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说，罗大佑在我心中是神一样的存在。
李宗盛说，你们的大哥是我，我的大哥是罗大佑。
周杰伦说，我的目标就是像罗大佑一样成为一个时代的“音乐教父”。
“音乐教父”罗大佑今年66岁了。
他和孩子、老婆定居中国台湾，悠游自在，俨然一副“老人”样。
可是，只要提起台湾乐坛，那些闪亮亮的70、80年代，都少不了罗大佑，少不了罗大佑那一群狂热的音乐青年。
01
1954年，罗大佑出生在医学世家。
那是个动荡的年代，朝鲜战争刚结束，另一边新的战争一触即发。
要想在纷杂的政治局势里，保住家族的命脉，非得*瞻高**远瞩的铁腕手段不可。
罗大佑的父亲早就想好了，家里小一辈子女们全员学医。
战争不来，可以救死扶伤，社会地位也高；战争来了，或可保住小命。
所以，罗家上上下下，父亲、哥哥是医生，妈妈是护士，姐姐是药剂师，罗大佑就在医药的包围里长大。
父亲的医书是全日语的，罗大佑看不懂。
只看见了那插在文字里的医学样图，全是被切割过的人体，手脚，眼睛，心脏，头骨。
罗大佑吓得头大，只好先转移兴趣，歇一口气。
罗大佑一家
家里有一架钢琴，是父亲专业之外的兴趣爱好。
还有一套鼓，全家去歌厅玩，父亲看歌手打鼓，直觉“打鼓是很好的运动”就买下了，其实没打几次。
罗大佑像父亲，课余总爱摆弄乐器，莫扎特、肖邦的曲目，信手拈来。
快乐时光，总是过得很快。
到了小学，罗大佑的兴趣全转到音乐上了，学校要求写一篇作文《我的志愿》，罗大佑头一次想到的，是玩音乐。
“你干医生，你还可以一边搅音乐。但如果你干音乐，是不可能一边做医生的。”
父亲的话言犹在耳，罗大佑想了想，科学家，慈善家，老师，作家，歌星，医生，都写了，唯独没有音乐。
没有告知于众，才真正会付出实践。
02
罗大佑上学期间，台湾的音乐发展可谓迅速。
1973年，杨弦在胡德夫的演唱会上发表了余光中诗《乡愁四韵》的谱曲版本。
1976年，陶晓清在淡水校园组织“西洋民谣演唱会”，李双泽拿着可乐瓶，嘴里大喊“唱自己的歌”。
不走寻常路的年轻人的所作所为，立即引起大讨论。
此后40年，“唱自己的歌”一直是民谣的精神图腾。
胡德夫（前排右一）、李双泽（后排右一）
罗大佑对此一无所知，但音乐的灵魂是相通的。
早在70年代初，他就在青年音乐团体“洛克斯”做键盘手，该团体爆红南台湾餐厅、俱乐部，仿佛给民歌运动打了头炮。
他吊儿郎当地应付着考试，整个身心则在音乐中漫游。
他参加学校的乐队，去酒吧里做驻唱，他疯狂迷恋外*歌国**曲，前前后后买了4000张翻版唱片。
他也尝试写歌。
1974年，他首次尝试谱曲，命中注定地选了《乡愁四韵》。与杨弦他们的调子完全不同，充满了罗大佑自我的解读。
1976年，朋友王振华看重他的才华，拉他为电影《闪亮的日子》撰写主题曲和插曲。
他一共写了三首，其中有首名为《歌》的，词一直没着落，直到遇见徐志摩的诗。
他还动笔了《童年》，那几句“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从起笔到完工，拉拉杂杂三年之久，只为了找到词与曲的咬合，朗朗上口的质感。
冷静又躁动，成了罗大佑做事的惯有风格。
03
歌写多了，罗大佑想自己出唱片。这时候他遇见了一个猛人，张艾嘉。
七八十年代的台湾，还没有狗仔队，张艾嘉年轻气盛，日日开派对，夜夜交朋友，积累了一大笔人脉财富。
说来也巧，张艾嘉正是电影《闪亮的日子》的女主角。
《闪亮的日子》
罗大佑刚认识她，就为她自由奔放的气质倾倒了。
他给她写歌，他叫她“小妹”，这是只属于张艾嘉的别名。
张艾嘉唱腔不算惊艳，正好与轻快甜蜜的歌曲相配，很久就一炮而红。
爱情之外，两人互相欣赏。
张艾嘉就说过，“他真的是很有才华的人，我对他惊为天人。”
有了这一层，1982年，罗大佑对民谣敬而远之，想要发摇滚专辑，张艾嘉才甘愿调动巨大的人脉资源为他东奔西走。
很快就诞生了《之乎者也》。
《之乎者也》专辑封面，罗大佑一脸严肃，齐肩卷发，黑衣黑底黑墨镜，一酷到底。
《之乎者也》的歌单，更是反叛意味十足。
《鹿港小镇》里充满了幻灭感：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将进酒》里对教育的讽刺：
双手拥抱是一片国土的沉默。
少年的我迷惑。
《童年》还些许透着几丝仲夏明媚：
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
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
张艾嘉和罗大佑先成立了“果实音乐制作公司”，发行了2000张名为《罗大佑作品选》的黑胶。
可《之乎者也》母带制作费太过昂贵，果实音乐负担不起，张艾嘉就四处游说，还跑去黄霑那里拉了一笔赞助。
滚石音乐刚成立不久，扛不住张艾嘉的游说，老板终于放话，“我不敢预估这张专辑的命运，只能赌一把”。
80年代，台湾歌坛受制于严肃的审查，只能在情歌和歌颂之间喘息前行。
没想到，这张专辑火了，一口气卖了14万张。
这个数字在当年可谓破天荒，从此罗大佑开始了他横扫时代的“黑色旋风”时期。
04
罗大佑能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与他在医院的经历不无相关。
他写不了情歌、唱不了颂歌，只能写他所感，那便是乱世中的愤怒，愤怒，愤怒。
1983年，《未来的主人翁》顺利发行。此专辑花去了罗大佑九个月的时间。
“其实是最惨痛的一张唱片，碰到的挫折、失败的感觉是最多的。”
《亚细亚的孤儿》以质问开头：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同名歌曲《未来的主人翁》里的未来，灰暗、无情、不值一活。
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
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
就连情歌《小妹》，都唱出了生不如死的感觉：
何不与我共饮这仅有的一杯。
醉笑看人间的无聊与是非。
古怪却真实，新专辑《未来的主人翁》又卖出了25万张的好成绩。
大街小巷传颂罗大佑的歌，感受着歌里热潮涌动的青春，和永不妥协的爱的力量。
罗大佑成了青年精神的图腾，也成了审查制度戏耍的对象。
等到1984年，《家》发行，愤怒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温情内敛的罗大佑。
“摇身一变”并非罗大佑有意为之，还是审查问题。
两张摇滚专辑给罗大佑定了型，到了第三张专辑《家》，他想要更开阔的音乐体验，要游进更深刻激荡的音乐海域。
他亲去日本，在东京录音，请作曲家三枝成彰编曲，胡琴，月琴，巴乌，台语新唱腔，一应俱全。
可就是这张专辑，遭到了台湾当局和*党**外势力的双重压榨，一方唾弃他不够激进，一方计较他不够温柔。
一时间，罗大佑觉得无法与外界沟通，创作热情一落千丈。
父亲是过来人。
《之乎者也》发行后，父亲说，“这个政治的事你要小心一点。”
《未来的主人翁》发行后，父亲反问道，“是不是这个政治的风险要小心一点？”
罗大佑年少轻狂，不屑于父亲过惯了大风大浪的日子，事事都要来个胆战心惊的旧习惯。
这次他认清了，父亲是对的。
05
1985年3月9日，父子俩去了机场，父亲亲自看着罗大佑登机去了美国。
老子内心肯定是窃喜的，这回儿子最终要放弃音乐，回归医疗家族的正途了。
纽约，一个文化大熔炉，更不适合冷静下来专攻医学。
加上罗大佑从小非西洋音乐不听，来到纽约简直是靠近了音乐的本真。
那大街小巷的音乐迷醉，那五花八门的艺术交流，还有那奔波奋斗的每一张黄色面孔，处处触动着他的神经。
音乐还得继续。
1987年，他给父亲写了11页的长信，历数身为音乐人的使命。
“心里拔河拉扯14年，音乐终于赢了。
“我已经决定好这辈子不做医生。一辈子都做音乐，一辈子的主业都只有音乐。”
这份决心来自纽约，更来自风浪过后的自我肯定。
1984年，英国乐界大佬菲尔·柯林斯召集十多位歌手录制《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为非洲饥民募捐。
1985年，美国乐坛也不甘落后，当家人迈克尔·杰克逊为亲自创作《We Are The World》，45位歌手献唱，为非洲募捐了6000万美元，轰动全球。
张艾嘉深受感动，联系远在美国的罗大佑写歌，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60位歌手演唱。
1985年，“台湾光复40周年”，《明天会更好》名震两岸三地。
让我拥抱着你的梦。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
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这首公益歌曲，唱出了对和平的期望，对青春的歌颂，对未来之梦的期许，也正中*党**派宣传的胃口。
责难如雨下，浇透了罗大佑的心。
他恨，他恼，他无力改变，可那又怎么样呢？可既然音乐注定要和政治较量，他还是选择爱音乐。
1990年，罗大佑去了香港，发现了一个叫做林夕的年轻人。
当时林夕还在当语文老师。“以你的才华，别教书了，跟我出来做事吧。”
拉着林夕，罗大佑成立了音乐工厂。
06
香港没有审查拘束，时代潮流滚滚来。
几年内，罗大佑写出了《东方之珠》《原乡》和《首都》。
两年前，他以《爱人同志》开腔，一锤子将聚焦社会的目光打碎，探索更深远的议题——时代。
爆裂的摇滚之音，滋滋作响的时代洪流，少了青春的插科打诨，却多了中年人的气韵沉香。
《东方之珠》笔调一转，让蝇营忙碌的香港化身成为一抹乡愁盛景。
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
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
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
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但无论是《原乡》的激烈转变，还是由许多内地古典音乐人配乐的《首都》。
都在指向一个事实，新的罗大佑依然归来。
过去他使用的语言，是从为他人写歌，追随摇滚的脚步那里得来的。
现在他有了自成一体的风格，独一无二的音乐类型。
他技艺纯熟，可自由穿梭于各种曲风之间。
以至于，有些歌曲听过千万遍，已印刻在童年回忆里，看到是罗大佑的作品，你还是会大吃一惊。
原来是他。
作品比作者先行，只知歌曲名，不知罗大佑。
半个世纪的乐坛起伏，半个世纪的冲锋纵横，还有谁，能活出罗大佑这番霸气自在？
07
时间对所有人都足够残酷。
2016年，“假如我是罗大佑”巡演正式开场，明星朋友和粉丝一起登台，颇有游戏人间的味道。
2017年，台北小巨蛋演唱会，筹备近两年，张宇、辛晓琪、陶喆都来捧场，门票售出却不足七成，亏损百万。
罗大佑自嘲说，“你们来小巨蛋，从没那么宽敞过吧？”
2020年，知乎上已经开始问，“罗大佑的地位是不是捧得太高了？”
罗大佑过气了，不是吗？
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他不该属于当今这个时代。
出道40年，他成了一代人的回忆，成了烽火精神的神秘符号，他的经历融入了他人的职业生涯里。
90年代，高晓松在《睡在上铺的兄弟》里写，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从那时候起，没有人能擦去。
刻的哪一句已不可考，只知道是罗大佑的词。
2000年，两千人包机南下上海，其中就包括许知远，只为看一眼罗大佑在内地的首唱。
2004年，台北演唱会接近尾声，他站在台上，掏出一张报纸，念着“美国建议台湾向伊拉克派兵”的新闻，当场撕了自己的美国护照。
“老美习惯当老大，台湾一直被美国牵着走，现在美国要求台湾派兵去伊拉克打仗，我实在看不下去，所以下周我会去AIT撤销我的美国身份。”
执着、癫狂里透着一个直愣愣的与精致利己划清界限的傻气。
他无心政治，他追求音乐的纯粹，但他要表达自己的看法。
这个时代的符号是娱乐，而罗大佑从来不属于娱乐，他只属于作品本身。
罗大佑歌里，没有遮阴的小情小爱，没有歇脚的无病*吟呻**，每一句都直指时代的心脏。
没有人喜欢成为时代的一粒微尘，但他的歌会告诉你，每个人都是微尘，每个人在泥沙俱下里挣扎。
这不就是勇士的精神？
时代或许把愤怒看作花拳绣腿，但勇士永远都是勇士，守望将来，至死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