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时期对于法律建设十分重视。
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一著名的《唐律疏议》，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长孙无忌等大臣修订而成的。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也是宽平公正的。
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高宗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50多个，其中有2人需要判死刑。这一犯罪率较低的情况与贞观时期相比也是一脉相承的。
太宗大军亲征徒劳无功，而后来高宗派大将苏定方、李勣、刘仁轨、张世贵、薛仁贵经营辽东，最后兵围平壤，凯旋班师，并在辽东设立九都督府。后来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唐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显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没有实现的梦想。
从高宗对于长生之术的冷静态度，以及对医学的信任来说，比起乃父太宗也胜出一筹。高宗身体状况一直不佳，对于御医的治疗他都能够积极配合，即使是在他的头上扎针流血也不介意。
另外，高宗还命令宰相组织名医修订了《唐本草）行世。而对于胡僧的长生药从不迷信，他说：
“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
这与太宗服食丹药而逝形成了强烈对比。
关于高宗委政武则天的问题，显然具有强烈的男性社会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及男性政治为主导的评价色彩。
李治为什么把政事委托给武则天？
一是由于他的身体状况不佳，晚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处理国政不能不有所依靠。二是由于武则天自身素质高，与他在政事处理上有很多的共同点。武则天“处事皆称旨”是她能够得到高宗信任并委政于她的主要原因。
武则天做了皇后就是同受小君，可以“母仪天下”，也能够得到很多的政治便利，所以，武则天参与朝政是出于高宗的意愿，与历史上评价武则天是“专作威福”并不相同。
按照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说法，自从麟德元年（664年）底高宗处置宰相上官仪以后，每逢上朝，武则天都“垂帘于后”。无论政事大小，高宗都会与她商议，中外谓之“二圣”。
从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起，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这样一个帝后同尊、并称“二圣”时代的开始，距高宗撒手人寰还约有十年。那么，这样的政治格局确立，无疑是在高宗思维清晰之时。
高宗委托政事于武则天，虽然心甘情愿，但也不是完全放任。更何况，他还常常会命令皇太子监国，代他处理国政，而不是完全地依赖武则天一个人。
在高宗的帝王生涯中，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直亲自处理国政。他不仅在永徽年间勤勉国事，每日上朝，而且，即使到了弘道元年（683年）三月，就是临死前的几个月，仍然关注朝廷宰相的任职状况，并罢免了欺凌舅家的宰相李义琰。
高宗在处置涉及皇帝权威和危及皇位稳固的事件中，也从来不见昏懦和缩手缩脚。最有代表性的是永徽三年（652年）他处理宗室近属的谋反案件。
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与驸马房遗爱（房玄龄之子）、巴陵公主的驸马柴令武、高祖女儿丹阳公主的驸马薛万彻、高祖六子荆王元景等人对高宗即位心怀不满，牢骚满腹，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发动*变政**，共举自称有做皇帝征兆的荆王元景为帝。
事情败露以后，高宗立即命长孙无忌负责调查，房遗爱声称太宗三子吴王恪是主谋。高宗果断下令：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斩首，荆王元景、吴王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等自尽。
同时，又有一大批人像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江夏王李道宗等被流贬，吴王恪之弟被废为庶人、房遗爱之弟遭贬、薛万彻之弟被流放，株连很广。其中，虽然有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毕竟也是假手皇帝。
高宗如此处理事情的手段，如何会容忍武则天“专作威福”？他这样的处事作风既不是“昏懦”，更谈不上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