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之三生前世，非如一曲红楼“木石前缘“，读之方才知晓，素以勾勒花妖狐惑世界著称的蒲松龄，也是一位讽喻世情的圣手。《三生》以颇具现代元素的笔法，以”湖南某“这一模糊定位的人物，写一场*场官**纠纷引起三世纠缠，荒唐嬉笑之处，始为其剖析*场官**之结论，具象化为文学形象。

笔者以《三生》此篇，见蒲松龄之笔，锋利而柔情。蒲松龄本是科举不第之人，于宦海*场官**无望，方以《聊斋志异》糊弄时光，笔者深以为，此《三生》当如《儒林》，写人之丑态，入木三分。然而，蒲松龄却抛开个人偏执，目光落在芸芸众生、历史的河流之上，多是大悲悯，正如篇末“异史氏“所言：

“一被黜而三世不解，怨毒之甚至此哉！阎罗之调停固善；然墀下千万众，如此纷纷，勿亦天下之爱婿，皆冥冥中之悲鸣号恸者耶？“

《三生》此篇讲了大致情节是“湖南某“以*场官**黑手害了”名士兴“的前途，被告上地狱阎罗案前，此为第一世。后第二世，”湖南某“为庶人，不巧误判为贼子捕获，判官为”名士兴“，下令杀之。第三世，阎罗为二人再无纷争，一人为大狗，一人为小狗，，奈何小狗咬杀大狗。第四世，二人皆无前尘回忆，“湖南某”为岳，“名士兴“为婿，为岳者百般营谋，为婿者方有大好前程，三世恩怨始终。笔者以为，从”异“出发看蒲松龄的小说是不合适，而应当从荒诞的具象着手，将其还原为现实的深刻。

一、故事内的特殊的身份：消解了传统的固定性喻指

如前文说道：《三生》此篇具有一定的现代性，蒲松龄的小说多为“某X人，某X地方人，做了X事情”这样子的叙述模式交代故事的情节背景，然而《三生》中人物“湖南某”类似鲁迅笔下的“狂人”，没有名字，可以是你，我，他，甚至可以是一个群体，他是这样子的写的：

“湖南某，能记前生三世”

于是有了这么几个问题：首先，他是人吗？不是，没有人能记住三世回忆，何况人没有三世。其次，这是现在的事么？不是，既然能记得三世，那么记忆中的故事，当是现实之外的事情。两个问题一综合起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故事中的人，有别于现实当下的人，这个故事中的人的事情，有别于现实当下的事情。那么，在传统意义上的固定身份的人、事情都消解了，剩下的是什么？一，有趣荒诞的故事，二，一个本质。很显然是后者，《三生》是一篇能代指一个群体的、揭示*场官**本质的小说。我们来看故事：

湖南某，能记前生三世。一世为令尹，闱场入帘。有名士兴于唐被黜落，愤懑而卒，至阴司执卷讼之。此状一投，其同病死者以千万计，推兴为首，聚散成群。某被摄去对质。阎王问曰：“尔既衡文，何得黜佳士而进凡庸？”某辨曰：“上有总裁，某不过奉行之耳。”阎罗即发一签，往拘主司。勾至，阎罗即述某言。主司曰：“某不过总其大成；虽有佳章，而房官不荐，吾何由见之？”阎罗曰：“此不得相诿，其失一也，例合答。”方将施刑，兴不满志，戛然大号；两墀诸鬼，万声鸣和。阎罗问故，兴抗言曰：“笞罪太轻，是必掘其双睛，以为不识文字之报。”阎罗不肯，众呼益厉。阎罗曰：“彼非不欲得佳文，特其所见鄙耳。”众又请剖其心。阎罗不得已，使人褫去袍服，以*刃白**劙胸，两人沥血鸣嘶。众始大快，皆曰：“吾辈抑郁泉下，未有能一伸此气者；今得兴先生，怨气都消矣。”哄然而散。

小说讲述的故事鲜明刻画出一个收到科举制度*害迫**的人物形象——”名士兴“。首先，以他为代表，揭露了*场官**选取人才的弊端，一个人可以任意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前途，至于兴师问罪，浅则可直接追讨”湖南某“为代表的假公济私之人，深则层层追溯，可以一级一级往上查，官官相护，直接一整见血到制度层面。

其次，对于这样子的受害群众来说，故事中的荒诞，百鬼要求阎王前往阳间捉人，阎王照做，见其民主，百鬼的怨气，在地狱得到宣泄，见其公正。然而这一切都只能在虚构的世界中实现，反观现实，可见一斑。荒诞中见到现实科举制度的虚伪本质和华丽外表

二、现实的外延：荒诞的“三生“是恩怨的变形

如果说小说是如同《儒林》一般以别样的手法，讽刺现实中科举的种种弊端，那么大可不必如此写三世回忆，且看下文：

某受剖已，押投陕西为庶人子。年二十余，值土寇大作，陷入盗中。有兵巡道往平贼，俘掳其众，某亦在中。心犹自揣非贼，冀可辩释。及见堂上官亦年二十余，细视则兴也。惊曰：“吾合休矣！”既而俘者尽释，惟某后至，不容置辨，立斩之。某至阴司投状讼兴。阎罗不即拘，待其禄尽。 迟之三十年兴方至，面质之。兴以草菅人命罚作畜。稽某所为，曾挞其父母，其罪维均。某恐后世再报，请为大畜。阎罗判为大犬，兴为小犬。某生于顺天府市肆中。一日卧街头，适有客自南携金毛犬来，大如狸。某视之，兴也。心易其小，龁之。小犬咬其喉下，系缀如铃。大犬摆扑嗥窜，市人解之不得。两犬俱毙。

笔者将接下来的故事作为小说《三生》的第二部分，主要是由于这部分是作者自己在现实基础上的再创造。第二部分的荒诞之处在于：一个轮回转世、一个犬有人的样子。一前一后，也值得让人思考，为何？故事中因果轮回本是被作者许可的，众多怨鬼在地狱也得到了宣泄，但是”名士兴“不可以，他和”湖南某“的身份做了一个转换，虽然是事件的形式不同了，但是性质还是一样的，官以一己私欲，草菅人命，这当然是一个映射。但是此部分的重心，则是在一个作者眼中的周而复始的模式：害人——被害，被害者——害人者，害人者——害人。于是作者将其贬为狗，也是颇为讽刺，名士也为狗，贻笑大方，也足见制度害人匪浅。

三、从上帝的眼光：以佛家悲悯看变与不变

再说说笔者以为作者蒲松龄之柔情处，在第四世，作者做出了不露痕迹的干预，两个人结为了亲人，可以说仇恨走向了反面，这在现实中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在小说中可以，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如下文：

并至阴司，互有争论。阎罗曰：“冤相报，何时可已？今为若解之。”乃判兴来世为某婿。某生庆云，二十八举于乡。生一女，娴静娟好，世族争委禽焉；皆不许。过临郡，值学使发落诸生，其第一卷李生；即兴也。遂挽至旅舍优待之。问其家适无偶，遂订姻好。人皆谓怜才，而不知其有夙因也。及完娶，相得甚欢。然婿恃才辄侮翁，恒隔岁不一至其门。翁亦耐之。后婿中岁淹蹇，苦不得售，翁为百计营谋，始得连捷。从此和好如父子焉。

但是矛盾仍然在延续，女婿仍然以辱骂的方式报复者岳父，于是作者用意出来了，矛盾最终的结束点就在于，“湖南某”以帮助“名士兴”扫清*场官**矛盾，获得仕途顺利而结束。可见，这是蒲松龄的最终愿望，是从根源上结束，而非从个人与个人之间纷争判定对错，在制度的操纵下，无论害人和被害，都是一个制度下的受害者。

然而这是难以做到的，所以有了作者最后的感叹，众生千千万，谁又能如同小说中有如此命运，摆脱成见呢？至少现实中的蒲松龄是无力的，因而寄托在小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