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人们往往会因一个人而关注一座城，甚至爱上一座城。比如达·芬奇之于佛罗伦萨，约翰·列侬之于利物浦，迈克尔·乔丹之于芝加哥，张国荣之于香港。
伟大人物的才华和性格，往往是他所生活城市的精神高度的浓缩甚或突破。
杭州拥有很多这样了不起的历史人物，白居易、苏东坡的翰墨留香，胡雪岩的商业态度，马可·波罗生动的他者视角，孙策偶像般的贵族气质，更有“西湖三杰”岳飞、于谦、张苍水壮怀激烈的民族责任和热血情怀，他们令杭州的人文内涵得到放大，令这个城市具备“向美而生”“从善而流”的底蕴和风骨。
正是因为曾经有他们的存在，杭州这座城市涌现出了“最美妈妈”“最美司机”“最美警察”和前段时间跳江救人的“最美小哥”……
这种现象或许并不是偶然的。我们不禁好奇，“西湖三杰”到底给杭州留下什么？
一先说于谦这样一位赢得当世和后人广泛赞誉并于道德上被一再发现的人物。《光明日报》的创始人之一白寿彝先生做出了较为中肯的评价：于谦是明代一位杰出的英雄人物。他曾以《石灰吟》为题的诗，表述自己的志向：“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正如他诗中表述的那样，名垂千古，受人敬仰。
于谦最大的功勋显然是在土木堡之变后，面对胜数十万明军、斩各部百将、俘虏英宗皇帝、破居庸关汹涌而来的瓦剌大军，力排*都迁**南京的众议，以兵部侍郎的身份，迅速做出挽狂澜于既倒的正确反应：
劝说太后另立皇帝（破了瓦剌挟帝自重的主意，稳定了政治立场）；
号召各地军事武装，重构朝廷（选拔能征惯战、服从指挥的将领，统一了事权）；
迅速调入通州存粮（确保了战备物资，安定了人心）。
这样的举措即便换作内阁首辅也难以保证实施，但他就凭着一颗清白的拳拳之心，当仁不让，全身奉献，终成不可思议的大功。
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有些东西一目了然：倘若没有于谦的挺身而出，大概靖康之耻会再度上演，数千万中原人势必遭受战乱和*杀屠**的厄运。
数年之间，长江以北恐怕就不再姓朱了，明朝哪怕不亡，也将成为南宋那样偏居一隅的小朝廷，随时面临像崖山惨剧那样的危机。
就是这样一位对朱明王朝有再生之力的大功臣，却在不久之后被污蔑谋反，惨遭抄家和杀戮，他本有无数的机会避免厄运，却又因那颗清白的拳拳之心，清介耿直，不事逃避，终于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令人敬佩，也令人唏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场极不名誉的抄家告诉了世人，这位曾经实际掌握国家大权的人物，除了若干生活必需品之外竟家无余财，他的日子甚或比普通百姓人家还要过得清贫。
他确然将全部奉献给了他的君王，留下了清白在人间，身后得以在绝美的西子湖畔与岳飞比邻，可谓求仁得仁。
二再说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岳飞。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人格精神构成了我们民族魂魄中如脊梁般伟岸挺拔的一面。通过阅读像岳飞一般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著作和传记，人们往往会因文化上的高度认同而产生发自内心的感动，这对人们的品质构筑是极为有益的。
因此，在风波亭悲剧之后的千年，除去清廷因岳飞系其祖先仇雠而在很长时间内不予理会（但也不敢侵毁，据说，年幼的康熙在接到鳌拜相关报告时，便曾担心拆掉岳庙可能会导致民众情绪失控）之外，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会经常性地发起悼念活动，于某种关乎国运成败的高度加以教育或警示。
在杭州的岳王庙，你会随时随地发现这样的活动留下的痕迹，并感受到人们不褪色的敬仰热情。卑鄙之人的卑鄙之处往往各有不同，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却常有相似。
岳飞死于一场出乎他本人思虑范畴的阴谋，以儒教特有的眼光看，我们似乎完全可以理解赵构对于军事胜利之后将要迎回徽、钦二帝的恐惧，以及对手握重兵的“权臣”根深蒂固的猜忌，但必然无法同情元凶秦桧为无法见光的政治构架，阴谋陷害忠良的卑劣行径。
无论如何，岳飞之死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之一，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事件打击甚至伤害到了国人关乎道德和信念的思虑。
于是在秦桧死去后不久，一场波及全国，甚至影响到了金廷决策的平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然展开，岳飞的子孙得到了姗姗来迟的名誉和政治实际。
从这位曾经的元帅留下的几篇第一流的诗词看，南宋人民深信他们的帝国损失的不仅是一位军事天才，更令他们感到焦虑的是，随着他的死亡，帝国几乎已失去了北伐胜利的所有可能，流落江南的中原难民重返故土的愿望沦为永久之梦，半壁江山乌云笼罩岌岌可危。
不少人因此惶恐难安，而更多的人，则已投身“西湖歌舞”的太虚幻境中，陷入不负责任的永日沉睡。然而，岳飞的悲剧在那个错误年代根本无法避免。恪守“尽忠报国”母训的岳飞拥有一颗近乎纯净的赤子之心，他在军事上绝世的才能与政治上极端的幼稚同样令人难以置信。
他既不爱色，也不贪财，更不怕死，连孔丘都免不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美食他也不爱，吃个肉包子都要大赞“竟有如此美味”我难以想象这样一位满心“直捣黄龙”的率真人物能够讨得拥有极高艺术修养和享乐情趣的皇帝的欢心。
赵构与他之间的政治交易，仅是为了倚仗他的勇武而换得万乘之尊的稳如泰山，但岳飞一而再再而三于皇储、北伐以及拥兵这样大犯忌讳的敏感问题上不断开罪，也难怪纨绔颟顸的赵构会与秦桧一拍即合，宁可违背赵匡胤不杀大臣的祖训也要对其痛下杀手。
英雄的信念与历史上官僚政治之间，是令人沮丧的格格不入、不合时宜。但是，我们民族绝对不能没有这样的信念，因为我们需要面对的，还有我们的父老、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内心，以及我们的未来。
三最后说殉国成仁的张苍水。他的殉国自非历史孤案，甚或在他同时代的重要将领中，也不比史可法更加受人瞩目，诸多后世学者甚至为其研究专著而踌躇犯难。但这些并不影响他在杭城百姓心中的地位，在那里，人们会因西湖有幸埋忠骨感到由衷欣慰，英雄的事迹符合这片土地一以贯之的道德审美，之于城市文化资本，亦有着不可替代的符号意义，一如弥漫在空气中那惯常的龙井茶香。
在南屏山荔枝峰下的墓祠便可见这位南明将军的彩塑雕像，显然，雕塑者参考了那幅最为常见的直裰士巾服图像，但本作品少了几分读书人的书卷气，棱角愈加分明，眼神也变得坚毅、苍凉。也许，这具有儒将典型性不苟言笑的表情带出了后人对世事困局的认知：一个需要巨大投入方可维系的艰难局面，会因为那些投身其中的人本身的短视、自利而趋于崩溃；一个人的决心，无力对抗大多数人的投机。
南明在异常残酷的战争对抗中，尚未能赢得军事上任何可圈可点的胜利，却已于鲁王、桂王、唐王几股力量自杀般的派系斗争中丧失了所有的希望。
以睿智著称的张苍水眼看名过于实的郑成功败走南京不可能没有预见到未来数年间抗清事业行将土崩瓦解的结局，从那一刻起，他唯有抛弃感情上多余的一切，拒绝苟延海外的可能，紧握视死如归的勇气，用自己的生命去履行一位将军为朝廷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责任，留下滚烫的英雄情怀。
英雄殉难之后百年，他以死守卫的江山早已物是人非，爱新觉罗氏的统治历经康雍乾三代图治后，焕发出令众多儒学者着迷的光彩。然而敏感的弘历深知帝国“太平盛世”水面下暗涌万端的凶险，他亟须寻找新鲜的道德符号来缓解经济问题所造成的人心危机。当年殊死疆场不共戴天的敌人，长久以来纷纷被奉作“反清复明”的图腾而成为帝国无法摆脱的附骨之蛆。
既然如此，弘历索性不做不休，以朝廷的名义和道德的尺准，将史可法、张苍水们延入庙堂，垂其大名。他的行为并非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其效果之佳似乎也出乎他的预期。即便是最为死心塌地的前明遗老，也会对英雄“忠烈”的谥号感到十分满意。
不少人渐渐淡忘了仇恨，开始对他们所生活的朝代产生从未有过的热情，张苍水同他的不朽，以更加公开和普遍的方式，激励着整个民族的自尊和勇气，并在每一个危急存亡之时润“心”于无声。
就像数学上有常数一样，人类的精神应该是有常道的，城市的发展也是有常理的。有些东西，比如友爱、仁慈、敬畏、责任、孝道等优良品质是不能变的，否则人世就会失去基本的坐标和底线，天地就会乱了套，就像航船失去罗盘。没有常道的人生，我们无法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肯定。没有肯定，否定又如何有力量？
没有常道，一味崇尚变道，变来变去，变天变地，把人世变得黑白不分，把天地变得云泥无别，我们又如何去与一只绿头苍蝇作别？一个城市也需要寻找到这样的常道，它应该是让人心更美、山水更美。
“西湖三杰”给杭州留下了风骨之韵，更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种精神常道，这让我们这个民族即便是在外寇侵袭、天下萧条不堪时，仍然能有人坚守这个常道，使民族以延续，让家国以完整。
如今，不断涌现的“最美人物们”，是最美的土壤孕育出最美的硕果。像种子发芽需要土壤一样，这种最美的力量，根植于中华民族深厚的道德积淀，这种精神基因一直渗透在浙江人民的血脉中。
杭州从历史出发，从历史文明进程汲取美的养分，慧的力量，文的气质，把人美山美水美作为城市社会资本的核心挖掘，细致入微地寻求人类的道德之长、思想之光、精神之美，滋养万物，温暖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