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这种思维逻辑在人类早期文明中并不是“独一份”，其他的文明当中都有类似的东西，比如希腊文明中泰勒斯的“水本源说”，还有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本源说”、赫拉克利特的“火本源说”，以及更著名的柏拉图“四元素说”和亚里士多德的“五元素说”等等，这些假说都是与我国阴阳五行差不多在相同的背景下产生的。这里反映的是人们在对世界还没有找到一种清晰而客观的认识和分析手段时，凭着头脑中的想象构建起来的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知识体系。
应当说，这些在当时看起来能够自圆其说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各自独立出现，并且统治了一个地方的思想很久，如同中国的阴阳五行一样，亚里士多德的“五元素说”也统治了欧洲上千年。所以，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只不过，这些原始的思维方式和知识体系在后来的发展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理性的传统和严谨的逻辑以及由此带来的实证思维从根本上深刻地改变了已有的这一套由头脑中想象出来的知识体系，让现代科学走上了前台，传统的那一套知识体系最终被迭代。而在中国，由于我们的传统中始终缺乏严谨的逻辑论证，在对思想的表述中具象多于抽象，感性多于理性，导致我们缺乏对自然界进行更加理性和客观的分析研究，自然无法产生现代科学，于是传统的阴阳五行始终没有离场，使得这种原始的思维方式流传至今，仍然还有人试图以此为*器武**与现代科学相抗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多少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悲哀。
我在这里说相对于欧洲文明而言，我们对自然界缺乏理性而客观的分析，主要有如下依据：首先，理性离不开逻辑。如果我们考察欧洲思想史就会发现，从古希腊开始到后来的古罗马，始终重视对人们逻辑思维的培养。众所周知，在古希腊的智者派那里有“三艺”即文法、修辞和辩证法（主要是逻辑和抽象学科的学习），柏拉图又加上了“四艺”即算数、几何、天文与音乐（主要指和声），这样共同构成了著名的古希腊“七艺”，这些东西到了古罗马又进一步发扬光大，使得欧洲文明一直注重培养人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在整个欧洲文明的进程中始终绵延不绝，即使是在“黑暗的中世纪”里，人们对神学的讨论也严格遵循着逻辑思辨的形式进行展开，里面仍然保有理性的内核。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如果按照我们多数人的想象，一群神父们在讨论上帝与天使的时候一定是天马行空，充满了各种怪想，但其实不然，这些人在讨论的时候都会从教义中的某个命题出发（当然这个命题本身是神学的而不是科学的，比如论证圣父和圣子、圣灵的关系这个最基本的命题时，由于没有任何具象的表述可以讲清，只能通过大公会确定一个各方公认的结论，即圣子是“神中生出的神，是光里发出的光”，以此作为讨论的前提），然后依靠严格的演绎推理，得出诸如“一个针尖上可以站满多少个天使”这样的结论。相比较而言，我们的思维当中一直没有发育出成熟的归纳法和演绎法，大量充斥于我们讨论中的方法是类比或者假托古人讲一个故事，比如古人说的“东郭先生”“南郭先生”“愚公”“庖丁”这些假托的人名讲出的故事，以及直到今天我们还动辄用诸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这样的类比来论证某些理论，其实你细想想，这种论证方式在逻辑上真的能够成立吗？
其次，我们思维中的“天人合一”（或者更直白地说是“天人感应”）的学说，把所有应该理性对待的自然都以感性的方式进行分析，这就很难做到客观和准确。试想，当我们把大自然都与我们人的身体和情绪等一一对应起来，于是自然在我们的逻辑中就有了人的喜怒哀乐、符合人的脏腑运行，就会出现“天厌之”这样的结论，就会出现我们在读史书的时候经常会读到的“五行志”，那里面充满了自然现象与人们特别是统治者行为牵强附会的对应。由于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人们便不会认真地研究自然界的运动变化的规律，而只是将其看作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对其中的神秘除了敬畏便是膜拜，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真正把自然看作是一个外在之物进行理性的分析研究，更不用说得出科学的结论了。
第三，具体到阴阳五行的这些结论，可以说都是人类早期对大自然一种最为朴素和原初的观察得出的结论，可以说早就被现代科学所证伪，比如说“水克火”，那“土”盖上去到底克不克“火”？至于为了硬凑这个五行，把天下万物都几乎不讲逻辑地分为五类，那就更多了。
梁启超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对这句话，我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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