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卫生活：简•雅各布斯传
第十八章 自成一圈
简一家人没告诉任何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1
简当时仍处于速记打字机事件被起诉期间，因此不能让别人视她为企图畏罪潜逃，这也是为什么以下事件必须秘密进行。而今天，吉姆·雅各布斯反问：如果你告诉别人，它又怎么会是个秘密呢？说出去的话，就不是秘密了。因此，他们没有告诉隔天就要结婚的侄女简·巴茨纳，没有告诉吉姆的女朋友和他未来的妻子派蒂·布罗姆（Patty Broms），没有告诉任何其他家人、朋友。孩子们并不习惯有秘密，但这次他们真的必须三缄其口，鲍勃和简也是。
他们收拾行李上车、关上房子的大门、收好证件，然后开车北上。简在1968年6月21日于日志里记下的“GTC”将永难磨灭。
那是指“去加拿大”（Go to Canada）。
他们并不太相信自己的老车，吉姆说：“它每隔四十分钟就会故障一次。”但是，简任职于国务院时期认识的朋友中有人有辆老大众厢型车，每当他们被派驻到新的工作地点，这辆车就被运到当地；流传在雅各布斯家的说法是，这辆车曾抵达的地点从柬埔寨到哥本哈根。雅各布斯一家买下了这辆车。车上没有暖气，里程数爆表，而且当时引擎已经换到第三个，不过仍然比那辆老菲亚特稳当。
他们的目的地是北方的安大略湖东侧，因为这是距离他们最近的加拿大地区。玛丽和奈德坐在后座，唱着鲍勃·迪伦的歌《大拇指布鲁斯》（Just Like Tom Thumb’s Blues），到最后一句歌词时，他们总会歇斯底里地唱：“我要回纽约市/我想我真的已经受够了”。他们俩从来都没有住过纽约市以外的地方，而今他们却离开了，也许永远不会再回来。玛丽是年纪最小的，只有13岁，要她离开青少年的社交圈，是不是特别难过呢？而吉姆则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我们自成一圈”。
他们驶过400英里的路，途中大多是纽约州北部的农村，接着穿过跨越圣劳伦斯河（St. Lawrence River）的国际大桥（International Bridge），进入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伊薇里（Ivy Lea）。简、玛丽，跟再过几天后就成年的奈德留在车里。鲍勃和吉姆提交了文件，申请“登陆移民”的身份，这是加拿大对于无加拿大国籍的永久居民的称谓。要取得这种身份，必须在一个官方关口“登陆”，一如雅各布斯一家人所做的。他们花了大约半小时的时间完成程序，甚至没有通关检查人员或警察把头探进车子里查看。不久后，他们重新上路，开在前往金斯顿的路上，沿着圣劳伦斯河北岸行驶30英里即可抵达，他们后来在当地市区的饭店过夜。第二天，他们再往西开了三小时，抵达多伦多。
那天是奈德18岁生日，他们夜宿在城外的露营地。鲍勃和简睡在车子里，孩子们则挤在帐篷中，在初抵加拿大这几天就遇到的连续倾盆大雨中，尽量不被弄湿。
一年前，也就是1967年，鲍勃·雅各布斯曾经在多伦多参加一场大会，并在历史悠久的公园广场饭店（Park Plaza Hotel）住宿。有一次，他从饭店著名的十八楼屋顶露台好好俯瞰城市，此处当时是文坛人士和波希米亚族的据点。有人曾经说：“如果我们觉得多伦多很宜人，那么在广场饭店的屋顶上更能证实这个看法。”2从那里，鲍勃可以看到车辆在女王公园，也就是安大略省的省议会所在地周边穿梭；东边是多伦多大学具有尖顶和山墙的厅堂；西边是一片片绿色的游憩地；往南2英里处则是安大略湖，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这座屋顶倚着栏杆望见它时，将它形容成“远处镀了锌的湖”。对一个纽约人来说，纽约以外的任何地方看起来可能都很呆板，因此不值得留心，可对鲍勃来说似乎并非如此。他那次原本该隔天就返回纽约，但是简回忆道：“他打电话给我，说这座城市似乎令人饶富兴味。如果我待到明天，在这里观光一下，你觉得OK吗？”3
鲍勃在饭店附近的约克维尔区（Yorkville）周边走走之后，搭上往市区的公车。他在湖滨买了乘坐渡轮的船票，与其他通勤者及游客抵达多伦多群岛。在离湖岸不到2英里的几座小岛上有几个自成一格的小型田园飞地。渡轮在多伦多湖滨的码头与灰色的工业设施旁鸣笛，很快就脱离了来自城市的引力。十五分钟后，向北航行到一座岛屿码头，周边围着低矮木栅栏的一批批农舍映入眼帘，还有乡间小路与绿地……
这是多伦多吗？
没错，这就是多伦多。
翌年年初，当鲍勃的儿子奈德迎接他的18岁生日并到了被征召入伍的年龄时，身在多伦多的这一天让他永生难忘。
奈德即将从纽约音乐暨艺术高中毕业，对大学没有特别的兴趣（他哥哥吉姆说这可能会“吓到”贝蒂阿姨和姨丈朱尔斯，他们的父母则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玛丽当时就读七〇中学（Intermediate School 70）六年级，在她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庞大、可怕又混乱的地方，有2 000名学生同时挤在午餐的餐厅，还有一位“训导长”会在穿堂里拖着学生并高声怒吼。至于吉姆，他在巴德学院修完科学课程后，转学到欧柏林（Oberlin）学院，且将在6月毕业。他的指导教授认为他适合就读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博士学程。但在当时，物理研究通常代表国防工业的研究工作，他并不想从事那类行业。只是，如果没有学生身份让他缓征，他必然也得入伍。
时值战争高峰期，美国在越南拥有超过50万的军力，比曾经派至朝鲜、伊拉克或阿富汗的士兵更多；在华盛顿越战纪念碑的黑色石墙上，之后会刻上58 000名于越南战死的美国人的名字。当时，在打仗和没有打仗的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大学生和因工作缓征的年轻人（包括作者我本人）不必从军。唯与今天不同的是，现今所有男女军人都是志愿役，但越战时的征兵则影响了所有人。18岁时，男人必须到兵役局登记；这就是“报名入伍”，而且是法律规定的。若没有健康、求学、工作或其他因素的影响，你会被评为符合兵役条件的1A等级、编入*队军**，甚且很有可能被送往越南。
雅各布斯一家的男孩们发誓，他们宁愿在参战之前坐牢。对他们和国内的许多人来说，这场战争是不道德、毫无意义且泯灭人性的。
某天晚上，鲍勃看完报纸后想到：“一年以后，我会坐在这张椅子上，而我的男孩们将会被关进监狱。”他们怎么可能熬得过那种状态：身陷囹圄、遭受牢房中难以言喻的残暴？他不能坐视不管。他对简说：“我们的北面就是一个美丽的大国，我想我们应该去那里。”4他向简大谈他那天在多伦多的所见所闻；简接受了他的主意，而他欢欣鼓舞。
后来，有人疑惑，为何简·雅各布斯——一个长期和纽约深深系属的人，竟然会迁到多伦多呢？更确切地说，他们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她会这样做，毕竟个中原因颇多。多年来，简和家人与市政府的连年抗争使他们疲惫不堪是事实，而随着越战如火如荼进行，以及与部署在五角大楼戴防毒面具的士兵面对面的经验，让简体认到美国更黑暗的一面，动摇了她的爱国心，这也是事实。5同时，还有许多美国城市日日夜夜所经历的种族之间紧张与*乱暴**的黑暗期。在说明雅各布斯一家远离的原因时，涉及了所有以上这些及其他的因素，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断言：正是这一切以某种方式模糊地混合在一起，导致了雅各布斯家的出走6。
但是那其实并非主因。真正的主因更简单：雅各布斯一家远走加拿大，是因为简和鲍勃不想看到他们的孩子被送到越南，或更有可能的，眼睁睁看着他们被关进监狱。
1968年6月，他们在加拿大的第三天。
市中心的住房市场竞争很激烈？那么，晚上你就到最近的书报摊，拿起第二天早上的报纸，翻阅公寓租赁的分类广告，圈出最有可能的房子，并在第二天清晨坐下来打电话。这是雅各布斯一家所知道的唯一策略，而他们在多伦多做的第一件事即是适应新环境。他们在和纽约市的书报摊不尽相同的克雷斯吉商店（Kresge's）买了报纸，开始工作。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拜访了反战联盟（War Resisters League）这个和平组织的办公室，取得了对多伦多住宅社区的基本认识。
他们最喜欢的地方是位于士巴丹拿路（Spadina Road）58号，一间外观具有弧形凸面、斜面屋顶的三层楼房屋，且暂无人居。但是屋主之一说此房无法马上出租，他必须先和他的姊妹们讨论一下。吉姆回忆当时他父亲向对方影射说：“拜托，您是什么样的人啊，还需要征询姊妹意见？”对方于是回答：“哦，好吧，但是绝对需要签约。”鲍勃帮忙撰写租约，在一张纸上写了几句话，于是他们直接搬了进去。对他们一家五口来说，这间房子的大小有点局促，不过他们拥有一座袖珍后花园，园里还种了海棠树，于车水马龙的士巴丹拿路上闹中取静。房子隔壁是一家托儿所，他们可以听到孩子们玩耍时的喊叫声。7离开哈德逊街三天后，他们拥有了一个新家。
尽管雅各布斯一家有了小小的斩获，但是整体来说，他们在这座新城市里的起步并不平顺。8多伦多比养成他们习惯与价值观的纽约更为整洁和紧密。简在纽约时通常会以令人生畏的胆量跨步穿越车水马龙的街道，然而在多伦多，她会因为违规穿越马路而被拦下；开车的鲍勃因为后视镜让后座上成堆的家具给挡住，被警察拦了下来。至于玛丽，她在某一天早晨六点钟出门探索这个社区，而也许是因为时间有点太早，也或许是因为她有点太年轻，两个警察注意到她，把她带回士巴丹拿路，并向她父母发出严正警告。这一切都在他们进驻多伦多的第一周发生。“我不认为我们适合这个地方。”简曾担心地说。至少，他们必须做出大幅的调适。吉姆回忆起他们当初的感受：“如果你来自纽约，那么多伦多看起来不像一座城市。”这里与哈德逊街那些破旧但熟悉的街区相距甚远。
几乎从他们抵达多伦多的那一刻起，鲍勃就开始找工作。他很快就被多伦多建筑师埃伯哈德·蔡德勒（Eberhard Zeidler）聘用，9该公司已经着手进行一间大型医院的设计，就是安大略省汉密尔顿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健康科学中心（McMaster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s Centre）。蔡德勒正在为这项计划寻找资深建筑师，而他从一位他信赖的朋友那里听说过鲍勃。鲍勃·雅各布斯当时被称为外科手术室的设计专家，他的分量已经足够在《建筑与工程新闻》（Architectural and Engineering News）上发表关于“美国医院的未来”的评论。10鲍勃对于医院和其中设置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医生诊疗室需要有空间置入诊疗台、水槽、橱柜等，鲍勃知道你能想象或者想象不到，所有神秘而冷僻的医院空间上的需求。几年后，一位同事如此评论说：“他的大脑像一部百科全书。”11蔡德勒让鲍勃担任负责麦克马斯特大学设计案的五六位高阶设计师之一，在他的回忆中，鲍勃是“一个很棒的人，非常有趣又聪明，是位好建筑师”。
鲍勃在多伦多经过四周“假期”之后，必须先返回纽约的工作岗位向公司报告这件事。在夏季的尾声，他已经受雇于蔡德勒。不久之后，他和简与在战后迁移到加拿大的前德国海军潜艇员蔡德勒和他同样名叫简的妻子成为了好友。蔡德勒读过简写的书，而根据他所听说的一切关于简的事，他以为简是个煽动者。但没过多久，他们两家人就造访彼此的家、交换食谱，简更是与蔡德勒的女儿玛吉（Margie）特别亲近。
简迁居加拿大不久，大约在1968年末，以名句“媒介即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而闻名的多伦多大学媒体评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听说简在多伦多，于是邀请她来教职员俱乐部吃午餐，后来也一度到她在士巴丹拿路的家拜访。麦克卢汉说简“需要一个清洁工”。好吧，也许真的是这样——受访时说这个故事的吉姆表示同意。当时他们才刚搬进去不久，还在探索多伦多、习惯各种事情。“没有人想到要打扫，我们之中没有人是爱干净的‘怪胎’。”麦克卢汉便推荐了自己的管家，一个英语水平有限、来自意大利卡拉布里亚（Calabria）的女子玛丽·马尔法拉（Mary Malfara）。她第一次看到士巴丹拿路的住所时是这么说的：“不，这太脏了。”12她之后为雅各布斯一家工作了好几年。简为了与她交谈，只好基于她在高中时学得很差的拉丁语讲一些假意大利语单词。不知怎么地，持续用不完整的对话谈论小孩以及其他家务事之后两人竟成为了朋友，在为刚当妈妈的人举行的送礼会和婚礼上，两家人都会聚在一起。
1969年初，简寄给她在《建筑论坛》时期共事、已经退休的前任编辑道格·哈斯克尔某种进度报告：
鲍勃正在建造一座新的大型教学医院，充满令人兴奋的新建筑理念和做法，道格，我觉得你会很有兴趣。吉姆……正在多伦多大学物理系担任实验室技术人员，他说这个工作让他学到的东西比念研究所还多……奈德在早上写小说（！），他刚刚找到一份工作，非常开心；他下午到幼儿园当老师，学生是十个小男孩，他们的精力和野性显然远远超过全职老师——（据他说）“较老的”幼儿园老师——所能承受的。玛丽在奈德工作的同一所公立学校上八年级……我的书终于完成了，将在5月份出版。13
雅各布斯一家人的移居加拿大之举，重演着越战期间由躲避兵役者、逃兵、良心上拒服兵役者和其他认为美国在东南亚战争缺乏道德正义的人上演了逾千次的情节。这期间拒绝服役或逃离*队军**而面临牢狱之灾、而反战、而移民到加拿大的人，不下于5万。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品行端正、受过良好教育，亦对他们的新国家贡献良多。自然而然地，这当中有些人前去拜访了雅各布斯家。
其中一位是克里夫·艾斯勒（Cliff Esler），他是在雅各布斯一家搬到加拿大的时候逃避兵役的。14他在夏天于新泽西受过基础训练，然后在路易斯安那接受了进阶步兵训练。他一路上遇到从越南返回的退伍军人，“这些家伙很可怕，诉说着恐怖的故事”，关于泯灭人性、残暴地杀人和被杀害。他第一次觉得：“我才不要这么做。”他在10月接到前往越南龙平入伍的命令，那是一个大型的美军基地，但是他决定不去。在被送往越南前的30天假期里，他取得了一个多伦多人的联系方式，然后写了一篇夸大的文字准备在离开后转交给陆军，并将一个装满制服的圆筒行李袋丢进垃圾桶，之后登上前往多伦多的班机，以观光签证入境加拿大，并被安排在多伦多大学附近的新实验学校——罗奇代尔学院（Rochdale College）和他的联系人接触。这个人名叫海丝特（Hester），她是雅各布斯一家人的朋友。
艾斯勒在一篇未发表的回忆录中提及，雅各布斯一家人当时“张开双臂欢迎我”，他很快成为他们家的常客，这使他在加拿大的起步更顺利。“令我有点意外的是，他们平等地对待我，”他回忆道，“情况就是‘嘿来！进来我们家坐坐！’，我很爱去那里。”他经常和奈德待在一块，他觉得奈德十分健谈、热心且开朗，他也和玛丽相处，有时则是和简的侄子——贝蒂的儿子保罗·曼森（Paul Manson），他在那个时期经常登门造访。有一次，克里夫到吉姆工作的物理实验室拜访他，目睹了令人兴奋惊叹的真正的科学现场！另一方面，奈德和玛丽“还在青少年时期，还不清楚未来要做什么，满脑子‘爱在空气中蔓延’（Love-is-in-the-air）和‘花的力量’（Flower Power）”。(1)雅各布斯家必须有餐桌，它无疑是家庭生活的中心，也是知识的竞技场。简总是向他挑战，“‘克里夫，你跳到太庞大的结论了。’而她总是一针见血”。
他记得52岁的简是个“像一大团干草堆般的女人……有个大鹰钩鼻和及肩的长发，身上穿着绿色的机械工人连身服，全家人（尤其是她和吉姆）都把这种衣服当作平日的制服”。克里夫记得她的“像猫头鹰眼般的玳瑁边框圆形眼镜”，蓄势待发的讽刺笑声，她真诚的举止、亲和力，以及她的“首选酒品”——干雪利酒，还有她在圣诞时节凑合着调制的掺了苹果白兰地的蛋酒。他也记得在街上闲逛的她手里“有两个下垂的大型购物袋”，里面塞满了书，她会在接下来的几天躲到书房里热切地阅读。
多年来，克里夫对简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她不怕世上任何事”，孩子们也耳濡目染，“他们往往把事情看作令人兴奋的冒险”，而不可怕。他说，简是“真正的大无畏”。
简和她的家人还有很多有待学习和吸收的事物，将“color”（颜色）拼写成“colour”并不是他们最主要的忧虑。他们并不是移民到索马里或秘鲁。加拿大虽然有所不同，但并非十分不同，只是不同到你刚好必须适应的程度而已。当地政治人物竞选公职的最小单位“城市行政区”被称为“riding”，而不像在美国被称为“district”。相对于美国主张的“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加拿大则追求“和平、秩序和良好的政府”。15城市、省和联邦的关系与美国相异到恰好令你困惑的程度。此外，这个国家的法语区和英语区彼此分歧，魁北克和说英语的加拿大地区之间恒常处于紧张关系。而加拿大与英国之间的关系特殊，英国女王是加拿大的国家元首，并由总督作为她的代表。从美国人的角度观之，历史可能显得颇为颠倒，那些在美国革命后逃出美国、前往加拿大的人现在被视为好人，而非不爱国的亲英国分子。加币的价值通常大抵和美元相当，但从来都不是完全相等；加拿大人庆祝感恩节，但和美国不同日子；加拿大的其他节日则有“维多利亚日”（Victoria Day）和“自治领日”（Dominion Day）之类。简写信给她母亲，说8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在这里是假日，但加拿大人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16这一切并不构成艰难的智力考验，掌握不熟悉的街道名称、新的地图——这些是每位旅人都必须下的功夫。但是，对于一个终生都在美国度过、成年后都待在纽约的52岁女人来说，这一切仍然是陌生又新鲜的。
帮助他们进入状况的是他们抵达后不久就卷入的“士巴丹拿抗争”。17这个英文发音为“斯巴戴纳”的名称也指称当地的一处房地产，且不仅仅是他们居住的那条街的名字，还指位于布罗尔街（Bloor Street）北边的一条“路”，南边的一条“大道”。但20世纪40年代，对于省级交通工程师来说，这是指未来的一条高速公路。阻止这项建设的抗争，将使多伦多分裂长达三年之久。简的一位朋友，也是她在多伦多大部分时候的合作伙伴——约翰·休厄尔（John Sewell）写道：“当地的政界人士对士巴丹拿高速公路抱持什么立场，是当时最决定性的议题。两种不同的城市观点之间的对立，很少以如此强大、一触即发且剧烈的方式呈现出来。”简是透过另一位美国移民芭比·斯佩克（Bobbi Speck）涉入这番争议的。
斯佩克在1966年从纽约搬到这里，住在安涅克斯区（Annex）。有一天，简读到这条已在兴建中的高速公路将始于北郊，以宽广的柏油路、隧道和沟渠的形式延伸，最后和士巴丹拿路相交，与计划中的跨城高速公路相接。“我们不是专家，但是当看到一只怪物的时候，还是会知道那是只怪物。”斯佩克后来如此谈及士巴丹拿计划。她与另一位年轻的母亲合作，组成了市民关切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Citizen）。斯佩克在公开*会集**上的发言受到当地的报纸报道，她的电话在那之后没过多久就响个不停。她后来几乎犹如被铐在电话上，搁置了她的独立文字工作者事业。
斯佩克记得在一场*会集**上，一位女士“用熟悉的纽约腔”有力地说出了反击士巴丹拿高速公路的战略和布局。斯佩克想：“这个女人真不可思议！有她的话一切就成了！她的想法是以段落形式呈现的，并且从更宽广的脉络来看待我们的直觉。”斯佩克于会后对简说，希望她能参与这场抗争。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亲爱的。”简·雅各布斯说。
士巴丹拿高速公路原本预计从401高速公路穿越市中心，而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401高速公路这条中等的城际高速公路将变形成通勤干道，甚至在某些地方有多达18条的车道。约翰·休厄尔在他的著作《城市的形构》（The Shape of the City）中写道：“那些住在郊区的人难以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想拯救较老的街区。郊区的人们认为，为了新城市而拆除现有的城市是完全合理的。”这需要高速公路来串连起他们位于郊区的房子与在市中心的办公楼，“但是城市居民则不以为然”。
简介入的时候，反对派已经巩固势力了。没有人会声称简是成功阻挠高速公路的唯一功臣，简本身更不会如此自诩。但在1969年初，简虽然是城里的新居民，却已经在这场将再持续两年的公民辩论中占有一席之地。斯佩克在多年后说：“以我当时的理解，她那时还没有完全拆开载来的家当。”那一年的年初，简出现在加拿大一个关于城市设计的电视节目里。我们看到她迈步跨越大学大道（University Avenue），一反常态地衣着雍容，穿着与冬季相衬的黑色衣服，裙子长度及膝，脚上蹬着高跟鞋。“从美国来到多伦多，会觉得这是很令人耳目一新的城市”，她说，但是“多伦多面临最大的一项威胁可能就是士巴丹拿高速公路。一旦你开始将高速公路盖到城市的密集区块里面——里面、而不是上方”，你就开始进行破坏，将公园换成停车场，缩小人行道，扼杀街头生活。18
那年稍晚，简在《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上猛烈地抨击高速公路，文章标题是《城市中了高速公路的毒》（“A City Getting Hooked on the Expressway Drug”）。19在这篇文章中，她似乎以疑惑的眼光看待加拿大人在面对波士顿、水牛城、洛杉矶等失败的美国城市的明显证据之际，竟然还考虑步其后尘。作为来自纽约的移民，她经常被问到是否觉得多伦多够刺激，而她的回答如下：“我觉得它几乎刺激过头了。这里目前悬而未决的局面很可怕，这是北美最有希望和最健康的城市，尚未受到损伤，因此还算有选择的余地。”也许多伦多将误入和固执的“美国表亲”相同的歧途，但她仍然很高兴，至少她“在这座城市被摧毁前，曾经享受过它的美好”。
雅各布斯一家人全都参与到运动之中，尽管一如简后来向一位访问者坚称的，他们当时并非出于自愿。“听到有另一条高速公路需要*制抵**时，我和家人都不开心。”她改用年轻人的口吻说：“哦，我们可以在这里做，毕竟我们曾经在一座更大的城市做过同样的事。才不是这样。”他们并没这么打算。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身不由己地投入了抗争。20
1970年元旦，就如隔天的一则新闻所报道的，一群“吟游诗人”在市长所举办的“新年招待会”(2)活动中，公然抗议士巴丹拿高速公路。21“新年招待会”是一项加拿大传统，是由执政者主持的公开庆祝活动。这次活动是在一座新落成的表演艺术中心举办。但是，当由奈德·雅各布斯担任主要作曲者暨主唱、自称为“挑衅的街头乐手”（Provocative Street Players）的歌手们开口齐声高唱《糟糕的旅行》（The Bad Trip）的第一句副歌歌词时，他们就被阻止了。一份报纸刊出的照片显示，一头长发的奈德身穿哥哥吉姆在圣诞节为他做的漩涡形图案的服装，平静但坚定地被一名守卫带离现场。这首歌的副歌如下：
这是一场糟糕的旅行，是的，这是一趟糟糕的旅程——
士巴丹拿高速公路
而高速公路上的男孩正在玩他们的玩具
付钱的则是人民
其他反对士巴丹拿高速公路的人包括马歇尔·麦克卢汉，他向简建议合作拍一部关于它的电影。他说：“你和我可以写个剧本。”
她说：“但是我一点也不懂剧本写作。”麦克卢汉说，不用担心，他也不懂。总之他们会合力完成的。
两人在多伦多大学的办公室开会，麦克卢汉请他的秘书记录他们所说的一切。经过一个小时的脑力激荡，他们谈完了。“都记下来了吗？”麦克卢汉问他的秘书。“好，就这样了！”他向简说，“我们写好剧本了。”
简很震惊。那根本不算是剧本，只是堆叠了“嘿，这个怎么样？”之类的东西，而那就是她最后看到的手稿内容，文字和想法跳来跳去，“没头没尾”，支撑起剧本的脉络非常薄弱。“麦克卢汉并不觉得这是问题，”她说，“但是我觉得大有问题。”
他们最后奇迹般地完成了一部片名为《燃烧的意志》（The Burning Would）（这个标题援引了乔伊斯［James Joyce］著作中的句子(3)）的十四分钟电影，22片中充满嘈杂的施工场景，有手提电钻、毁坏后的残片、恐怖的尖锐噪音、残忍无情的破坏，而这一切的背景则是高速公路将泯灭的和平人性之场景：一条潺潺的小溪，一个小男孩在绿地的一隅玩塑胶水桶。这部影片没有精细之处，几乎不需要旁白，但是具有奇特的强烈效果。“我大感惊讶，”简回忆道，麦克卢汉真的把它完成了，“现在它有了雏形。它有音乐。它确实有一个脉络，并带出了很多重大的议题。”在多伦多，《燃烧的意志》是士巴丹拿高速公路抗争中的一个表征，后来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放映。简回忆：“对我来说，这件事是一个谜，从那片混乱之中竟能产生某种具体、连贯和建设性的东西。”
简在那一年日志的1月14日栏位里记下“在召集厅举行高速公路会议”，地点就在多伦多大学的宏伟圆顶礼堂，而旁边只写着：“发言”。
“做士巴丹拿的简介。”她在3月25日的栏位内记着。
“拿印好的士巴丹拿简介。”则是27日的工作。
“士巴丹拿高速公路抗争正进入紧要关头，”简在3月29日给杰森·爱泼斯坦的信中写道，“这里的人很单纯，这着实好，但也让人受不了。我私下定出了一项恐怕会令他们震惊的战略，但是我只会自己去尝试。”23
“会议一开始很安静，”《多伦多电讯报》（The Toronto Telegram）在4月6日那场关键的听证会隔天如此报道，地铁运输委员会在听证会的开头场次里，七个小时之中先后请16位讲者顺畅地发言，而在转向威廉·艾伦高速公路（士巴丹拿高速公路）的议题之际，“然后，城市专家简·雅各布斯打破了平静”。
我叫简·雅各布斯，住在多伦多的士巴丹拿路58号。我写了几部关于城市的作品，而我当初参与士巴丹拿高速公路的争议，是希望我对城市及其活力所具备的知识可能会带来助益。
简以其优雅娴熟的语调，不仅攻击了高速公路本身，更攻击了它的支持者。她抨击他们的背信，称这场听证会只是“糊弄大众”。她指责背后的策划者缺乏诚信，“选择性地，甚至矛盾地想确立一个方案，而非揭露事实”。有一个人描述，当天的简是“小孩已经成年的银发女士，带着很愉快的笑容，她柔和而清澈的声音仿佛含有一丝酸味，像不含酒精的苹果酒一样清爽”。
他们试图打断她，简则回应：“如果一个公民谈论政治官员的做事能力就会被指控是人身攻击，那么我们不如用机器人来做这些工作。”
她被指控煽动骚乱。一位议员问她怎么能在发表这样的攻讦之后，还期待他们善意地回应？她说：“我没有要你善意地对我，我根本不在乎这个。”
另一位议员反击道：“你真是什么都不在乎。”
最终，这个委员会以及必须批准高速公路建案的人本已通过了这件案子，但是为时已晚，情势逆转了，当时的舆论已经转而反对兴建高速公路。即使董事会和理事会似乎全数赞同这项计划，省长比尔·戴维斯（Bill Davis）仍予以撤销，并向安大略省议会高明地宣告：“如果我们要建设一个为汽车服务的交通系统，那么士巴丹拿高速公路是好的开始。但如果我们要建设一个为人们服务的交通系统，那么士巴丹拿高速公路就是终止的好地方。”24
对雅各布斯一家来说，他们这两年所下的功夫无形中带给他们某种回报：适应新的家园。奈德表示：“我认为1969年到1970年的士巴丹拿高速公路抗争，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种福气。我们遇到了许多有趣的人，并参与了多伦多的公民生活，这让我们感觉比较不像被放逐的人。”
这番过渡并非渐进的，倒更像是他们直接跳进了一座寒冷的北方湖泊，全家人都疯狂地游泳和划水，试图保持温暖、为自己开创新生活。“我们来的时候，”简后来告诉一位访问者，“下定决心不要作为被放逐的人，而是移民。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场伟大的冒险。”士巴丹拿路上的房子里总是热闹非凡。他们如今有新朋友、新工作、新活动。他们会一起到“电影论坛”（Cineforum）去，它的前身是色情片戏院，现在则是位于布罗尔街的艺术电影中心；他们在那里观赏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和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的电影。简像回到格林尼治村一样，翻遍布罗尔街蔬果摊的产品，并细读两三份日报，25以及《纽约书评》《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斯通周刊》（I. F. Stone's Weekly）《时尚先生》以及一些多伦多的地下报刊——她阅读不辍。
“那里的情形如何？”在打字机事件的申诉斡旋之后，法庭已经裁定将简原本的四项行为不检减少成一项，而雅各布斯一家也开始接到纽约朋友们的消息，并开始跟朋友提到自己在加拿大的新家。“街上有圆顶的冰屋吗？”26对于他们的纽约朋友来说，加拿大主要代表着令人畏惧的冬季天气预报，警告“大规模冷锋从加拿大南下”。简并不喜欢这里阴沉的冬季，她喜欢太阳，并且彻底描绘了太阳在整个冬季的变化，并不介意寒冷。她的结论是：多伦多就像美国，只是多了一个2月，而且没有7月。27
(1)这两个词指反越战年代的嬉皮口号，嬉皮士倡导“爱与和平”，并在身上戴花，自称“花之子”（Flower Children）。——译注
(2)该词实际上为法文的“levée”，意指“升起”。该词指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位时期，固定在每天起床后会见朝臣的仪式。该仪式继而遍布到欧洲其他各国，产生大同小异的宫廷仪式，在加拿大成为与新年结合的仪式，并经过各种演变流传至今，成为加拿大元旦时*长首**与市民一同庆祝新年的活动。——译注
(3)片名的典故来自文学家詹姆斯·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