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平定陈炯明叛乱、改组国民*党**、北伐统一全国，是孙中山晚年面对的重大问题。三者既密切关联，又轻重有别。孙中山以东西两路联军并举战略，讨伐“西和东拒”之陈炯明。东路军以闽省为后方吸引陈军主力，在桂省以滇军为主的西路军击破陈炯明“西和”策略而据有西南中心广州。与马林偏重将平叛与改组两个主题对立理解不同，鲍罗廷妥善处理穗、沪之政治地位关系，说服孙中山推动改组，使原来以军事为主的广州，成为涵括军事、政治、外交多方内容的国民革命基地，以此辐射上海、西北、北京，从广东走向全国，北伐开局战略得以继续推进。
关键词：孙中山 陈炯明 北伐 鲍罗廷 广州 上海
孙中山晚年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平定陈炯明叛乱；二是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三是北伐统一中国。对此，学界从纵向历时性以及孙中山革命动力由依赖军阀逐渐转向依靠民众等维度，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三大政策转变系在讨陈过程中完成，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战胜陈炯明而实施，故讨陈、改组不宜分割讨论。在讨陈战争中，孙中山采取东西两翼“并举”战略，陈炯明则以“西和东拒之计”应对。孙中山在福建组织东路讨贼军入粤攻陈的老巢惠州，以与在广西组织的滇桂粤联盟西路讨贼军占领广州进行战略配合，使陈炯明首尾不顾，“以收夹攻之效”。陈炯明主要以军事对抗东路军，对西路军则采取战和并举、以和为主的攻势。同时，陈炯明暗中与直系军阀吴佩孚、曹锟等勾结，从而使讨陈之战与全国南北局势和北伐开局密切关联。此前的研究，较少从三大问题结合的整体视角切入，以探究彼此之间的互动、渗透和影响的复杂关系。本文利用秘密函电档案等史料，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推进。
一、东路军与闽粤方略
（一）“先粤后闽”方略及其传递
1922年秋，孙中山命令进入江西的北伐军总司令许崇智与皖系徐树铮及其旅长王永泉联手攻取福州后，视福建为讨陈的根据地，将着眼点放在广东。对此，需厘清“先粤后闽”与“先打闽后打粤”的关系。“先粤后闽”指撤到上海的孙中山为夺回被陈炯明占领的护法策源地广东，采取的福建服从广东需要，以后者为重点的战略。而“先打闽后打粤”则是为使讨陈有可靠后方，采取先平定闽督李厚基，再回师进剿广东的方策。因李厚基倾向于与孙中山对立的直系，且与陈炯明系姻亲，故“先打闽后打粤”又被表述为“先行讨李，次及陈炯明”。
对孙中山“先粤后闽”之苦心，国民*党**中枢多能领会，唯福建皖系首领、闽地国民*党**和民军负责人不予理会或加以拖延。在组织以许崇智为总司令的东路讨贼军开拔前后，孙中山多次去电，解释并强调粤闽地位之重轻、主次及先后关系。东路军未出发前，福建皖系实力派、总司令兼督闽赣边防负责人王永泉，曾有若驻赣直系北军入侵福建，即先攻江西，得手后再回粤作战的建议。孙中山得悉后即去电告诫：李厚基和赣省寇闽之计，均以陈炯明为转移，“倘陈贼朝倒，闽祸可期夕解”。指出福建外患为陈炯明，制赣不如先攻粤。
针对福建民军负责人陈肇英在东路军开拔后，闽地“或有意外变动”，须事先筹划以防备的担心，孙中山回函：“闽局情形复杂，当暂听其自然，俟粤局彻底解决之后，再想办法。”在复闽省国民*党**人黄展云、何成濬等函中，也强调先粤后闽，粤重于闽。望何氏从速进剿陈炯明、沈鸿英，迟“恐滋蔓难图”。闽局极为复杂，粤军撤后，“将愈泯棼不可理”，因而须“以解决粤局为解决闽局之先导”。反复强调和坚持福建服从广东战略。
（二）合力图闽以作讨粤后援
舆论认为孙中山占领福州后，闽省“局势大变”，成为牵连孙中山、皖系、陈炯明及直系各派利益的焦点，形势异常复杂，“牵连于时局前途者至巨”。对孙中山一方而言，为落实“先粤后闽”方策，首先必须“合力图闽”，以为讨粤后援，如此利害各异的在闽各方之力何以能“合”，格外重要。就东路军而言，“务使化除畛域之见，相成而不相妨碍”；福建善后工作的基本方针，因“闽地新复，人心未静”，以切实稳妥为宜。
“合力图闽”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为兑现与皖系徐树铮、王永泉等人事前达成的“闽人治闽，军民分治”协议；二是平复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冲突。关于“闽人治闽，军民分治”承诺，孙中山与皖系均未遵守。徐树铮先以王永泉为福建总抚，“统辖军民二政”，因违背原军民分治协议，遭致孙方*制抵**，后改任王永泉为总司令，专司军事。孙部黄大伟等占据闽省军政重要机关，也与前述协议相左，因王永泉反对，孙中山令之退出。孙皖冲突可见一斑。军民分治之“军”，主要须处理好皖系王永泉、臧致平与许崇智关系，双方在设立联合办事处、配合东路军入粤等方面有所合作。这里着重讨论此前涉及较少的“民”之方面。
“军民分治”中的“民”，包括人事、财政等。人事即所谓“闽人治闽”，由福建人担任省长。但具体人选，各方竞夺激烈。许崇智、徐树铮倾向林森，福建自治军张贞主张黄展云，本土势力则推荐萨镇冰。三方角逐先是提议萨镇冰，但因其有直系背景，南返前曾为吴佩孚接见，徐树铮、许崇智反对，因而未获通过， “故未发表。”林森、黄展云均属福建国民*党**人。林氏资历老，威望较高，且得到福建华侨支持；华侨是讨陈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孙中山一方否决了张贞对黄展云的提议，支持林森，“藉此望华侨接济。”为协调林森、黄展云关系，许崇智等建议孙中山以后者为民政厅长，但矛盾仍难以解决。
财政主要指行政日常维持和军费筹措。1922年10月25日，梅光培因闽省财政匮乏，电请“即给现款二万元，以维现状”。军费困窘以至承诺攻下福州的赏金亦难以兑现，居正电称“十五万赏金尚无着落”。对此，孙中山采取就地设法解决为主、继续借款为辅的办法，要求福建军政负责人林森、李福林整顿财政，发行内外债券救急。11月19日，他要求两人“尽心筹划，以充军实”。1922年11月底，孙中山主张林森在闽省发行300万公债，并向华侨募捐，以解燃眉。借款主要向华侨和殷实人士伸手。1922年11月1日，孙中山致函华侨李庆标等，讨陈戡乱，需饷孔急，望“再为卜式输财之举”。12月7日，他又请求江少峰继续借款以应讨贼军急用，并保证“现定前时（廖）仲恺经手之款，俟恢复粤省后，即如数清还”。旧债未还，又续借新款，窘境可见。
调解、平复闽地国民*党**内部冲突，是更为棘手的问题。为此，孙中山采取职务撤换、正面嘉奖和以*党**谊调剂地方畛域等办法。
所谓职务撤换，主要是为解决黄大伟与许崇智间的冲突，将前者调离撤职。在攻占福州过程中，许崇智部第一军黄大伟等拔得头筹，缴获甚多，野心勃发，擅自“改粤军第一路军为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将所部编为步兵五个旅，企图凌驾于许崇智之上。许崇智表示与其势不两立，双方冲突升级，几至动武。为讨陈大局，在调节无果的情况下，孙中山只好将黄大伟调回上海，设宴抚慰。许崇智随即宣布孙中山令，免除黄大伟总司令职，将国民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编为三个军，许崇智为总司令兼第一和第二军军长，褫夺了黄大伟对第一军的指挥权。黄大伟怒而转投陈炯明。为笼住黄大伟部旅长王懋功等，孙中山不断安抚鼓励，望合力图闽，以为讨陈后援。王懋功则向孙中山、许崇智承诺，今后“当遵从大总统电令，服从总司令命令，竭尽忠诚，至死不变”。
为调解闽省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矛盾，孙中山从大局出发，以*党**谊调剂地方畛域，矫正区域成见，强调沟通与团结。1922年12月15日，孙中山劝说许卓然同许崇智、徐镜清消除误解，“共同对外，以收成功”。福州自治军总指挥、国民*党**福建省支部长、省民政厅长黄展云，*党**政军大权在握，如何处理与闽省军事负责人许崇智、行政最高领导林森的关系，事关国民*党**在闽全局。孙中山对其给予正面嘉奖，加以笼络。早在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即告诫黄展云以身作则，用*党**谊矫正闽省地方区域之成见，以大局利益为重。同年12月，黄展云两次来电，报告闽省秩序井然以及军事进展情况。其中对藉词筹饷、到处讹诈的假自治军，采取请许崇智改编究办措施，并登报撇清关系；而对于自己负责管理的盐政，声称藉此作*队军**费用，无意与林森争权，以避外间争省长之谣传，受到孙中山“嘉奖”。但实际上，黄展云暗中处处作梗，甚至挑动地方势力排挤林森。孙中山调解两人关系的效果并不理想。
（三）“援闽援粤”计谋之应对
1920年，陈炯明从漳州入粤驱逐桂系陆荣廷，许崇智在赣闽边境活动如芒刺在背。在围歼许军闽赣粤“三省会师包围计划”失败后，陈炯明又与吴佩孚、萧耀南、赵恒惕勾结，并拟提供1400万元军费支持，以实施“先牵制闽中不能出兵攻粤”的“援闽援粤”计划。即吴佩孚以孙传芳为援闽军总司令，与隶属直系的江西督军蔡成勋联合，取道江西，尾追进入闽境，牵制许崇智回粤的东路军；而陈炯明则派兵前往粤闽边境进行堵截，与吴佩孚配合夹击。
为击破陈炯明“援闽援粤”计谋，孙中山采取了如下措施：*管双**齐下，阻滞直系南下。直系“援闽”借口之一，是反对皖系徐树铮染指原属直系的福建地盘。对此孙中山采许崇智建议，以明暗两途反制。明面上，通过名人和舆论压力阻挠直系出兵。如蔡元培即利用影响电请吴佩孚中止派兵入闽；各界“分电呼吁”，以“缓敌兵，俾不至挠图粤计划”。暗地里，孙中山派得力干将前往保定、洛阳与吴佩孚、曹锟接洽策反。“告以军民分治，无用兵理”，且与国民*党**及福建全省为仇，皆非上策，力图让直系撤回入闽赣之兵。张继、谢持与吴佩孚的亲信孙丹林联络，要求暂缓与许崇智决裂。又派刘成禺通过时任曹锟高等顾问杨度、机要秘书夏寿田，联合直系大将王承斌等人，利用其担心吴佩孚尾大不掉的心理，策划“和赣”之策，说明陈炯明“以下犯上作乱之人，不可出兵援助”，成功间离了曹吴关系，阻滞了直系“援闽”计划。
先发制人，打破夹击。由于东路军主要目的是回粤讨伐陈炯明，除在外交上设法牵制直系外，最直接办法系先发制人，尽快离开福州，使直系、陈炯明夹击计划落空。孙中山明确指出，打破“援闽援粤”计谋最现实的办法唯有先发制人，“一鼓而擒陈逆，粤定而闽乃可固”；并严饬东路军参谋长蒋介石速攻广东，另辟逃生之路，“假道闽南直冲潮汕”，时机紧急，“稍迟则无路可逃矣”。
可见，为以福建作为回粤讨伐陈炯明的后方根据地，孙中山采取了一系列善后措施，对外在时间上迟滞、拖延了直粤“援闽援粤”计谋的实施，与皖系军政上也有所合作、妥协；对内加强团结，设法化解东路军内部危机，与闽地本土势力进行周旋。惜东路军开拔不久，林森即被迫将省长让位萨镇冰，说明福建局面并非孙中山所能掌控。“先粤后闽”方策虽受内外复杂因素掣肘牵扯，未能完全实现并及时与西路军配合，但毕竟吸引了陈军主力，为西路军攻占广州起到了战略牵制作用。
二、西路军破陈“西和”之计与东下广州
正当东路军大张旗鼓准备自闽入粤之际，孙中山在桂省组建的西路联军沿西江东下讨陈也悄然展开。事前双方均没有看好并未视为讨陈首选的西路军，却首先起事，并获得成功。与以*力武**为主对抗东路军不同，陈炯明采取“西和”之策，主要运用结成攻守同盟、金钱战、间离计等方式，企图收买、瓦解西路联军。为击破这一计谋，远在上海的孙中山加强了对西路军的组织领导，设立国民*党**驻香港办事处，以邹鲁为大总统驻港特派员，古应芬、邓泽如等分任各部门负责人，就近谋划指挥、联络西路军讨陈事宜。双方互相博弈，暗战不断，内容异常丰富。可惜的是，邹鲁事后过简的回忆以及两岸学界以年谱为主的枝节考察，使这一史事脉络尚欠清晰和深入。上海环龙路档案等史料显示，此举奏功，乃系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西路军怎样击破陈炯明的西和之计以及作为西路军主力的滇军如何克服包括易帅风波在内的诸多难题，最后东下据有广州，值得深入挖掘。
（一）拆散粤陈攻守同盟
由滇桂粤军组成的西路讨贼联军，目标是夺取广州。该军构成较复杂，有张开儒、杨希闵、范石生、杨池生、杨如轩、蒋光亮、朱培德等部滇军，刘震寰、刘玉山部桂军，隶属政学系的桂军沈鸿英、刘达庆、李易标部，魏邦平、李济深等领导的粤军第三、四师等。上述各军，滇军实力最强，共有1.2万人，号称能战，其作用举足轻重。因此，西路军东下主要围绕滇军展开。
在西路军之各军中，驻桂滇军原属到过桂林、被孙中山任命为滇军北伐军总司令顾品珍的部下。顾品珍不顾孙中山劝阻，率部回滇与唐继尧争权失败被杀，余部选择亡命桂省而非其他地方，在一定程度上也乃再度追随孙中山， “继续北伐，完成出师本旨”。其时驻桂滇军奉行“驻桂、图粤、复滇三阶段”计划。其中“驻桂系暂局，图粤乃庙谟，而复滇则须图粤以后，俟有补充，方能举行”。但这三阶段计划受到各方威胁：“驻桂”有前黔军总司令广西人卢焘勾结、分化滇军实力派旅长范石生等人就地拦截企图；“图粤”有被陈炯明收买拆散的危险；“复滇”有图粤未成之前被唐继尧拽回云南的可能。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均会阻扰滇军东下。
滇军这一有先后顺序的三阶段计划，同时与粤、滇、桂三地军政力量存在利害关系，彼此互相缠绕，十分复杂。粤中陈炯明在叛乱之前，已与滇省唐继尧有勾结。桂省群雄逐鹿，除野心勃勃的卢焘外，其他还有处于颓势的陆荣廷、心怀鬼胎的沈鸿英、掌握实权的自治军总司令林俊廷和其所拥戴省长蒙仁潜以及倾向孙中山的刘震寰、刘达庆部等。因此，陈炯明分别与卢焘、唐继尧、陆荣廷结纳，甚至订立攻守同盟。这种复杂情形在1922年11月1日滇军戴永萃给孙中山长文电报中有所反映：卢焘“近复图桂心急，讨好陈逆，勾结旅长范石生等到粤”；诡计百出，“或谓赞助滇军，率师回滇；或谓补助滇军解决桂”。而唐继尧“复密派多人携带金钱到滇军内部捣乱，力图破坏，万一士卒迫于饥寒被其勾去，则陈逆西和东战之计一行，吾*党**其有豸乎？”滇军代理总司令张开儒因此恳求孙中山务必“通缉卢焘到案”，治以重罪。
陈炯明与唐继尧、陆荣廷订立“攻守同盟之计划”的要点，“第一步为解决滇军；第二步即为对付军长（沈鸿英——引者注）”。这就迫使滇军总指挥杨希闵在与“唇齿辅车之关系”的沈鸿英部桂军合作的同时，主动与广西自治军总司令林俊廷、省长蒙仁潜，签订释嫌修好和约：不得与第三方订立不利于双方的盟约，旨在拆散三方同盟；滇军只能在划定的平南、藤县两县暂时驻扎，且“概不干预”桂省各种权益，显然是在防止滇军或与卢焘结合图桂；滇军驻桂时间以三个月为限，“期到即应离去”。这就逼迫滇军在规定时限内，须作出东下讨陈的最后抉择。滇军与自治军修好，也向沈鸿英伸出橄榄枝，有利于打破陈炯明与唐继尧的攻守同盟，加强与沈鸿英部联合，东下讨陈。
（二）金钱战、间离计的角力
滇军流落广西日久，向无军需，“久已困竭，破烂不堪，士卒忍饥受苦，行援孔亟”，处境极为困难。滇军去向如何，“回滇与否，视吾*党**之有无接济为转移”。因此，当务之急是为滇军提供金钱援助，使其两相比较，意识到“攻粤回滇利害昭然”，东下讨陈才有可能。因此，双方争夺滇军的一大关键是金钱较量，以至到明码标价的地步。1922年11月22日，滇军到达蒙江，东下之势渐显，陈炯明“始焦灼，力串范石生、金汉鼎等，贿嘱其退军三十里，允每退十里助款十万”。滇桂两军拟东下讨陈，但何时开拔，以钱到账与否而定。滇军“力求接济开拔费一宗（约一团一万元———原注），款到即行拔队”；而桂军刘玉山部“东下之心更急，声称苟有款一万元以上即刻动作”。
在促成滇军东下的金钱较量中，孙中山一方取得主动之际，又出现新问题。滇军内部分成两大派，一派以张开儒为首，派出联系者有张启荣、戴永萃、叶夏声；另一派以杨希闵、范石生、杨池生、杨如轩、蒋光亮等五大旅长为代表的实力派，联络人为黄实、夏声等。这就出现所筹经费交给谁，如何交的难题。双方互相指责，要求将款项交给己方，出现多头向上海和香港伸手要钱索饷的情况。1922年10月4日，张开儒派张启荣到港接洽。后者来电称，只有对张开儒部“速筹接济补充服装，令其待机下梧取肇，以破陈逆西和东拒之计，方为得策”。孙中山代答复：“滇军已有滇中同志接洽以复，不必转接矣。”“滇中同志”指的是出身该军的邓泰中、卢师谛两人，专门负责处理接济军需等滇军事宜。“不必转接”说明孙中山对张开儒所派之人不甚待见。11月30日，戴永萃、张启荣先后电告已与孙科商定汇款10万元给滇军，明确请求将该笔款项交由张开儒，并建议具体交款办法。孙中山再答以：“滇军各事请与邓和卿接洽。”即所有联络滇军的内外事情，除军饷接济外，包括滇军内部“人事复杂”的矛盾调处以及应对陈炯明“间离操纵之术”等，均不必事事请示上海，而径交邓泰中办理，以免多头领导，费时误事。
孙中山接济滇军经费的前提是滇军东下讨陈。1922年12月2日，张启荣就接济滇军问题，连上两函。前函关于款项交接办法，强调不要交给在港活动之滇军旅长代表，而应由自己径交张开儒亲收。后函抱怨自己身为张开儒负责办理滇军接济代表，但在港因无沪方命令只领到卫生衣1.2万套，其余未得分文，盼望孙中山电令邹鲁等设法另筹四五万元给张开儒救急。对此，沪上回答，“已交款托邓、卢二君带往，与藻林商量，能动则交，不动则不交”。采取谁能策动滇军东下即将军费交给谁的策略，并以此检定何方能真正掌控滇军。
孙中山最后锁定的接济对象是滇军旅长杨希闵。1922年11月8日，孙中山致函杨希闵、张开儒，望把握时机，速图广东；并命邓泽如在港交付杨希闵代表黄实港币4.3万元，广东银行券1万元，携往广西，作为杨希闵部滇军发动费。28日，杨希闵派参谋长夏声到港，与邹鲁具体磋商讨陈五项问题，包括开拔时接济费、服装、药材、发动时间、发动后桂粤友军态度，东路军行动确讯等。其中，关于第一项金钱接济，原定如滇军开到梧州即给20万，经讨价还价，减少到5万，药材照来单采办。夏声对上述问题的答复十分满意，滇军东下形势趋于明朗。从杨希闵拿到大部经费军需，张开儒尽管活动积极，但收效甚微，可知孙中山并不看好张氏掌控滇军，这也与后来不让其担任滇军总司令密切相关。
在金钱战过程中，还夹杂间离计，双方博弈更加扑朔迷离。诚如孙中山在讨陈通电中所揭露：其“对于驻桂滇军及桂军，穷极挑拨离间之技，诱使相攻，以为得计”。表明陈炯明的确在暗中离间滇军内部及滇桂联军间之关系；加之陈炯明以金钱运动滇军旅长范石生等队伍后撤，尽管后者声称“利用陈以取军饷、军服”，但叶夏声认为，“既与陈接头，苟非有投诚条件交陈，则陈讵肯漫然相助，其为讬词已可想见。”邹鲁、古应芬“似为所惑，前交款数万均由黄实运交各旅长收而不交张藻林，即其证明”。理据似乎并存，使得张开儒一方甚至怀疑范石生等人与陈炯明达成默契；而邹鲁等人将款交予各旅长而非张开儒，被认为中了陈炯明的间离计。撇开滇军内部矛盾，至少说明陈炯明的间离计产生某种效果，让滇军内部互相猜忌。
这引起孙中山高度重视，除专门派邓泰中加强领导外，要求滇桂联军针对陈炯明离间计策，采取反间法以应对。这在负责与陈炯明联系的桂军首领刘震寰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报纸上曾有陈炯明助刘氏平定广西后，将实行前者所主张的“联省自治”合作的报道，因而刘氏举动受到孙方不明就里者怀疑：刘氏虽口头上始终拥孙，事实上则“代陈勾通滇军各部长官，双方敷衍，态度可疑”；潜伏在陈炯明内部者甚至说，陈军对西路军将先发制人消灭滇军，拟由刘氏打头阵。其实，刘氏早已与旧时相善的邹鲁达成谅解。此前，刘震寰曾对邹鲁的心腹说，“此后我只对邹先生一人负责。凡是别的人来，我都拒绝表示意见”，强调自己还要去陈炯明处骗些军械，请务必相信，“绝对不要被他人的言语所动摇”。孙中山派出邓泰中专做滇军内外工作，以及刘震寰得以成功骗取陈炯明的军械，说明在金钱战及间离计中，陈炯明未占上风。
（三）滇军易帅
接济滇军经费交由谁支配，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人事问题。驻扎柳州时，滇军内部即分成三派，“意见纷纭，各行其是”。后又演化成两派，多数将领推举张开儒为代表，前往香港与邹鲁等会谈，“表示拥孙”，要求接济饷弹。另一部分却推范石生为代表，往广州见陈炯明，“表示‘联陈’”。一军多派，没有公认的最高指挥。因此，在围绕经费追逐的同时，滇军内部也进行了总司令位置争夺，且人选频繁更替，屡有反复。先后有意担任该职务者，有张开儒、卢焘、朱培德、金汉鼎、杨希闵等人。
滇军总司令一职起初在张开儒、卢焘、朱培德之间竞争。孙中山在桂林振军北伐时，入桂滇军被编为滇军北伐军，以张开儒为总司令。陈炯明叛乱后，滞留广西的滇军推举张开儒为代理总司令，孙中山对他期望甚殷，希其与驻扎在桂林的滇军朱培德部同舟共济，联合湘川闽*党**人共同讨陈。在柳州时，卢焘欲借滇军杨希闵、范石生等五大旅长之力，夺取广西政权，遂与他们商议组成滇桂联军，“共推卢为联军总司令”。张开儒因不愿受卢焘指挥，辞去代理滇军总司令之职，以卢焘联络滇军“图桂”，影响了东下讨陈计划。孙中山转而将希望寄托于新任滇军总司令朱培德。1922年10月5日，张启荣函请将讨陈款项交付张开儒部，孙中山批复：“接洽滇军事已交朱培德办理，着前途就近蹉商可也。”
随后，滇军总司令一职的竞争主要在张开儒与实力派代表旅长杨希闵之间进行。张开儒去职后，进抵蒙江的滇军群龙无首，只好推杨希闵为云南讨贼军总指挥。杨希闵去电解释系暂时“摄理”，并希望派时在沪与孙中山接触的老长官金汉鼎前来担任总司令。孙中山表示首肯，但金氏因范石生等反对而不愿就任，总司令职位继续空缺。这也是导致前述接济滇军经费不知交谁的重要因素。1922年11—12月间，张开儒及部下积极活动，希借支配接济滇军款项的有利时机，将张开儒重新推向总司令宝座。遂向孙中山宣称只要财权、人事权由张开儒统一负责，滇军内部就会团结一致，不再互相猜疑。或许鉴于各团、营长“对张感情甚好”，仍有一定实力，希望邓泰中在经费上支持协助张开儒复职，孙中山表示同意。
孙中山最终敲定的滇军总司令人选为杨希闵。1922年12月12日，张启荣来函报告，驻桂滇军举行军事会议，一致决定讨贼，公推张开儒为滇桂讨贼联军总司令，杨希闵为滇军总指挥，讨陈一切准备就绪。孙中山对此没有明确表态，只让人代答批复：“函悉。滇军各事请与邓和卿接洽。”实际上，早在12月7日，邹鲁已转呈孙中山，用大总统名义委任杨希闵为滇军总司令，刘震寰为桂军总司令，随即在白马墟宣誓就职，东下讨陈。滇军总司令最终由实力派旅长杨希闵担任，而非张开儒。
陈炯明以和为主的方策，决定了西路军采取以暗战为主的应对方式。其复杂性和诡异性，很容易被忽略。在由滇桂粤构成的西路联军中，实力最强、生存压力最大的滇军去向成为能否东下讨陈的关键。孙中山一方精心筹划，凭借拆散对手同盟、金钱战、间离计、慎选滇军总司令等互相牵连、彼此交叉的方式，多管齐下，在这一轮博弈中终于促成以滇军为主力的西路军东下讨陈，并最终占领了广州。
三、广州、上海中心之争
（一）孙中山坚守广东的军政考量
孙中山在讨陈过程中，联俄、联共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他认识到，完成这两大任务均离不开对民主革命策源地广东的据有。广东尤其是广州的战略地位，孙中山在给越飞的信中提到，从自己被陈炯明逼迫离开时，就认识到“以广州为根据地有冒险性，因为它是英国势力和其海军的中心。然而，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我不能放弃广州”。追究这些“特殊原因”，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以广东作为讨陈和北伐的后方基地，可免于军事上腹背受敌。在孙中山拟组织东路军回粤讨陈时，他的盟友奉系张作霖劝其放弃收复广东计划，全军北上，进窥武汉；奉系将入关直捣北京，南北夹击直系。对此，孙中山明确拒绝，“吾*党**欲出长江，非先灭陈不可；盖必得广东，乃能有力图长江，否则腹背受敌矣”。西路军攻克肇庆后，孙中山嘱龚豪伯率将士回粤，强调只有广东得到巩固，才可考虑“向外发展”问题。
将广东视为践行政治理想的开府之地。1923年2月10日，孙中山密电胡汉民等人，告以欲借拥有粤省之机，组织一个无政府之名，但有行政实权的机关，“以试行我五权之制，分县之治”；并特别强调拥有广东的重要性： “吾革命数十年来，未曾得过一自由之地，一自由之机，以施行我之抱负。今若回粤，则满意以为此其地、此其时矣。”长期*亡流**国外或蛰居上海租界，寄人篱下的惨痛经历，使孙中山格外珍惜拥有广东以实践政治主张的机会。
拥有广东是与苏俄谈判的重要条件。1922年11月24日，孙中山致函蒋介石：往俄考察虽可得一些经验和办法，但关键还须靠己实力和广东为根本依托。“此可知非先得凭借不可，欲得凭借，则非恢复广东不可。”没有广东作为凭借，俄国不会劝*产党共**人加入国民*党**与之合作，西南也不可能借此统一。
以广东为立足点，将触角伸向全国。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东后，与陈炯明展开四年多拉锯战，各方多误为其不自觉地与陈炯明一样堕入地方主义，与其全国领袖地位不符，纷纷提出建议和批评。众议院议员李榘通电，希望他利用元勋资望，“宜捐弃一隅之奋斗”，超越广东局部，以全国大局为怀，发起国事协商会，推进团结与和平统一。为回应*产党共**的意见，孙中山与陈独秀、蔡和森谈话，说明是以广东为基地，在西南建立军事力量，再向西北或东北方向扩展，为将来胜利“做好准备”。
（二）共产国际代表之上海中心观
陈炯明叛乱后，孙中山与其展开长时间争夺。在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指出，“广州政府的军事问题就是反陈炯明的斗争”。对此，孙中山坚持讨伐之正当性，毫无妥协余地。而希望与孙中山合作的共产国际及*共中**相当部分人士，通过劝说、在报刊上公开批评及私下游说其得力干部等方式，将讨陈与改组国民*党**等作对立理解，认为孙中山过于专注讨陈，希望他放弃广东，前往全国的中心上海。
针对陈炯明的军事行动，阻碍了国民*党**改组。孙中山脱险到上海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多次与其商谈，劝说“不要单纯用军事行动去收复广州，而要以上海为基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宣传运动”。马林甚至认为，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比获得福建夺回广东，还更要紧”。而且，在粤讨陈的军事行动，阻碍了国民*党**改组，担心其承诺“无法实施”。双方聚焦于如何权衡讨陈和改组的关系。孙中山在乎的是“能不能征服陈炯明并保住地盘”，马林关切的是“改组国民*党**和政治宣传的必要性”。孙中山告以“在解决广东问题之后，我们就能着手进行”，强调讨陈较之改组国民*党**，具有优先性。
广州属于地方势力范围，上海才是全国革命中心，共产国际希望孙中山将工作重心由广州移至上海。1923年5月13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国民*党**员身份，上孙中山一封长函，规劝他停止讨陈，“不能囿于一方的工作而忽略全国的工作”，请求其“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这当是*共中**主要领导人为呼应、配合马林提出的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而发。
化名孙铎的马林在《前锋》上指出，孙中山“先占据一隅地方，以这地方做和北方军阀奋斗的基础”的做法，与陈炯明大同小异，是为地方利益而做出的牺牲；到上海后，他“在那时中国政治地位骤然重要起来，比在广东时增高多了”。为进一步对孙中山施加影响，马林等人还试图游说廖仲恺、胡汉民等人，以致后者甚至也认为“控制广东对整个事业没有什么价值”，希望孙中山尽快离开广东。
共产国际的建议与批评，不无合理之处，但因操之过急以及孙中山对革命策源地的情有独钟，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还引起孙中山的不快。要求孙中山离穗赴沪的方策受阻。
（三）苏俄代表让步于广州中心论
陈独秀等人不惜与孙中山决裂，退出国民*党**，并把*共中**中央机关所在地从广州迁到上海。马林在一定程度上也因此结束了在华使命，代之而来的是鲍罗廷。鲍罗廷对孙中山的政策作出调整和让步。
莫斯科责成鲍罗廷，“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因此，鲍罗廷抵达广州会见孙中山时，特别指出“我们的政策是促进国民革命，我们已经指示中国*产党共**集中力量于此，而不是共产主义”。
莫斯科的现实主义政策改变，反映在地域上，就是重新调整了对改组国民*党**与广州、上海地位孰轻孰重关系问题的看法。1923年10月25日，鲍罗廷在修改国民*党***党**纲、制定国民*党**组织发展等计划上涉及这一敏感问题时，提出两个中心的观点：“在广州和在第二中心上海组织*党**的坚强团结的核心，然后在全国建立国民*党**的地方性组织”，得到孙中山首肯。12月11日，鲍罗廷进一步面陈国民*党**改组计划，明确提出广州为国民*党**的第一中心，“上海为第二中心”。这显然尊重了孙中山的意见。此后，国民*党**将上海本部撤销，迁到广州，该建议得到进一步落实。
在肯定孙中山合理诉求的同时，鲍罗廷也提出改组国民*党**的要求和工作努力方向。鲍罗廷与孙中山就中国尤其是广东局势，深入交换了意见。孙中山强调三点：北伐成功的意义，拥有蒙古与广东对南方革命政府的重要性，希望从海参崴直接得到俄国的*用军**物资支援。这三点直接或间接都与讨陈有关。鲍罗廷提出了对中国革命及国民*党**的基本看法，认同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国民革命，赞成三民主义，指出国民*党**在组织、*党**员构成及群众基础方面严重不足，需要改组。
鲍罗廷吸取马林教训，认为改组国民*党**、扶助农工政策与讨陈并不冲突。1923年11月12日，在与孙中山讨论局势时，鲍罗廷将讨陈与改组国民*党**结合起来，赋予广东新的功能，将之从单纯的讨陈主战场，上升为国民革命运动的战略基地。在国民*党**第五次临时中央执委会议上，鲍罗廷谈到对讨陈军事失利原因的看法，即“国民*党**在农民中间工作薄弱，因而农民们对于事件的态度是消极的，有时甚至帮助敌人”，得到孙中山认同。鲍氏指出，若“能够坚持六个月，那么凭着现在着手改组国民*党**的这种劲头，就能巩固政府的地位并把广东省变成国民革命运动的战略基地”。这给处于讨陈形势不利状态中的孙中山以鼓舞。
为争取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扭转讨陈战争中的劣势，鲍罗廷在取得孙中山同意后，在广州各区*党**部委员会上，建议立即在广东颁布土地法令，没收地主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颁布提高工人工资和对小资产阶级有利的法令，争取他们对讨陈的支持。此举一度被国民*党**认可。在严峻的军事形势下，鲍罗廷扶助农工、改组国民*党**的建议得到孙中山接纳，先后在广州、上海实施，并很快取得成效，以致对孙中山不甚满意的共产国际态度也有所改变，开始肯定国民*党**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以及联俄、联共所取得的成绩。
在鲍罗廷等人大力推动下，国民*党**在广州的改组成效明显。这既符合孙中山不愿放弃广东的夙愿，也使广州成为军事、政治、外交并重的国民革命基地。这些努力得到瞿秋白等*共中**负责人及广东支部的理解和支持。1924年7月15日，*共中**广东支部通过决议，支持鲍罗廷的建议，批评陈独秀提出的*产党共**人退出国民*党**，尤其是撤出广州的主张；甚至认为“坚持把广州作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基地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引起陈独秀不满，他要求共产国际对鲍罗廷施加压力，警告“他为孙中山的军事行动制订了计划并支持这样的观点：占领广东省无论对于对内政策还是对于对外政策都具有很大意义”。这表明相关分歧并没有消失。
四、从广东走向全国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根本分歧之一，在于是否走出广东，进行北伐以统一中国。孙中山在广东*力武**讨陈的同时，在上海、西北和北京等地，分别从东部、西北部、中部三大方向，继续进行全国统一的地域布局和谋划。
（一）和平统一的联络中转站上海
上海是孙中山在陈炯明叛乱后被迫离开广州的落脚点，并在此遥控指挥讨陈战争。上海也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由秘密转向公开，从地方走向全国的第二个中心，在讨陈过程中的地位仅次于广州。在孙中山从以*力武**统一转向和平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上海更是一度起到了联络中转的桥梁作用。
孙中山在第三次护法运动中，遭遇陈炯明叛乱，英勇不屈，博得国人同情和道义支持，一时名声鹊起。他离穗抵沪后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倍受南北各方势力关注和青睐。一时“政治之空气日趋浓厚”，各方力量云集沪上。唐继尧等西南实力派派员来上海与之接洽；直系曹锟、吴佩孚遣人前来联络，对实行兵工计划等内容“极端赞成”。舆论认为，双方在忠于民国与反对有悖于国家统一的陈炯明等联省自治上有交集，颇有“携手之朕兆”。正在积极推动孙吴合作的越飞对此颇加赞赏，认为孙中山改变了原来“不参与全国性事务，单纯准备武装革命”的做法，“转入积极的政治活动，参与中央政府的事务”，尝试和平统一国家的可能性。
为继续推行从*力武**向和平统一的转变，孙中山在西路军攻占广州南返后，派大批得力干部进驻上海。1923年2月，胡汉民、孙洪伊、汪精卫、徐谦被派为驻沪办理和平统一事宜全权代表；并以其为骨干，向全国各地派驻代表，胡汉民、孙洪伊、徐谦、汪精卫分别驻粤、沪、京、奉。其中，北京、奉天的联络点设在上海，便于与各方周旋。位居中国南北之中的上海，遂成为孙中山与全国各地接洽的中转联络站。
当孙中山发觉直系与陈炯明，特别是沈鸿英勾结后，立即改变了联直计划，以上海为中心，揭露直系分化西南、破坏和平统一的阴谋，号召各省承担支持反对乱粤之道义。1923年4月15日，在粤湘滇川黔等省驻沪代表提出的关于西南重新团结动议的基础上，孙中山在上海与唐继尧、熊克武、刘显世等西南实力派联名发出“寒电”，揭露直系军阀分化间离的阴谋，强调西南各省真诚团结之重要，“决以推诚相见，共议图存，弃前事之小嫌，开新元之结合”。沪上等地舆论认为，该电在使西南各方意识到直系“三路进兵，想先剪西南的羽翼，后破西南的腹心”广东的毒计，客观上成全团结的同时，也宣告孙中山短暂的南北和平统一计划遭遇挫折。
上海既是孙中山试图进行和平统一的联络点，也是讨陈与揭露直系破坏和平统一的指挥部。和平统一方略虽未取得显著成效，但打破了以军事为主的革命手段，扩展到军事、政治、外交等多样化内容，这与前述他将广州从以军事为主的讨陈阵地，转化为综合性的国民革命运动基地的努力，是一脉相承的。
（二）据粤以联俄的“西北计划”
早在1920年秋，孙中山就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讨论，“怎样才能把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孙中山担心，“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没有可能与俄国建立联系”。他详细询问在海参崴或满洲里建立大功率无线电台，与广州取得联系的可能性。到达上海会见马林时，再度重申“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
为将讨陈与联俄结合起来，孙中山派员与越飞秘密谈判，制定了两套有所区别又前后衔接的计划。第一套计划“首先打算彻底消灭陈炯明”。如果逃离广州的陈炯明被包围消灭固然很好，倘若他逃跑投靠吴佩孚或被英国盟友保护卷土重来，则为孙中山进行北伐，联合张作霖占领北京，提供了适当理由。但该计划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需要至少200万墨西哥元的经费支持；二是须得到与张氏有隙的苏俄在东北的帮助。换言之，若要满足两个条件，均离不开苏俄支持。
第二套计划“完全建筑在”更加依赖苏俄的基础上，即通常所说的“西北计划”。该计划在第一套计划不能成功的情况下实施，它与孙中山对列强态度的调整有莫大关系，体现了他在地域上对外国依赖关系的重要转变。孙中山自认此前的一切失败，缘于他“始终只以南方为基地，因此完全依赖帝国主义列强”英美等国家。而列强们“可能随时会割断沿海地区”，迫使其服从它们的意志。因此，他认为如把自己的基地移至更靠近苏俄的国内腹地，并与后者达成协议，那么“列强在太平洋沿岸的各种破坏行为是绝对不可怕的”。由依靠广东等南方地区转向西北区域，实乃孙中山战略目标从沿海向内地转移，其外交目的是摆脱对英美等列强的依赖，而向新兴社会主义国家苏俄靠拢。这样其部队即可绕开吴佩孚所据之中南地区，经过滇贵、川鄂、陕晋，到达蒙古边境，得到临近之苏俄支持，然后进占北京，完成北伐使命。此外，第二套计划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再度表明孙中山的革命方式从单纯的以军事斗争为主，逐渐转向如越飞所说的“政治—外交—军事一体化”方式；其二，西北计划能否实施成功，取决于孙中山能否据有南方，有效抵御陈炯明的干扰和反扑。因此，越飞认为，“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情况下，自然不应忽视南方，相反，整个计划只有当南方完全控制在孙逸仙博士手里的时候才是现实的和慎重的”。这与孙中山坚持先“解决广州事”，然后“届时方能抽身为最后解决全中国问题制定出西北计划”的设想，高度合拍。可见，两套计划的展开和成败都与讨陈有关，更与地域上的联俄分不开。
孙中山对立足广东，再向西北发展的坚持，还与港英政府的背后操控有关。对此，身处广州的鲍罗廷指出，港英政府虽然设法控制有“幻想家”之称的孙中山在广州的实力发展，但更不愿意作为“实干家”的陈炯明将广东建设成为所谓模范省的努力。因为那样会加强广州的经济实力，“进而与香港竞争”。若双方长期混战，就会穗弱港强，“可以使经济重心转移到香港。”这也可解释陈炯明为何败出广州，即士兵无饷可发，乃与英法在香港之银行、公司有意拖延付款给陈炯明有密切关系。因此，港英政府背后操纵讨陈，是孙中山在联俄形势不明朗时不敢轻易开罪英国、放弃广州的一大顾忌。这种认识较之此前一味认为港英政府仅与孙中山为敌的观点，有所深入。孙中山认为，如能在中国中部或蒙古建立根据地，那“就能够很自由地对帝国主义采取行动”。亦即只有当西北计划成功，在北方建立根据地后，他才有可能放弃广州，坚定地反对英国，与俄国联合。因此，在讨陈过程中，由于联俄路途遥远的不确定性和近在咫尺的港英操纵的投鼠忌器，导致孙中山始终不肯或不敢轻易放弃革命策源地广东。
（三）直捣北京的“中央革命”
*力武**或和平统一中国，是孙中山念兹在兹的信念。“通常是，每当*动反**军阀吴佩孚在华北或华中的势力得到加强时，陈炯明就向南方革命政府的辖区发动进攻。”这表明北方革命与南方讨陈彼此牵动，密切关联。在讨陈战争中，孙中山并未放弃北伐大计，但因成效不明显，除少数文章外，总体来说，学界对此研究尚待深入。其实，该阶段北伐已发生明显变化，即由军事*力武**统一为主转向和平统一或二者交替进行；其方式亦从公开转向公开与秘密的多样化结合。相应地，北伐从以军事为主，转向涵括军事、政治、外交、主义宣传等综合方式。即从军事北伐开始向广义的政治北伐即国民革命北伐转变。其中一个集中表现，就是直接指向北方政府首都北京的中央革命计划。
中央革命系相对于边疆革命而言，日本学者较早从军事角度注意到该问题。按照孙中山的设想，中央革命计划不仅是军事的，还包括政治组织和主义宣传等方面，至少包括策动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三民主义宣传及策划新的行动等。从地域角度而言，中央革命计划是在直系控制的华北和华中地区，通过秘密方式发动，直捣黄龙，*力武**和思想占领政治中心首都北京以及辛亥首义之地武汉的系列相关革命行动。
“首都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地方革命的继续和补短。孙中山派员前往策动时，多次提到北方革命与南方讨陈的地域关联性。孙中山在上海期间，曾对已暗中倾向南方的冯玉祥评价很高，期待甚殷，“干练有素”，“可为国家效力”；并对负责策反工作的马伯援谈及北方要重视冯玉祥的作用，国民*党**“不可专在南方作工夫”，应加强与其联系。1923年10月25日，孙中山在和马伯援谈论冯玉祥与北方革命关系时，马伯援明确指出，北方革命非冯玉祥不可，“且他的行为与热心，已感动了陕军胡景翼，冯胡必合作革命，请先生北上。”孙中山对此表示同意。临别时，他又对马伯援强调，若冯玉祥确有北京革命计划与决心，“我必舍却广东，到北方去革命”。这应是一年后冯玉祥发动反对直系的“首都革命”邀其北上的先声。
因此，当“首都革命”发生后，孙中山即刻判断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少数*党**人长期精心准备的结果。认为国民*党**革命多年总不成功，即便辛亥革命*翻推**清王朝，建立民国，也不算完全成功，“推究此中原因，都是由于从前革命，都是在各省，效力很少，要在首都革命，那个效力才大。所以他们在二、三年前，便在北京宣传主义，布置一切。”这说明“首都革命”将革命的重心，从地方、边疆秘密转移到北京中央，不仅可弥补此前包括讨陈在内的诸多边疆革命的不足，而且是三民主义宣传的一种产物，可谓是一种主义革命。1922年10月上旬，孙中山两次批复景梅九从北京的来函，褒奖其拟复办《国风日报》，开始意识到北京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惜吾*党**以时势关系，常置重军政方面，于宣传事业遂少注意，殊多憾焉!”11—12月间，焦易堂等人自北京多次来函，要求加派得力干部、补助经费、邮寄书籍以开展宣传，均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和鼓励，嘉勉其在北方专注宣传工作，意义重大，必见宏效，“以竟将来水到渠成之全功”。
三民主义的宣传不仅可以促进中央革命的爆发，而且可以进一步将其引向深入。此乃孙中山在“首都革命”后明知北京环境险恶，仍要坚持北上的重要原因。他对警卫黄梦熊解释道，经过这次革命，“可信北京首都之地，的确是有*队军**来欢迎革命主义的”，此后只要有人在北京继续筹划，一定“可以造成大规模的中央革命”；并说自己到京后并非奢望马上就能发起另一个中央革命，而是藉此机会将三民主义带到北方去，“作一次扩大宣传的工夫”，进一步树立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
他在前往北京途中，虽已预知段祺瑞、张作霖违背了三人共同主持国是的诺言，但仍然义无反顾，扶病前行。一方面要达到将三民主义“宣传入北京民众与*队军**的心理去的目的”，将军政为主要范畴的“首都革命”，引向主义范畴的革命。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提出反对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口号，成为国民革命的先导。另一方面，拟策划新的革命行动。孙中山在北上与段祺瑞斗争的同时，并派特使刘成禺、外交次长郭泰祺、川军总司令卢师谛等人，与两湖巡阅使萧耀南、参与发动“首都革命”的河南督军胡景翼签订密约：“设建国政府于武汉”；公推孙中山“为大总统，行海陆军大元帅职权”；以萧耀南为政府陆军总司令，胡景翼为前敌总指挥；鄂豫两省互相接济枪械。试图在直系势力范围再效辛亥首义之举，开府武汉。此举惜因孙、萧、胡先后于短期内病世或死亡而流产，但不妨说是中央革命向中原以南地区扩散的一种余绪。
结 语
讨伐陈炯明原本由于北伐统一中国的大计分歧而起。孙中山一方实施东西路军两翼并举战略，与陈炯明“西和东拒”相对垒。东路军采取先粤后闽方策，以福建作为讨陈后援，对外牵制直粤“援闽援粤”计划，对内团结善后，各派尤其是孙方人物云集福州，榕城一时成为时局中心。两翼战略虽未能有效配合，但东路军吸引了陈军主力，使西路滇桂联军凭借拆散攻守同盟、金钱战、间离计等较量，击破陈炯明西和之策；还设法令其主力滇军成功易帅，克服内外各种难题，得以沿西江东下，攻占广州，使之成为孙中山固守不弃的民主革命策源地、大元帅府大本营驻节处及连贯东与西、南与北、地方与全国的枢纽。
马林及*共中**负责人要求孙中山放弃讨陈，离穗赴沪，遭至拒绝。鲍罗廷调整政策，既满足了讨陈和坚守广东的需要，又提出加速改组国民*党**等，并彼此结合，将广州变成集军事、政治、外交（主要是联俄反英）为一体的多功能国民革命运动基地，为后来的大革命中心打下基础。马林之去与鲍罗廷之来，广州与上海革命中心首席地位的互换，成为事态演变之枢机。
在讨陈过程中，孙中山立足并逸出广东，分别从东部、西北、中部三大方向布局，进而辐射全国，将单一的*力武**统一变为*力武**与和平统一相结合，秘密与公开方法*管双**齐下，使上海成为沟通直系、西南等各方力量的联络点；而其联俄的西北计划，直捣黄龙的中央革命以及扶病北上入京，实为北伐方略的一种继续和拓展。这三大方向的布局虽成效未显，但对日后取得胜利的国民革命军三路北伐格局的形成不无影响。孙中山虽以广东为根据地，但眼光始终面向全国乃至世界，这在国民革命进程中广州、上海两个城市政治地位重要性的不同考量中，以及福州、北京等城市的角色定位中，得到折射和反映。
（作者谭群玉，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曹天忠，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 510275）
原标题：孙中山的讨陈方略与北伐开局
来源：《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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