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器武**，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制专**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著作，是他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
八说第四十七
为故人行私谓之“不弃”，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轻禄重身谓之“君子”，枉法曲亲谓之“有行”，弃官宠交谓之“有侠”，离世遁上谓之“高傲”，交争逆令谓之“刚材”，行惠取众谓之“得民”。不弃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财损也；君子者，民难使也；有行者，法制毁也；有侠者，官职旷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刚才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誉，人主之大败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毁，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毁，索国之无危乱，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人君之所任，非辩智则修洁也。任人者，使有势也。智士者未必信也，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计，处乘势之资而为其私急，则君必欺焉。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断事也。修士者未必智，为洁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惽，处治事之官而为所然，则事必乱矣。故无术以用人，任智则君欺，任修则君事乱，此无术之患也。明君之道，贱德义贵，下必坐上，决诚以参，听无门户，故智者不得诈欺。计功而行赏，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观失，有过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断，则事无失矣。
察士然后能知之，不可以为令，夫民不尽察。贤者然后行之，不可以为法，夫民不尽贤。杨朱、墨崔，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乱而卒不决，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令。鲍焦、华角，天下之所贤也，鲍焦木枯，华角赴河，虽贤不可以为耕战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尽其辩焉；人主之所尊，能士能尽其行焉。今世主察无用之辩，尊远功之行，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养足，不仕而名显，此私便也；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劳，此公利也。错法以道民也，而又贵文学，*民则**之所师法也疑；赏功以劝民也，而又尊行修，*民则**之产利也惰。夫贵文学以疑法，尊行修以贰功，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搢 笏干戚，不适有方铁铦；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当强弩趋发；干城距衡冲，不若堙穴伏橐。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古者寡事而备简，朴陋而不尽，故有珧铫而推车者。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故有揖让而传天下者。然则行揖让，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处多事之时，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备也；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车，圣人不行推政也。
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败十万之众，死伤者军之乘，甲兵折挫，士卒死伤，而贺战胜得地者，出其小害计其大利也。夫沐者有弃发，除者伤血肉。为人见其难，因释其业，是无术之事也。先圣有言曰：“规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无奈之何！”此通权之言也。是以说有必立而旷于实者，言有辞拙而急于用者。故圣人不求无害之言，而务无益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贞廉而远利也，石不能为人多少，衡不能为人轻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国，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利，货赂不行，是境内之事尽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奸者必知，知者必诛。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也。
慈母之于弱子也，爱不可为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随师；有恶病，使之事医。不随师则陷于刑，不事医则疑于死。慈母虽爱，无益于振刑救死，则存子者非爱也。子母之性，爱也；臣主之权，策也。母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明主者通于富强，则可以得欲矣。故谨于听治，富强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谋计。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计得于外无死虏之祸。故存国者，非仁义也。仁者，慈惠而轻财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诛者也。慈惠，则不忍；轻财，则好与。心毅，则憎心见于下；易诛，则妄杀加于人。不忍，则罚多宥赦；好与，则赏多无功。憎心见，则下怨其上；妄诛，*民则**将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轻犯禁法，偷幸而望于上；暴人在位，则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乱心生。故曰：仁暴者，皆*国亡**者也。
不能具美食而劝饿人饭，不为能活饿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劝贷施赏赐，不能为富民者也。今学者之言也，不务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虚圣以说民，此劝饭之说。劝饭之说，明主不受也。
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尽思虑，揣得失，智者之所难也；无思无虑，挈前言而责后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虑愚者之所易，以责智者之所难，故智虑力劳不用而国治也。
酸甘咸淡，不以口断而决于宰尹，则厨人轻君而重于宰尹矣。上下清浊，不以耳断而决于乐正，则瞽工轻君而重于乐正矣。治国是非，不以术断而决于宠人，则臣下轻君而重于宠人矣。人主不亲观听，而制断在下，托食于国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饥不寒，又不饿死，则无事上之意。意欲不宰于君，则不可使也。今生杀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尝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与鼷鼠同威，万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与监门同资。有土之君，说人不能利，恶人不能害，索*欲人**畏重己，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陈欲曰“侠”，人主肆意陈欲曰“乱”；人臣轻上曰“骄”，人主轻下曰“暴”。行理同实，下以受誉，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
明主之国，有贵臣，无重臣。贵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听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国，迁官袭级，官爵受功，故有贵臣。言不度行而有伪，必诛，故无重臣也。
译文：
为老朋友行私被称为不遗故旧，把公家财产分送给人被称为仁爱的人，轻视利禄看重自身被称为君主，违反法制偏袒亲属被称为品行好，放弃官职看重私交被称为侠义，逃避现实避开君主被认为清高傲世，私斗不休违抗禁令被称为刚直好汉，施行恩惠笼络民众被称为得民心。不遗故旧，官吏就会行奸；做仁爱的人，国家财富就有损失；做君子，民众就不听使唤；品行好，法制就遭到破坏；讲侠义，官职就会出现空缺；清高傲世，民众就不侍奉君主；做刚直好汉，法令就不能推行；得民心，君主就会遭到孤立。这八种名声，是个人的私誉，君主的大祸。与这八种相反的，则是个人的恶名，君主的公利。君主不考察对于国家的利害关系，而采纳个人的私誉，要想国家没有危乱，是不可能做到了。
任用什么人办事，是国家存亡治乱的关键。没有政治手腕而用人，没有一次任用不是失败的。君主要任用的人，不是有口才、有智巧，就是品行好。任用人，是使他有权有势。聪明人未必可靠，只因为赞赏他的智辩，就以为他们可靠而加以任用。凭聪明人具有的计谋，再加上处在有权有势的地位而去干私人急事，君主就一“定会受到欺骗。因为聪明人不可靠，所以君主可能去任用那些老好人，叫他们处理政事。老好人未必有智谋，仅由于觉得他们品德纯洁，就以为他们有智谋。这种人以愚夫的糊涂，处在治理国家政事的官位上，自以为是地处理问题，政事必然要被搞乱。所以没有政治手腕而用人，任命聪明，人的话，君主就受欺骗；任用老好人的话，君主的政事就被搞乱。这就是没有政治手腕导致的祸患。明君的治国原则是，地位低的能够议论地位高的；官吏有罪，下属不告发则同罪；用检验的方法判明事情的真相；不偏听偏信；所以聪明人无法弄诈行欺。按功行赏，量才授职，分析事情的起因来考察官吏的过失，有过错的人给予处罚，有才能的人给予赏赐，所以愚蠢的人就不能担任政事了。聪明人不敢行骗，愚蠢的人不得决断，政事就没有失误了。
只有明察的人才能通晓的东西，不可用来作为法令，因为民众不都是明察的。只有贤能的人才能做到的事情，不可用来作为法律，因为民众不都是贤能的。杨朱、墨翟是天下公认明察的人，但他们想整顿乱世，终究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他们的学说虽属明察，却并不能作为官方的法令。鲍焦、华角是天下公认贤能的人，鲍焦抱木而死，华角投河自尽；他们虽属贤能，却并不能成为耕作打仗的人。所以，君主要加以明察的，智士就在这方面竭尽巧辩；君主要予以推崇的，能人就在这方面全力去干。当代君主把没有实际功效的行为认为可尊，而想求得国家的富强，这是不可能的事。像孔子、墨子那样知识渊博、机智巧辩的人，但他们不从事耕作，国家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像曾参、史鲍那样讲究孝道、清心寡欲的人，但他们不参加打仗，国家能得到什么利益呢？个人有私利，君主有公利。不耕作而给养充足，不做官而声名显赫，这是私利；废除私学而彰明法度，堵塞私利而一概按功行赏，这是公利。一方面设置法令来引导民众，另一方面却又推崇私学，民众就会对遵守法令产生怀疑；一方面奖赏功劳。来鼓励民众，另一方面却又祟尚修身养性，民众就会懒于耕战。推崇私学而使法令受到怀疑，崇尚修身养性而使*功论**行赏出现双重标准，要想求得到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
朝用笏板和仪仗兵器，敌不过大刀长矛；讲究升降转身繁琐礼仪，其效用难以和日行百里的士卒训练相提并论；奏着《狸首》乐章而演习射靶的仪式，比不上硬弓劲射的真功夫；捍卫城邑、抗拒冲车的防御战术，比不上通过地道水灌烟熏的进攻战术。古代的人在道德上竞争，中世的人在智谋上角逐，现在的人在力量上较量。古时候事少而设施简单，器具粗陋而不完善，所以有蚌壳做的除草农具和简陋的手推车。古时候人少而互相亲爱，物品丰富而轻视财利、容易谦让，所以有拱手把天下让给别人的作法。既然如此，那么他们行礼谦让，推祟仁慈恩惠，称道仁义忠厚，就都属于原始的政治措施了。处在多事的时代，却仍用少事时代的简陋器具，这不是聪明人该奉行的路线；处在大争的社会，却仍遵循礼让不止的老规矩，这不是圣人治理国家的方法。所以聪明人不坐古代的手推车，圣人不采用手推车式的原始政治。
法律是用来制约事务的，事务是用来显示功效的。设立法制如有困难，考虑到虽有困难但能成事，则应予设立；事务既成而有害处，考虑到虽有害处但功大于过，则应予实施。不遇到困难的法制，不伴随害处的事功，天下是没有的。因此攻克周长千丈的大都城，击败十万之众的敌军，尽管我方伤亡人数达到三分之一，*器武**装备严重受损，士卒伤亡惨重；但仍然要庆贺打了胜仗，获得疆土。其原因正在于考虑到了代价小而获利大。洗头总有脱发，开刀总会流血伤肉；要是有人看到这点难处，就放弃洗头治病，便是不懂得权衡利弊的人。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圆规再精确也会存在误差，水面再平静也会存在波纹。我想改变这种状况，是没有办法的！”这是通晓权衡利弊的说法。因此主张有言之成理但不切实际的，言论有词句笨拙但能立即付诸实施的。所以圣人不强求挑不出毛病的言论，而致力于那些无可更易的事务。人们不在衡器、量器上打主意，并不是因为他们正直廉洁，不追求财利，而是因为量器本身不能给人增多或减少财物，衡器本身不能给人加重或减轻财物，对它们有要求并不能得到什么；所以人们不去多打主意。明君的国家，官员不敢违反法禁，吏属不敢谋取私利，人们不用财物进行贿赂活动，这样，国内的事务就会都像衡器、量器一样公正无私了。这样，大臣中干坏事的就一定会被察觉，察觉了的就一定给予惩罚。所以懂得法治的君主，不寻求廉洁的官吏，而致力于一定能察觉臣下奸邪行为的方法。
慈母对于幼子的爱是任何其他的爱都无法超过的。但是孩子有不良行为，就得让他受老师管教；有了重病，就得让他就医治疗。不受老师管教，就会犯法受刑：不就医治疗，就会临近死亡。母子之间的天性，是爱；君臣之间虑的，是近利远害。母亲尚且不能用爱来保全家庭，君主怎能用爱来维护国家呢？明君通晓富国强兵的办法，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慎重地处理政事，就是富国强兵的方法。君主应该严明法令，明察计谋。法令严明，内部就没有动荡叛乱的祸患；计谋得当，对外就没有国破为虏的灾难。所以保全国家不是靠的仁义道德。讲究仁义道德，也就是要博爱慈惠并轻视财利；为人暴戾，也就是心地残忍并轻易杀伐。博爱慈惠，就不会下狠心；轻视财利，就乐善好施。心地残忍，憎恶态度就会在下属面前暴露；轻易杀伐，就会胡乱地屠戮无辜。不下狠心，就会赦免许多该受处罚的人；乐善好施，就会赏赐许多没有功劳的人。憎恶态度表露出来，就会使臣民怨恨君主；胡乱地屠戮无故，民众就会背叛君主。所以仁人处在君位上，臣下就会胡作非为而轻易犯法，以侥幸的心理希望得到君主的恩惠；仆人处在君位上，法令就会妄行，君臣就会离心离德，民众就会怨声载道而产生叛乱心理。所以说：仁爱和残暴，二者都能导致国家灭亡。
不能提供丰盛食品而去劝饿人吃饭，不算是能救活饿人的人；不能开荒种地生产粮食而去劝君主施舍赏赐，不能算作造福民众的人。当今学者高谈阔论，其主张不是要致力于耕作而是要追求仁政，只知道称引虚假的圣人来取悦民众，这就等于是凭空劝人吃饭之类的说教了。凭空劝人吃饭的说教，明君是不接受的。
书的内容太简约，弟子就会发生争论；法律条文太省略，民众就会争论不休而轻慢不拘。因此圣人著书一定观点鲜明，明君立法一定详尽规定所要裁断的事情。竭尽思虑，估量得失，聪明人也感到困难；不动脑筋，根据已有的法律条例来责求当前事务的功效，愚笨的人也容易做到。明君采用愚笨的人也容易做到的途径，不采用聪明人也感到困难的途径，所以不用费心费力，国家就可以治理好。
酸甜咸淡究竟如何，如果不亲自用嘴品尝而取决于主管饭食的官员，厨师们就会轻视君主而尊重小官了。音乐的高低清浊，如果不亲自去听作出判断而取决于主管乐队的官吏，奏乐的盲人们就会轻视君主而尊重乐官了。治国的是非得失，如果不通过政治手段来判断而取决于宠臣，臣下就会轻视君主而尊重宠臣了。君主不亲自了解政事，而让臣下来决断一切，自己就会变成寄食在国内的客人了。
假使人们不吃不穿而不饿不冷，又不怕死，就没有侍奉君主的愿望了。意愿不受君主控制，君主就无法加以支使。如果让生杀大权落到大臣手里，而君命仍得贯彻执行的，那是从来没有过的。虎豹不用它的爪牙，就会和小家鼠的威风无异；拥有万贯家财的人不使用他雄厚的资产，就会跟看门人一样贫穷。拥有国土的君主，喜欢某人而不能给他好处，憎恶某人而不能给他处罚；要想求得别人畏惧并尊重自己，是不可能的。 臣子随心所欲被说成是侠，君主随心所欲被说成是乱；臣下轻慢君主被说成是骄，君主轻视臣下被说成是暴。这两种行为实质是相同的，但臣下因此受到称誉，君主因此遭到*谤诽**。臣子得到很多好处，君主却要蒙受重大损失。
在明君的国家里，有贵臣而没有重臣。所谓贵臣，就是爵位尊贵而职务高的官员；所谓重臣，就是主张被君主采用、势力又大的臣子。在明君的国家里，升官晋级，赐予爵位，根据都在于他们的功劳，所以就有贵臣出现；而对于那些言行不一、弄虚作假的人，必然地给予重罚，所以就没有重臣存在。
八经第四十八
【一】因情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废置无度则权渎，赏罚下共则威分。是以明主不怀爱而听，不留说而计。故听言不参，则权分乎奸；智力不用，则君穷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执行教严，逆而不违，毁誉一行而不议。故赏贤罚暴，誉善之至者也；赏暴罚贤，举恶之至者也：是谓赏同罚异。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然后一行其法，禁诛于私家，不害功罪。赏罚必知之，知之，道尽矣。
【二】主道
力不敌众，智不尽物。与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国，故智力敌而群物胜。揣中则私劳，不中则任过。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结智，一听而公会。听不一则后悖于前，后悖于前则愚智不分；不公会则犹豫而不断，不断则事留。自取一，则毋道堕壑之累。故使之讽，讽定而怒。是以言陈之曰，必有策籍。结智者事发而验，结能者功见而谋成败。成败有征，赏罚随之。事成则君收其功，规败则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犹不亲，而况于力乎？事智犹不亲，而况于悬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则君怒。使人相用则君神，则下尽。下尽下，则臣上不因君，而主道毕矣。
【三】起乱
知臣主之异利者王，以为同者劫，与共事者杀。故明主审公私之分，审利害之地，奸乃无所乘。乱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显贤。任吏责臣，主母不放；礼施异等，后姬不疑；分势不贰，庶士不争；权籍不失，史弟不侵；下不一门，大臣有拥；禁赏必行，显贤不乱。臣有二因，谓外内也。外曰畏，内曰爱。所畏之求得，所爱之言听，此乱臣之所因也。外国之置诸吏者，结诛亲暱重帑，则外不籍矣；爵禄循功，请者俱罪，则内不因矣。外不籍，内不因，则奸充塞矣。官袭节而进，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节持之：曰质，曰镇，曰固。亲戚妻子，质也；爵禄厚而必，镇也；参伍责怒，固也。贤者止于质，贪饕化于镇，奸邪穷于固。忍不制则下上，小不除则大诛，而名实当则径之。生害事，死伤名，则行饮食；不然，而与其仇：此谓除陰奸也。医曰诡，诡曰易。易功而赏，见罪而罚，而诡乃止。是非不泄，说谏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贤良播出曰游祸，其患邻敌多资。僇辱之人近习曰狎贼，其患发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发曰增乱，其患侥幸妄举之人起。大臣两重提衡而不踦曰卷祸，其患家隆劫杀之难作。脱易不自神曰弹威，其患贼夫酖毒之乱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是有劫杀之事。废置之事，生于内则治，生于外则乱。是以明主以功论之内，而以利资之外，其故国治而敌乱。即乱之道：臣憎，则起外若眩；臣爱，则起内若药。
【四】立道
参伍之道：行参以谋多，揆伍以责失。行参必拆，揆伍必怒。不拆则渎上，不怒则相和。拆之征足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众。观听之势，其征在比周而赏异也，诛毋谒而罪同。言会众端，必揆之以地，谋之以天，验之以物，参之以人。四征者符，乃可以观矣。参言以知其诚，易视以改其泽，执见以得非常。一用以务近习，重言以惧远使。举往以悉其前，即迩以知其内，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问所暗，诡使以绝黩泄。倒言以尝所疑，论反以得陰奸。设谏以纲独为，举错以观奸动。明说以诱避过，卑适以观直謟。宣闻以通未见，作斗以散朋*党**。深一以警众心，泄异以易其虑。似类则合其参，陈过则明其固。知辟罪以止威，陰使时循以省衷。渐更以离通比。下约以侵其上：相室，约其廷臣；廷臣，约其官属；兵士，约其军吏；遣使，约其行介；县令，约其辟吏；郎中，约其左右；后姬，约其宫媛。此之谓条达之道。言通事泄，则术不行。
【五】类柄
明主，其务在周密。是以喜见则德偿，怒见则威分。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见。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奸无所失。伍、官、连、县而邻，谒过赏，失过诛。上之于下，下之于上，亦然。是故上下贵贱相畏以法，相诲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实，有生之名。为君者有贤知之名，有赏罚之实。名实俱至，故福善必闻矣。
【六】参言
听不参，则无以责下；言不度乎用，则邪说当上。言之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从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呐者言之疑，辩者言之信。奸之食上也，取资乎众，籍信乎辩，而以类饰其私。人主不餍忿而待合参，其势资下也。有道之主听言，督其用，课其功，功课而赏罚生焉，故无用之辩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职，则放官收。说大而夸则穷端，故奸得而怒。无故而不当为诬，诬而罪臣。言必有报，说必责用也，故朋*党**之言不上闻。凡听之道，人臣忠论以闻奸，博论以内一，人主不智则奸得资。明主之道，己喜，则求其所纳；己怒，则察其所构；论于已变之后，以得毁誉公私之征。众谏以效智故，使君自取一以避罪，故众之谏也败。君之取也，无副言于上以设将然，今符言于后以知谩诚语。明主之道，臣不得两谏，必任其一语；不得擅行，必合其参，故奸无道进矣。
【七】听法
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暗也。上暗无度，则官擅为；官擅为，故奉重无前；则增多；征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乱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赏于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当，主怒，俱必害；则人不私父兄而进其仇雠。势足以行法，奉足以给事，而私无所生，故民劳苦而轻官。任事者毋重，使其宠必在爵；外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禄；故民尊爵而重禄。爵禄，所以赏也；民重所以赏也，则国治。刑之烦也，名之缪也，赏誉不当*民则**疑，民之重名与其重赏也均。赏者有诽焉，不足以劝；罚者有誉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赏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为上。赏誉同轨，非诛俱行。然*民则**无荣于赏之内。有重罚者必有恶名，故民畏。罚，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则国治矣。
【八】主威
行义示则主威分，慈仁听则法制毁。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势卑下，故下肆很触而荣于轻君之俗，则主威分。民以法难犯上，而上以法挠慈仁，故下明爱施而务赇纹之政，是以法令隳。尊私行以贰主威，行赇纹以疑法，听之则乱治，不听则谤主，故君轻乎位而法乱乎官，此之谓无常之国。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义成荣，不得以家利为功，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法之年外，虽有难行，不以显焉，故民无以私名。设法度以齐民，信赏罚以尽民能，明诽誉以劝沮。名号、赏罚、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则尊君，百姓有功则利上，此之谓有道之国也。
译文：
【一】因情
凡要治理天下，必须依据人情。人之常情，有喜好和厌恶两种趋性，因而赏和罚可据以使用；赏和罚可据以使用，法令就可据以建立起来，治国政策也就进而完备了。君主掌握政柄并据有势位，所以能够令行禁止。政柄是决定生杀的本权，势位是制服众人的基础。废除什么，建立什么，如果无章可循，政权就不神圣了；如果和臣下共掌赏罚大权，君主的威势就分散了。因此，明君不带偏爱去听取意见，不抱成见去计谋事情。所以听取意见不加验证的话，权力就会被奸臣分割；不能使大家尽心竭力，君主就会受臣下困窘。所以明君行使权力时像天一样光明正大，任用臣下时像鬼一样神妙莫测。光明正大，就不会遭到反对；神妙莫测，就不会陷入困境。君主运用权势，管教严厉，臣民即使有抵触情绪，也不敢违背；毁誉褒贬的标准始终如一，不容有妄自非议的余地。所以奖赏贤人，惩罚*行暴**，是鼓励做好事的极致；奖赏*行暴**，惩罚贤人，是鼓励干坏事的极致：这就是奖赏和自己意见相同的，惩罚和自己意见不同的。赏赐最好是优厚一些，使民众觉得有利；赞扬最好是美好一些，使民众感到荣耀；惩罚最好是严重一些，使民众感到害怕；贬斥最好是残酷一些，使民众感到羞耻。然后坚决把法制贯彻下去，禁止臣下私行诛罚，不让他们破坏赏功罚罪的制度。该赏该罚，君主一定要清楚；清楚的话，治国方略就完备了。
【二】主道
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能胜过众人的；仅靠一个人的智慧，是不能尽知万物的。君主与其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不如用一国人的智慧和力量，所以就能敌得过众人的智力而胜过万物。君主遇事只靠自己猜度的话，即使对了，也要花费自己精力；一旦错了，就要自己承担责任。下等的君主竭尽自己的才能，中等的君主竭尽别人的力量，上等的君主竭尽别人的智慧。因此遇到事情时，就要集中众人的智慧，一一听取大家的议论，然后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如果君主不一一听取大家的议论，臣下后来发表的意见就可能悖于原先的看法，这样君主就不能分清臣下的愚智。如果君主不把大家的意见都集中起来，自己就会犹豫不决，犹豫不决的话，事情也就得不到及时处理。君主有主见地采取一种中肯意见，就不会有掉入臣下所设的陷阱里的危险。所以，要让臣下提出建议，然后威严地责令他完成。因此群臣发表言论时，一定要有记录。出谋划策的人，等事情发生后，君主要加以检验；贡献能力的人，等功效表现出来后，君主要对成败进行分析。成败经过核实，随之进行奖赏或惩罚。事情成功了，君主就收取他们的功劳；谋划失败了，臣下就承担其中的罪责。做君主的，对合符验身这样容易做的事还不亲自去做，何况是要动手操劳的事呢？君主对用智费心的事还不亲自去做，何况是要百般推测的事呢？所以君主用人时，不取彼此意见相同的人；意见相同，君主就要严厉地加以斥责。使臣下都相互制约而同为君主所用，那么君主就能神妙莫测，臣下也就会竭尽自己的智能；臣下竭尽所能，就不会向上钻君主的空子，而君主驾驭臣下的方略也就完备了。
【三】起乱
君主懂得君臣之间利益不同的，才能称王于天下；认为利益相同，就要被臣下所挟制；与臣下共掌大权；就会被臣下所杀害。所以明君详察公私之分与各自利害之所在，奸臣就无机可乘。*乱动**产生于六种人：君主的母后、君主的妻妾、君主的子孙、君主的兄弟、大臣和有名的贤人。任用官吏，督责臣下，太后就不敢放肆；礼仪上区分不同的等级，妻和妾的界限就不会混淆；权势不分给庶子，庶子就不会与嫡子争夺；权位不丧失，君主的兄弟就不敢侵犯；臣民不被私门控制，权臣也就不敢蒙蔽君；禁令和赏赐坚决施行，有名的贤人就不敢暗中作乱。臣子有两种凭借，这就是国外势力和宫中亲信。国外势力是君主害怕的，宫中亲信是君主宠爱的。君主对国外的要求总是给予满足，对亲信的主张总是言听计从；这就是乱臣所要利用的。外国暗中安插官吏的情况一旦发生，君主就要追查和惩办与之关系密切并接受贿赂的人，臣子就不敢借助于外国势力了。君主按照功劳赏赐爵禄，对于无功而请求爵禄的人，连同替他请求的人一起办罪，左右侍从也就不会成为臣子作乱的凭借了。外国势力无从借助，宫中亲信无从利用，那么内奸和外奸作乱的途径就都被堵塞了。官吏逐级提拔，一直到担任重大的职务，才是明智的用人方法。对于职位很高并担任重大职务的人，要用三种不同办法来加以控制：一是质，一是镇，一是固。厚待他们的亲戚妻子而严加看管，叫做质；给予丰厚的爵禄而且一定实行，叫做镇；检验言论，督责实效，叫做固。贤者因有人质抵押而不敢妄自行动，贪婪的人因受奖赏抚慰而消除野心，奸邪的人因有种种约束而无计可施。宽容而不予制裁，臣下就会侵犯君主；小的奸邪不除掉，势必要导致大的诛罚。可见罪名和罪行相符时就该严加处置。留着这些人要坏事，杀掉又会败坏名声，就通过饮食毒死他，否则就交给他的仇敌杀掉他。这叫做除陰奸。蒙蔽也就是诡诈，诡诈也就是变化无常。君主能够见功行赏，见罪行罚，奸臣就不敢诡诈。君主不把对是非的判断泄露出去，也不将臣下的谏说互相透露，奸臣随机应变手段也就不敢使用。君主的父兄和有才能的人逃亡在外叫做游祸，它的危害在于给敌人增加了力量。君主与受过刑罚的人亲昵叫做狎贼，它的危害在于这种人的忿恨和凝结在心头的耻辱会发作。君主隐藏自己的愤怒而不发作，掌握了臣下的罪行而不揭露，叫做增乱；它的危害在于怀着侥幸心理而轻举妄动的人会起来活动。君主同时重用两个大臣，二者权势相当，叫做卷祸，它的危害在于私家势力强大，劫杀君主的灾难会发生。君主随随便便而不能表现出神妙莫测，叫做弹威，它的危害在于后纪用毒酒害死夫君的乱子会出现。这五种祸患，君主如果不能察觉，就有被劫杀的灾难。官吏的任免，由自己决定责治，由外国势力控制则乱。因此，明君在国内讲求事功，而从国外取得利益，所以本国安定而敌国混乱。导致危乱的途径是：臣下被君主憎恶，就借助外国势力，使君主像得了头晕病一样；臣下被君主宠爱，就借助君主的左右亲信，使君主像吃了暗中下的毒药一样。
【四】立道
检验考察的途径是：通过严格核查来谋取功效，通过交互衡量来追究过失。严格检验，必须对臣下的言行进行解剖；交互衡量，必须对臣下的过错加以斥责。不进行解剖，坏人就会轻慢君主；不加以斥责，臣下就会朋*党**为奸。进行解剖的结论足以看出臣下事功的多少；严加责罚之前，不要把意图泄露给众人。观察臣下行为和听取臣下意见的一般情况是：臣下有紧密勾结的迹象，君主就奖赏那些与之离异的人；臣下知道奸情而不告发，君主就将他和坏人治同样的罪。对于言论，要汇合各方面的情况，一定要根据地利加以衡量，参照天时加以思考，运用物理加以验证，适应人情加以分析。这四方面的情况都符合了，就可以了解是非了。分析臣下的言论，用以了解他对君主是否忠诚；从不同角度观察臣下，从而了解他各方面的表现；掌握亲眼目睹的情况，以便了解臣下的反常行为。一人专职，使亲近宠幸的臣子有事可干；反复强调，让出使远方的使者感到畏惧。列举往事来了解臣下的旧况，留在身边来了解臣下的内情，派到远地来探知臣下的表现。掌握表面现象来探问暗中情况，运用诡使方法来杜绝侮慢行为；用正话反说来探明自己疑惑的事，从反面考察来了解隐蔽的奸邪活动；设置谏官来纠正大臣的独断，列举错误来观察奸臣的动静。公开说明，引导臣下避免过错；谦恭下士，核察臣下是直是诣。宣布已了解的事情以便揭露未被发现的坏人坏事，促使坏人内部争斗以使他们自行瓦解。深入探究一件事情的真相，使众人有所警戒；故意泄露不同的想法，使坏人改变企图。遇到类似情况，要通过检验弄明真相；列举臣下过失，要指明他的根本毛病。知道臣下的罪过，就要对他的罪过用刑，以便禁止他的私威；暗中派使者时时巡查各地官吏，以便了解他们是否忠诚。逐步更换官吏，以便离散勾结在一起的奸*党**。君主和臣下约定，要他们告发上级：针对相国，就和廷臣约定；针对廷臣，就和他属下的官吏约定；针对军吏，就和兵士约定；针对派遣的使者，就和他的随从人员约定；针对县令，就和他任命的属吏约定；针对郎中，就和他的侍从约定；针对后姬，就和宫女约定。这就叫做条达之道。假如把臣下的告密和要办的事情泄露了出去，君主考察臣下的政治手段也就无法施行了。
【五】类柄
明君最要紧的事情，在于周而无缺、密而不露。因此，如果君主的喜爱表现出来，臣下就会据以行赏，从而窃取恩德；如果君主的愤怒表现出来，臣下就会据以行罚，从而瓜分威势。所以明君的言论深蕴固藏而不表露，紧锁密闭而不外泄。所以用一人察得十人的陰谋活动，是统治下层的途径；用十人察得一人的陰谋活动，是揭露上面的途径。明君上下兼用，所以坏人不会有所遗漏。伍、闾、连、县各层组织的人像邻居一样处于互相监督之中；告发坏人就赏，不告发坏人就罚。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也是这样。所以上面和下面、贵者和贱者，在法制面前都互相畏惧，在公益面前都互相劝勉。人性要求，既有生的实惠，又有生的名声。做君主的，既有贤智的名声，又有赏罚的实权。名和实都得到满足，所以大慈大善必得流芳。
【六】参言
君主听话不进行检验，就无法责求臣下；不考察言论是否有用，臣下就会用邪说迎合君主。言语这种东西，重复得多了，容易使人信以为真。对本不真实的东西，听十个人说，自己就会产生疑惑；听一百个人说，自己就会倾向于相信；听一千个人说，自己就会确信不疑了。口才笨拙的人说的话使人心疑，善于辩说的人说的话使人信任。奸臣危害君主，得力于人多；凭借辩说而取得信任，用类似的事例来掩饰奸私。君主不盛怒斥责而等待参验，势必会助长臣下行奸。懂得治国道理的君主在听取臣下的话时，会督察它的作用，考核它的功效。根据功效来确定赏罚，所以无用的辩说不会留于朝廷之内。担任公职办事的人，如果智慧不足以胜任，就罢官。对说话大而不当、浮夸不实的，要追根究底，这样就能察觉坏人并严加斥责。无故而言行不符，就是行骗；臣下行骗，就要治罪。对臣下的言论一定采取对应措施，对臣下的主张一定要求带来效用，所以朋*党**的观点就不敢对君主陈说。听言的方法，总是要让臣下老实地谈论，君主可以从中了解奸情；总是要让臣下广泛地议论，君主得以采纳一种意见。君主如果不明智，坏人就会钻空子。明君听言的原则是，对于使自己高兴的话，就要求兑现；对于自己恼怒的话，就追究根源；等到情况有了发展变化之后再下结论，以便获取臣下是*谤诽**还是赞扬、是为公还是为私的真凭实据。采用几种说法进说来玩弄智巧，诱使君主自己从中采取一种意见来逃避罪责；所以让臣子同时进献几种说法是不可行的。君主所取的，是不要让臣下在一种意见之外又附加另一种意见，企图摆出一种“可能”、“或许”的圈套；而应使谏言跟以后的事实相符合，据此准确判明谏言的诚实与欺诈。明君所要采用的方略是，绝对不容许臣下作模棱两可的进说，一定要他们挑出一种；绝不容许他们妄自行动，一定要就其言求其功，这样奸臣的进路就给堵死了。
【七】听法
官吏权势大，是由于没有法度；法度不起作用，是因为君主昏暗。君主昏暗没有章程，官吏就胡作非为；官吏胡作非为，结果俸禄就会无限地增加；俸禄无限地增加，征收的租税就多；租税征收多了，官吏就越发富裕。官吏富裕，权势又大，是由混乱的政事所造成的。明君治国总是挑用能办事情的人，赞扬忠于职守的人，奖赏有功劳的人。大臣推荐的人要是合乎标准，君主就喜欢，推荐者和被推荐者都一定得到赏赐；推荐的人不合乎标准，君主就恼怒，推荐者和被推荐者都一定受到处罚。这样，进言的人就不敢褊袒自己的父兄而愿意推荐有才能的仇人了。君主给臣下的权势足以执行法令，俸禄足以保证办好公事，而私利无从产生。所以民众虽然劳苦，但并不感到官府赋税重。不要让任事的*权人**势太重，而要使他们得到的宠赏只表现在爵位上；不要让当官的人谋取私利，而要使他们的利益只表现在俸禄上。所以臣民尊重爵位而看重俸禄。爵禄是君主用来奖赏臣民的，臣民重视君主用来奖赏的爵禄，国家就能治理好。刑罚烦乱，赐名有误，奖赏和赞扬不当，就会使臣民怀疑，因为臣民对赞扬和赏赐同样重视。对受赏的人有所非议，就不能鼓励立功；对受罚的人有所赞扬，就不能禁止奸邪。明君的做法总是。受奖赏一定因为他对国家有功，受赞扬一定是因为他为君主效劳。奖赏和赞扬一致，贬斥和处罚并行；既然如此，民众虽然受到赏赐也不感到荣耀。受到重罚的人必有恶名，所以民众害怕。刑罚是用来禁止奸邪的；臣民害怕刑罚，国家就治理好了。
【八】主威
君主如果表彰个人品德，就会分散自己威势；如果听信仁慈说教，就会败坏法律制度。臣民因为有法制而畏惧君主，君主却压低自己的权势对待臣下；结果臣下就敢于放肆地触犯法令，把轻视君主的习惯作为荣耀。这样一来，君主的威势就分散了。臣民因为有法制约束而难于违抗君主，君主却听信仁慈说教去扰乱法治的推行，结果臣民就会公开追求施舍，热衷于枉法贿赂的腐败政治。这样一来，法令就被败坏了。尊崇臣下的私行而分散君主的威势，施行贿赂而动摇法制；君主听之任之就要扰乱法，加以制止就要受到*谤诽**，因而君主地位被人看轻，政府法制被人败坏。这就形成了所谓没有法度的国家。明君的治国原则是，不允许臣下靠个人品行得到荣誉，不允许臣下因私家利益得到功名。功名的取得，必须根据国家的法制。在法制规定之外，即使有着别人难以具备的品行，也不能得到表彰；所以臣民就没有因私利而得到名声的。设立法度来统一民众，用赏罚有信来发挥民众的作用，用明确称誉和贬斥的标准来鼓励好事和禁止坏事。名号、赏罚、法令是三位一体的。所以大臣有所作为的话，就在于尊君；民众有了功劳的话，就在于利君。这就叫做有法度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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