，而且人口稠密，令人称奇。
这边，清朝比明朝更左，只允许沿海在广州珠江口作为对外贸易的口岸，一口通商，在1840年*片鸦**战争前，广州成为中国达官贵人看世界的眼睛，成为西方踏进中方的重要门户，是地地道道的“南风窗”。
我们历史教科书有意无意地忽略一些事实和常识，以至于对历史的烟雾很难廓清。比如西方人到东方来最根本的目的，是赚钱，因此探险也好，寻宝也好，东方的“黄金”才是他们最看重的，如果说看上奇珍异物，无非是运回本国卖掉后发一笔大财。稀缺就是暴利。
1，先行者
当商船频繁来往欧洲和广州时（也是几年才有一艘，并非今天想象得那么频发），在他们所在国往往蔚然成风，各种发财的传说，对越来越多的人就成为谋生之地，三流久等的人，托亲找友，帮助登上前往东方的商船，就意味着很快就有希望。
传教士的身影也出现在“赌一把”的乘客之中，并没有特殊性，但是他们对东方来说是一种新奇的职业，并非商人那样不足为奇。所以想方设法能在广州站住脚跟是最重要的。
马礼逊是绕不开的绝对大咖。他是从伦敦到中国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从他的名字可以明白，这是一个对汉文化拿捏得十分清晰的家伙。
每人目标不同，但首先还是生存，他需要先学习汉语，尽管在伦敦跟一位华人学习过一点皮毛。清政府的地方衙门本来十分反感老外，让他们在划定的区域经商和生活，不能越界，他的目标是学习汉语，接触不到华人怎么学习？遑论传教。
万般无奈之际，他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成为一个不怎么样的翻译，边获得一份收入边学习汉语，伦敦派来助手米怜协助他时，才指点迷津给他，那就是利用马六甲华人众多，气氛不错，作为传教的中心地。
相当于他到东方17年后的1923年，才发展了广州的梁发父子与家人成为信徒，并开始为规模化发展“学徒”，走上正轨----这也是家庭教会的开始。
传教士的东西方文化传播也加快，此时美国人的世界贸易有赶超英国之势，马礼逊写信给美国的教会，希望他们尽快扩大传教事业。
美国分批次派出了几位传教士到广州与马礼逊会后，还有来自德国的传教士，都得到了马礼逊这位先行者的帮助。
2，后继者
群体的智慧超越于个人。传教士们的增多，也形成了较大的“市场”，多项事业都立体化发展。
他们参与贩卖*片鸦**，为商人们做翻译做中间人经纪人，他们参与收集情报，给本国的报纸写稿，出书，告诉他们广州和东方是发财的热土，也是值得解谜之处。
这是他们的一大角色。在传教中，人脉日广，需要他们的中国人也日渐增多。由于精通两种语言，他们办报启发明智，又利用汉字的报纸结交中上层官员，当然主要是向西方介绍了中国。
他们苦学汉语，翻译圣经，取地道的中国名字，编纂英汉与汉英词典，引入西方先进的印刷术。
不用说，来自美国的传教士伯驾先生，还发挥医生的职能，为地方官员们看病。这可不得了。看病时沟通与影响就是一种教育。
所以兴办学校，教十个八个孩子，办医院，看几百几千人，那传教业想不做大都不行。
1930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办起了女子读书班。女子认字接受教育，这是震惊万人的事情。他们学习英文，还有历史地理科学知识等，今天我国学校教育中有的科目，他们都涉猎了。
马礼逊开办的学堂，有三名学生，经过和他们亲戚和家人商量，允许带他们到美国上学，其中大名鼎鼎，给与孙中山较大影响的容闳。这也是我国最早的留学生。
女留学生也是传教士携带和资助的。其中的金雅妹，1870年后，美国传教士带往日本求学，1881年17岁的到达美国学医，4年后，她毕业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这是近代中国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
此后到1900年，福州女子柯金英，江西女子康爱德，湖北女子石美玉，也到美国留学。
补充一下，到1949年前，农村女子不仅上学是一个奢望，而且八九成的人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小名，嫁人后，丈夫姓氏与其姓氏组成一个名字，如“张王氏”。“学名”，就是上学后起的名字。
3，最早的医院
1820年，马礼逊与东印度公司的医生李文斯顿一起，在澳门开设了一间诊所。除了为当地治病外，他们还总结中医的治疗方法，诊所里建起了一个小型的中文医学图书室，拥有图书800册----那个时代，一本书不亚于今天的奢侈品。
到1850年前，伯驾创办的广州眼科医院医治病人5万多人，合信创办的金利埠医院医治病人7万多人，还有以上二人参与的其他传教士商人资助的澳门医院，香港医院等，也治疗两万多患者。
1839年，清政府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也曾间接地请伯驾为他治疗疝气病。
最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11月4日，传教医生伯驾“眼科医局”在广州开张，医院的入口处中文写着:普爱医院，Pu Ai I Yuan---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式医院。
眼科医局开诊后，6周之内就有450人前往就医。英美人士呼吁更多的传教医生到中国来。
“利用这样的一个机构，，，，，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和尊重，可为输入科学与宗教打开通道。”“因为一个病人在医生面前往往是坦率对待的。”
1855年，伯驾担任美国外交官，另一位传教士医生嘉约翰接管了眼科医院。
1859年1月，嘉约翰在广州南郊得到新址，扩大医院为“博济医院”，这所医院一直存在到1949年，前后共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