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的下午，睡梦里接到陈文芬的电话，说她马上来接我们，到柏老家里吃饭。
到台北以来快一周了，我还没有睡过一次五个小时以上的觉。
但是普舍奇明天就要走了，今天也是我住在福华的最后一天，中央大学的住宿，只管我到明天中午。尽管刚刚来了几天，已经积攒了不少新买的书，行李已经很重，刚好可以一起带过去，明天就可以简装出行了。
陈文芬原来在《新闻时报》工作，我到台北的前几个月，她刚刚到了《印刻》文学杂志做主编，每次见到她都要听到她说晚上要赶稿子。我希望她能够帮助我联络几个人，她都爽快地答应下来。
晚饭时大家特地把饭锅放在我旁边，因为从《台北日记》上看到我说上一次没有吃饱。饭桌上大家第一次吃我带来的黑木耳，都说好吃，柏老也说好吃，国共内战时他在沈阳待过半年，我想他说好吃一定不错了，可是尝了一下，完全是南方的做法，味道自然变了，估计大家是怕我失望才异口同声说好，颇有点"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意思。
刚吃几口，忽然想起《民生报》的徐开尘已经给了我游乾桂的电话，一个近期正在台北走火的作家，忙打过去，约了明天上午见面。饭后，普舍奇坐在我的旁边，我为他拍了几张相片，他看看我忽然说:明天这个时候我就到家了。我听了情绪有些低落，我们大家都喜欢普舍奇，他走了，就意味着要有一半的笑声离开了。
吃完饭大家围着柏老在一起说笑，这些天几次见到柏老我都远远的很少说话，因为人很多，大家都愿意和他交谈，而他们都要很快的离开，只有我会留下来很久，并且是住在柏老的家里。我想，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时间。
柏老说，中国人有一个陋习，喜欢当着人家面挖鼻孔。陈文芬赶紧叫着阻拦不让说下去。然后又说起了两岸的关系，这个话题真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文芬问我，如果台湾真的独立了，你会怎么做？我说那我就去报名从军去。文芬晃着柏老的胳膊说，洪海说了，我们要是独立了，他就报名来打我们。大家就笑成一团。
我说我发现个问题，台湾怎么没有新闻栏目？大家说有呀，好多呀，你那天看的议员打架就是呀。我说我想看类似大陆新闻联播这样的，集中时间*放播**国家大事。大家说，国家大事？那怎么轮得到我们了解，那是他们大人物的事，我们才不要了解，头疼死了，我们就当老百姓好了。
要回宾馆时已经很晚了，文芬打电话叫了一辆计程车来，台北很通行电话叫车，车到以后会电话通知，然后客人再起身。服务行业都做到了这个份上，叫人怎么能不喜欢这样舒服的生活。
我坐在前排，觉得很挤，司机一面提醒我系好安全带，一面告诉我可以搬一下下面的机关，座位就会移动了。在台北，副驾驶的位置必须要系安全带，没有人敢于挑战这个规定。司机是个女的，问她晚上开车会不会不安全，她说还好，不过也有危险的时候。结果她举的最危险的例子，就是拉过一个喝醉酒的，对讲机一响，马上开过来八台车来帮忙。接着她反过来问我大陆怎么样?我离开沈阳的之前，媒体报道几个月里有七，八个出租司机丧命，想了一想，没敢告诉她。
她的车是*款贷**买的，3年期，除去吃用，还款并不是很累。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其实贷两年期的话我也还得起，不过人要知道怎么安排自己。下车的时候，我看一下车表，将近三百块，不忍心让陈文芬一个人来回都要付费，刚要拿钱，文芬在后面说，柏老已经把钱付给她了。不过她提醒我，不要忘了周五的中午，和漫画家蔡志忠一起吃午饭。
在福华的走廊里，我和普舍奇告别，他给了我一个印有贝尔格莱德标志的皮制钥匙盘作为纪念。明天，他就要回到他的中国老婆身边去了。他很爱她。
这个钥匙盘，是要提醒我了解塞尔维亚么？
回到房间准备上网，结果搞了半天还是看着地上的连线发呆，总觉得差点什么，最后发现是上网线没有了。忽然想起来第一天登记的时候，我预约的是四天，现在刚好是第四天的第二十四个小时，宾馆就给收回去了，于是立即和服务台联系，很快有人来服务，我在合同书上继续登记了一天。在台北，发现所有的人都对大陆人做事情的含糊有所抱怨，他们希望的是清清楚楚的规定，然后按章执行，更不喜欢随意变化。从这件小事，就可以感受得到台北人对规矩的依赖。
22日上午，先到前台结账，付了一千块台币的上网费，然后打车到游老师家里。这也是我到达台北以来，第一天开始按照自己的计划安排行动。
游乾桂的写作有一点心理学的色彩，台北书店的排行榜上，时常可见他的名字。其实能够对台北作家有一线了解，还多亏了王勇，第一次逛书店的时候，他曾经指着书架上的书一本一本地介绍给我。与游老师的沟通很顺畅，他介绍给我刚刚出版的一套绘图读本，我一看就很喜欢，于是他立即打电话联络这套书的出版公司上堤文化，希望我跟他们洽谈，因为版权已经委托给上堤文化了。
告别的时候，他特地领我参观他的书房，还有屋顶花园，那些植物的摆设并不是很特别，但是很用心，看得出这是一个喜欢生活的人。
台北是我所见到的最富有生活气息的城市，即便是一平方米的地方，也能够看出主人的耐心。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无论任何一家的门前或者阳台，都摆满了各样的盆景，但绝不是向大陆那样随意的堆积，而是一个组合。
在这样一个经常面临着台风的城市，我估计这些摆放不得不一次一次地搬进去搬出来，可以看得到台北人的足够的耐心和对生活的热爱。
和上堤文化约的是下午见面，于是决定打车去"中正纪念堂"，这也是昨天的计划。
结果下车就发现站在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的门前，这个一直在各类历史书上反复出现的名词，令人心里怦然一动。楼前没有庭院，直接就可以上楼，门前只有两个警卫站岗。
站在路旁，我的直接冲动就是，想进去看看。但是不知道这里的规矩，我并不担心人家的拒绝，问题是一个大陆人来到这个中央*党**部，会不会有节外生枝的麻烦?想了一想，打算放弃，已经走到人行道准备穿过街道了，一扭头看见路边的广告牌，张贴的广告说说今天在中央*党**部有画展。哦，看来这里还希望有人进去呢。
于是回头来到门口的两个警卫面前，老老实实地说我是从大陆来的，可不可以进去参观？警卫很客气地说没问题，刚要进去，忽然又得寸进尺问了一句:那我可不可以拍照?一个警卫就笑了，说可以。我高兴坏了!
居然不需要登记，简直不敢相信这里就是国民*党**的中央*党**部。
楼里的人很少，我直接奔五楼的画展，展厅门前有一张长条桌，上面摆了很多书，一看就更高兴了，是许多前国民*党**要员的传记，这正是我几天以来要找没有找到的。桌后面的人听说我是大陆东北来的，很兴奋的告诉我他去过长白山，并告诉我这些书都是赠品，还有很多历史人物的明信片，随便拿，我于是不客气地装了沉甸甸的一兜子。
画展的画看起来很一般，看上去带有一点民间的性质，也没有几个人看画，我转了一圈拍了两张相片刚要出去，一位有点年纪的先生听说我是大陆来的，就主动过来向我介绍，我于是和他交换了名片。然后询问他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到这里来申请展厅，他说是。我说那大陆的画家是不是也可以向这里来申请，他忽然很警觉的说那不行，那要向政府申请，而不是到这里来。
出门发现7楼正在展出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世纪之爱"展览，一想反正也进来了，干脆看到底。进了展厅就觉得没有白来，因为有许多蒋宋生活中用过的物品，还有许多他们日常生活的图片，没有人讲解，但是图示都说得很明白，在一处展柜前，我停留了半天，图示说明，这是蒋介石在江西围剿红军时使用过的地图和望远镜。
大厅里只有我一个人，大约在展厅里停留了半个小时，拿着相机拍来拍去，甚至一度拿出手提电脑，把相机里的图片复制进去，竟然没有人来询问，只有一个人看了我一会儿。这几天台北的电视一直在*放播**有关蒋宋的纪录片，在这里又看到这个展览，不知道有什么缘由，当时心里觉得怪怪的。
我这个人，人家给一点儿缝，就爱往里钻，可能觉得没有人理我挺不甘心的，从展厅转了一圈出来，我敲开了一个办公室的门。
一个女职员接待的我，一说我是大陆来的，便很兴奋，问我是不是来查材料。看来已经有很多大陆的历史学者拜访过这里了。我说不是查材料，是希望做楼下免费拿到那些传记的大陆版权，她立即起身带我到另一个办公室，一边走一边告诉我，她其实是山东人，她父亲是四九年来台的。这是我遇到的第二个，父辈是四九年来台的台北人。
女职员的上司看上去四十多岁，办公室的装置都很简单，一递过来名片，我吓了一跳，名头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这个级别的领导，一般不都是很忙么？他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说我看到楼下有很多历史人物的传记，这些书我可以引进到大陆出版，那么版权的事情应该跟谁谈？宣传部长说这个事情不大好办了，他们不拥有这些版权。
原来这些书是台湾国民*党**在早年进行的有组织的史料整理工作，邀请的都是当时有一定影响的作家，每个人写一个历史人物。我拿到的都是诸如《文学艺事外交——叶公超传》，《协和四方——李烈钧传》等等。但是现在这些书已经不再有计划的出版，版权也都属于作者，他们已经没有这些作者联络的联络方式，如果我想做版权的话，只有自己想办法一一再和他们联络了。
当我向他告别的时候，我向他表示这次"中央*党**部"之行是一次偶遇，但是他特别强调说，这不是偶遇，简直是一次奇遇。他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这是我第一次有和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
"中正纪念堂"很开阔，这里正在维修，只觉得这里的建筑很有气势，但是好像很多台北人并不喜欢这里。从"中正纪念堂"不经意的一转，就到了爱国东路，发现一家婚纱店连着一家婚纱店，大约有几十家，还有一位新娘和新郎在忙着拍照，一个上年纪的妇人坐在旁边的长椅上，看样子应该是男方或女方的母亲，一旁的街上，停着一辆很漂亮的车。在台北，房子比车贵，和大陆的情况刚好相反。
就近的一条巷子里，有一个面馆，我要了一碗榨菜肉丝面，35元台币。一个上午，光打车就已经花掉差不多400块台币，现在这个午饭的价格我已经可以接受。在台北的每一家饭馆，不管它有多小，都预备着一盒一盒的纸巾，可以随意用。
当我按照地址找到上堤文化的总编贺道容时，才知道我是第一个能够按照她说的地址找到她的人。这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只有几个员工，这样的出版公司，在台北有几百家。小而精的规模，也决定了他们有着相同性质的出版方向，往往都是在某一个领域很专长，甚至可以领一时的风潮。
这时一个影响了我当天下午的视野的人物出现了，他在上堤的一部分角色和我在春风是一样的，负责市场营销。一见到他，不知为什么我在心里就开始叫他曾志伟，或许是因为他的言语和表情。看得出这个小集体很团结，并且他们也很愿意表现出这种向心力。
与上堤的谈判很顺利，公司在此之前还没有开展大陆的业务，但是对这个广茂的市场充满了向往，这也是整个台湾出版界共同的愿望，但是或许同样是因为这个市场实在是太大了，已经习惯了在台湾这个狭小的地域里周旋的他们，面对着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好像觉得无从下手。这也是我几天以来在台北得到的感受之一。
上堤也很看好春风的"小布老虎"丛书，在大陆的少儿图书市场，这也是春风的一个知名的品牌。
曾志伟很真诚的问我这几天想不想去什么地方，他可以导游。我想了想，说想去一次草山，记得是当年白崇禧住过的地方，他们都很惊讶，因为在台湾，这个名字已经很陌生了。接着我又问他们胡琏的墓在哪里?对这个淮海大战的幸存者，金门战役使得一万余解放军全军覆没的指挥者，他们甚至不知道是何许人也。还是曾志伟推测，胡琏墓可能在金门。那我是去不了的了。
上堤的这两个掌门人的父辈，都是四九年从大陆过来的，曾志伟的父亲是个军人。我和他们开玩笑说，小的时候，还以为他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里，他们笑，说我们也以为你们是在水深火热里，于是我们一起笑。一时间。似乎有一些时光恍然。
曾志伟知道我希望到书店看看后，立即向我推荐附近的敦化南路诚品书店，并亲自带我前往。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他给我讲他的生活和喜好，他不喜欢开车，他的父亲是军人，但是从来没有打过他一下，总是很有耐心的告诉他怎样做事。他的房间别致的布置，曾经上过台湾一家杂志的封面，他曾经做过台湾一位名歌手的经纪人，他的老家在山东郓城，和宋江是老乡。他的习性从下面一个小例子可以感受得到:他晚上要去一个朋友那里，因为朋友从日本给他带回来一个蛋糕，而那个蛋糕在台湾是见不到的，所以虽然路很远，但是他一定要去。
在诚品的门前，他说这里的晚上是台北怪人出没的地方，尤其是休息日，会有很多人在这里卖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而这些不是平时在商店里可以遇到的。他不希望我拍摄他的相片，我只好退一步，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拍摄了一张他走路的背影。
诚品是台湾书店群中的金字招牌，大约有六十余家连锁店，敦化南路店是它的旗舰店，门前伫立着一个火车模型，那是书店和出版公司为宣传新上市的《哈利波特》的共同杰作。书店的一楼卖时尚商品，还有一个儿童区，有书也有玩具，像一个幼儿园的活动室。二楼有一个与图书区相邻的咖啡馆。图书区的摆放与大陆有所不同，因为工作关系，每年我都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各地的书店里进出，但是大陆的书店无论怎样摆放，都会觉得你面对的就是图书，而这里的布置，会觉得图书已经是一种具有文化气息的商品，在关于图书的解读上，台湾市场的确是盛出一筹。比如，他把几千种杂志摆在一个很大的空间里，但是中间不是平地，而是一个椭圆的池子，在这个空间里你需要不时地俯瞰，或者不时地仰望。
或许是曾志伟看到我手里相机的危险性，特别提醒我不能够在这里拍照。
诚品把三分之一的营业面积分给了杂志，由此可见它在台北人的阅读中所占的分量，同时由此可也可以预测，这就是几年后大陆即将呈现的景象。曾志伟特别强调出版公司与书店的互动合作，并一一向我说明由于互动合作，而陈列在书店中的那些别致创意，当然其中也有上堤的成果。我坦诚的承认这方面大陆还有差距，不过也有客观上的不同，因为台北的出版公司大多集中在台北，他们只需把台北做活，就带动了台中和台南，而大陆不同，出版社分散在各地，由于幅员辽阔，也很难完全依靠某一个地区，如北京或者上海来带动整个大陆的市场。这就造成出版社无力进行全面的精力投放，也不好集中投放在某一个地区。
我们去的第二家书店是金石堂书店，金石堂在台湾有着百余家的连锁店，和诚品并列为台湾销售市场的两大巨头。一进门就感受到了《哈利波特》扑面而来的气息，每一种摆放或者布置并不觉得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是综合的感觉，大陆在图书的门店营销上，实在是落伍的。大概曾志伟看出了我的心情急切，特地找到门店的主管，特许我拍摄了几张相片。
走在中孝东路，他指点给我那些著名的品牌商店，并一再请求我跟他去吃小林面线，认为到了中孝东路而不吃小林面线，简直是罪过。热腾腾的面线是盛在小盒康师傅那样大小的包装盒里，每份50台币，果然如曾志伟所说，好吃!
黄昏的时候，他把我送回诚品的门前，然后打车去吃他没吃过的日本蛋糕去了，我则坐在那里，一面等待来接我的朋友，一面等待他说的那些怪人的出现。
10月23日子夜于台北柏杨先生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