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待中、西医的关系问题，曾一度引起人们的困惑。运用哲学的观点对它们发生、发展的过程进行考察，对各自研究方法及临床应用进行分析，探究其利弊及社会认识产生的原因，可以得到明确的回答。中医注重从宏观调理整体功能，西医慎密于微观而改变机体结构。但它们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只是采用的方法不同。它们殊途同归，宜合不宜分。
【关键词】中医；西医；哲学；医学史
中、西医的历史进程
人类文明史的进程，特别是考古学家有关医学*物文**的发现，从中可以得出：医学的发生与发展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发生与发展结伴而行。这是不可争论的事实。
在最早的原始社会，人们的生存、认知、抗御疾病的能力都极为低下，自身病痛、自然环境的异常改变对人体造成的损伤普遍存在。也正是在这普遍存在的现象之中，偶然发生了——人们在无意识的活动中发现了身体某个部位受到刺激后，病痛减轻或者消除了。这些本能的感觉，就是人类医学产生的最初精神源泉。偶然现象的反复出现，为必然的产生准备了物质条件，感性认识就上升为理性知识，进而指导人们的实践。于是“砭石” [1]医术就产生了。“砭石出东方”明确指出它起源于中国，这是有关医学渊源的最早文字记载。正是在这种以反复实践为基础的生产、生活斗争中，古人相继发现了治疗疾病的草本植物——中药。久而久之，以经验为基础、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的医学理论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的问世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经后世历代医家的发展日臻完善。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长河里，无论是在战火连绵的秦汉时期，还是太平盛世的贞观年代，以至于康熙的坐骑疾驰在欧洲大地的岁月里，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特点的中医诊疗技术对中国人类的健康、繁衍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昔日的中医理论就没有今日繁荣昌盛的中国。更远一点，没有中医就没有当今的炎黄子孙。古希腊的瘟疫，古巴比伦的消亡就是有力的明证。
对中医产生质疑，也仅仅是晚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大门被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敲开之后。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洋教士开始文化侵略、精神麻痹，中国人找不到“北”了。这恰好是西方列强文化侵略胜利的一部分。一方面，中国人在西方文化——宗教学说的鼓吹下，心甘情愿地在精神上自残、自我毁灭。另一方面，西方所谓的洋教士，一边在精神上给予麻痹，一边建立所谓的仁爱医院，充当“上帝”“救世主”以拯救“上帝”因放肆、私欲而造成肉体喋血、心灵摧残的中国大众。令人悲哀的是，部分国人非但没有认清“野狼”的本性，反而为他们的“慈善壮举”感恩涕零，以至于认狼做父。中医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被质疑、扼杀就不足为怪了。
当中国当权派在一味崇洋媚外惊叹西方文明的狂喜中而忘乎所以的时候，却忘记了追溯西医作为一个刚刚问世、羽毛未丰的新生事物的成长史。
西医的盛行也仅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而兴起的。至于它的发展速度、对于西方各国人民乃至于整个人类的卫生保健和疾病防治，在某个特定阶段、某些特定方面有着中医不可比拟的优势，这一点无容置疑。但仅仅从西医产生的基础——工业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生存所造成的日益暴露的潜在危险，说明我们将无法回避西医的负面效应。工业技术的突飞猛进引起的全球危机，不仅仅是体现在自然环境的破坏、生态失衡，更重要的是威胁到了人类生存。日本广岛数十年的寸草不生，印度山谷一夜间数千因窒息而消失的生命，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企图灭绝人寰的无声幽灵……一系列因科技发展但应用不当给人类带来的灭顶之灾，由此引起的震惊与反思足以说明：人类的一切文明发展，如果脱离了自然界、人类社会这个大的物质环境，那么灭绝人类的只会是人类自己。相应的以现代科技为母体而孕育成长起来的西医，如果不汲取教训，那么它的前景一定不是以人为本、拯救人类、挽救生命、解除病痛，而是走向它的反面——把人类变为西医（科技）的附庸。抗生素的滥用、耐药菌株的强大生命力、机体免疫力的急剧下降——就是有力明证。“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疾病的防治也同样如此。单求西医化学药物对靶细胞的专一效应，而忽视给整个人体带来的副作用，那么破坏人体系统平衡、瓦解人体的罪魁祸首，也许正是人们所崇拜的西药的所谓的“特殊效应” 。当然，对任何事物我们都应该辩证的分析和评价，抗生素也曾把无数感染病人从死亡线的边缘拉回了人间。
中医的特征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实践证明是科学的。而西医的兴起仅仅几百年，其潜在的威胁已渐暴露。从历史进程角度去分析，片面的崇尚西医而婉言谢绝中医，甚或扼杀中医，那只能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中、西医的研究方法及临床应用
正如前述 ，我们从中西医的历史进程中考察不难发现，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不同。除此之外，它们的研究方法及其在临床上的应用也迥然有别。
整体观是中医学的最本质特点之一。它以“气”是构成并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为基本出发点。从阴阳间的交感、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相互转化，以及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出发，并把人与自然看做一个整体去考察，分析、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并从整体水平角度去指导临床应用。它的产生、形成、应用、检验的标准，符合唯物论、辩证法，因而是科学的，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光明的前途。这也正是中医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久盛不衰的哲学依据。它不仅为历代中国人民的健康、民族的繁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一度被引出国门，被世界各国人民崇尚和肯定。从最早的《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频湖脉学》，历史上相继被许多国家翻译引用。从医学以拯救生命、减轻病痛、改善病人生活质量为根本目的这个意义上去探析，不难发现中医有着广阔的包容性和无穷的扩展性。它的包容性表现在：宇宙中一切有形无形的东西都被纳入研究的范围。比如，疾病的“旦慧，昼安，夕加，夜甚”，它从人与太阳之间的关系去解释病机。它的扩展性表现在：历代医家对《黄帝内经》的发展与扩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历代各家学说。——从东汉《伤寒杂病论》到金元四大家，从明代的《瘟疫论》到当代的中医学的更多分科。
无论是它的包容性，还是它的扩展性，“宏观”二字足以概述它的全部特征。因而它在指导临床应用上也着眼整体调节。而西医恰恰相反，无论是它的建立基础，还是研究的对象，以至于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微观”的痕迹无处不在。从研究方法到临床应用，它“微观”到了人们思维的尽头。
西医的产生与发展也同样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细胞学说的建立起，到目前日趋精专的分科，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它注重从“微观”领域去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它是沿着从结构到功能的研究方式进行。有某种蛋白质分子的空间结构，就具有某种功能，无论是自体产生还是人工合成。正是在这种研究方式下所产生的医学理论，导致了“人”向“非人”的转化。克隆技术的兴起，器官移植后患者心理、性格的变异等等，早已引起人们警惕。正因为它明确了人体结构基本单位——细胞的分子结构，破译了遗传基因的密码，非种属间的器官移植早晚也可能成为现实。西药一方面在解除病人痛苦、改善病人生活质量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在加速人自身由“己”向“非己”的转化。从小儿腹泻服用抗生素导致菌群失调，到外科整容手术的风靡全球；从美国孕妇服用“反应停”所造成成千上万的儿童的先天畸形，到中国人因*血卖**而“诞生”的“艾滋病村” ……这一切不得不令我们对西医、西药的双面效应有所惊醒而瞪大眼睛。西药的“特效”会否改变人体自身结构，它的远期展望不容人类乐观。
中医的宏观调整与西医的微观扼杀，在解除病痛、挽救生命、延年益寿、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这个目的方面是统一的，但是针对它们各自的特点，我们不能用划一的标准去量度。它们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不同的思维方式，各自作为治病救人的工具有其各自适用的条件、各自使用的方法。我们应有所选择，宜‘中’则‘中’，应‘西’就‘西’，或者兼而有之，取长补短，求同存异。
中、西医各自利弊及社会认识产生的原因
众所周知，《黄帝内经》的问世，开创了中国传统医学新纪元。它从哲学高度，指导着中医的一切理论与实践。“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2]”前28字是哲学思想，后6字是对中医应用的指导。中医是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同一现象进行观察分析，“有其象必有其变” ，没有无因之病，立足于“审证求因” ，因而更能把握事物的本质，选择恰当的对策。它重在“调”而不是“治” 。用“未病先防，即病防变”的思想指导临床。重在防微杜渐，防病以未然。换句话说，称之为“治未病”[3]。
西医诊断、治疗疾病的根本依据是：细胞的分子结构，结构决定功能。进而从细胞__组织__器官__系统的层次上去逐步分析解释生理、病理现象。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对病人进行的任何一种诊断，无论是生化检验，还是各种物理检查，从血常规到核磁共振，无不是从结构变化去分析、解释病理现象。从而采用相应的化学药物去修复局部结构。但是化学药物的致命缺陷在于：对于靶细胞或靶器官来说是其修复作用，而对其它细胞或器官来说则是破坏作用。但是它在治疗方法上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缺陷：就是功能改变与结构变化的同步性，与人们认知结构能力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一个不争的事实：西医门诊上大量病人有不适症状，而西医作出无病的诊断。这是连西医医生自己都承认的普遍现象。它只“治已病” ，甚至说“已病尚不知” ，何谈治疗呢？
正因为中、西医的理论依据、思维方式不同，它们相应也有各自的优缺点。西医在某些感染性疾病、危及生命的急、重、危病方面，有着中医不可比拟、望尘莫及的诊断、治疗优势。然而西医的认识、诊断、治疗疾病的工具的有限性，决定了它对自有工具所及之外疾病的无能为力。而中医的象思维及其对无限的归纳、演绎，可以穷尽、囊括人体的一切生理、病理现象。辩证求因，审因论治，恰好弥补了西医的不足。
倘若把中、西医比作汽车的进、退档位的话，那么我们无法想象缺少任何一个档位的汽车将怎样被人们使用。其实进与退是辩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是对等的概念。适合西医的时候，中医应该让位；该用中医的情况下，西医也别*谤诽**。
既然中、西医有着上述的优势互补，为什么现在社会上仍然出现各地中医院的门可罗雀，而西医院人满为患，甚至一度掀起废除中医的言论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应该站在更高层次上去解释说明，应用哲学全面的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去分析，否则，会犯牛顿把地球自转的动力归结为上帝的“大脚”一样的错误。
医学专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从伦理道德上讲，它应该与物质利益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目前社会现状，特别是在医疗体制中，经济效益作为医生工作能力的量化指标后，中、西医的差别日渐拉大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如此快节奏、高效率的工作环境中，有哪个病人把喝汤药作为首选呢？西医的短、平、快，是中医所不及的。但是，西医对某些慢性疾病，甚至有些原因已明的疾病束手无策，而此时中医却常常显示出起死回生之力。正因为中医这一坚实的立身基础、不可忽视的生命的最后“防线” ，它一直在默默的竭尽其有可能劳而无功的最大努力，甚或冒着可能被扣上莫须有的杀人罪名的羞辱，依然殚精竭虑的以拯救病人为己任的德行，仍然为绝大多数国人所敬仰，尽管人们把西医作为需要时候的首选。中国人的一个不成文的传统：不到最后绝不会拿出“看家宝” 。现在人们常说：得了不治之症，西医看不了死了算啦；若不看中医，死了遗憾。然而正是中医这一独特的作用，有些唯利是图的医生，口若悬河、大肆渲染，扩大其治疗范围，夸大其疗效。随着它们物质贪欲无止境的恶性膨胀，又借助中医的缓慢而又无法阐明的远期的极佳持久的神奇疗效，便乘机大敛其财，这使得人们对中医由青睐变为反感，甚至爆出废除中医的言论。尽管这些与现行的医疗体制有关，但最大的责任应归属于医生的医德败坏。从某种程度上说，损坏中医这一无价之宝的罪魁祸首是我们医生队伍里个别见利忘义、道德败坏的中医败类。那么，难道西医领域就大快人心吗？事实要更糟、更不敢去想象。只是在中国人们的心目中：西医治疗，死人也好、费用昂贵也罢，那是合理的；中医治疗，死人那是违背天理；费用昂贵，不合中国人情！这正好应证了“外来和尚好念经”这句俗语 。所以对此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综上所述，从唯物、辩证、历史观的层面上，考察中、西医的起源、发展史，探究有关中、西医认识产生的物质动因，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西医各有利弊。但是，它们的预防保健、治病救人、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它们殊途同归，宜合不宜分；宜中则中，应西就西；对待中、西医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就是“扬弃” ！中、西医结合，前景美好，道路广阔；中、西医对立，两败俱伤，死路一条！引用中医的经典理论就是“独阴不生，孤阳不长” 。
【参考文献】
1、孙国杰. 针灸学[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151.
2、王洪图. 内经讲义[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27.
3、张家礼. 金匮要略[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