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古斯塔夫·克虏伯、贝塔·克虏伯夫妇
古斯塔夫·克虏伯（Gustav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1870年8月7日荷兰海牙——1950年1月16日奥地利萨尔茨堡），德国垄断资本家、*火军**制造商。
古斯塔夫·克虏伯生于荷兰海牙一银行家家庭。1906年与贝塔·克虏伯（BerthaKrupp，1886—1957）结婚，进入克虏伯家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继承岳父之产业权，成为克虏伯公司董事长。战后积极鼓吹德国重整军备。曾对纳粹*党**持保留态度。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即成为纳粹政权的狂热拥护者。曾任德国经济界捐助希特勒基金委员会主席。积极支持希特勒实行法西斯统治和对外扩张。通过纳粹德国的扩军备战和发动战争，攫取暴利。1943年将产业权转交其子掌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被控为主要战犯之一，但以“中风和年老昏聩”未出庭受审。
巴本 Franzvon Papen
巴本 Franzvon Papen德国总理(1932年)。早年从军，曾在总参谋部供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德国驻墨西哥、美国使馆武官，战后转入政界，成为普鲁士邦议员和天主教中央*党**右翼首脑之一。通过联姻，结交垄断资本集团。1932年6月，以阴谋手段取代天主教中央*党**领袖勃鲁宁(HeinrichB-runing，1885—1970)出任总理，因此被该*党**开除。同年12月下台后，又与纳粹*党**勾结，1933年1月任希特勒政府的副总理。翌年7月被逐出内阁，此后转任驻奥公使(1936年起为大使)，为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效劳。1939—1944年任驻土耳其大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被判无罪释放。1947年根据整肃纳粹分子法令由联邦德国法庭判8年徒刑。1949年获释，定居联邦德国。著有回忆录《街头真相》。
正文
从1941年的鼎盛回看1919-1920年的低潮，克虏伯认为“当时我不得不做的那些决定，可能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但他觉得，他不能逃避责任，他的责任会“通过积年的秘密工作、科学和基本的基础工作”、准备好“在指定的时间、毫不拖延并娴熟地再次为德国武装部队工作”。后来，他逐步相信了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伟大的成就，“在阿道夫·希特勒夺取权力之后，我曾荣幸地向元首汇报，在短暂‘热身’之后，克虏伯将会做好重新武装德国人民的准备，这没有任何经验障碍。复活节星期六同志们的鲜血不会白流。”
他可能还补充说，他在狱中的那几个月，给了他殉难的色彩，这也不会白费。但是，他怎样成就他的这一奇迹？维尔特已经签字的那份协议，1921年7月15日公布了出来，傍晚，Deutscher Reichsanzeiger und 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德国帝国公报和普鲁士州公报》）明确规定，“弗里德里希·克虏伯股份有限公司，埃森一鲁尔”只限于生产单一类型的大炮，并且一年只能生产其中的4种。限制该公司只能为海军生产够用的大炮、炮架、*药弹**起卸机、机械射击装置以及装甲，魏玛小小的舰队中生锈的设备可能需要替换。甚至这点事也要接受协约国管制委员会的监督和核查，这一委员会已经派往埃森去严密监视克虏伯。克虏伯恨透了工厂里作为他们不付报酬的员工的那些特派员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员。他将他们全都看成“探子”（Schnüffler），甚至在敌方官员离开鲁尔之后，他仍被记忆中“粗野、势同水火的态度”所激怒，“尤其是管制委员会中的法国成员一方的这种态度，此外还有四处广布的间谍和告密网……”
在最初的那些岁月里，还有另一种外国的（ausländisch）势力在克虏伯铸钢厂周围探头探脑。他们是外国记者，他们来此是因为国外有太多的人对克虏伯的恶名感兴趣。就像古斯塔夫开心地说的一样，他们毫无例外地都“受骗了”。《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代表为火炮设计师们转换到铁路产品的“轻易”大为惊诧。《曼彻斯特卫报》写道：“和平正在向克虏伯复仇”“在访问过克虏伯之后，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作出肯定判断，与战争行当有关的一切都已经废弃了”。Review of Reviews（《评论之评论》）高兴地发现，“在一座大工厂的一个角落里，一处滑稽的小围场就是现在能致力于*火军**生产的全部地方。”《生活时代》评论说，“弗利德· 克虏伯 1919-1920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包含着如下令人难忘的词句：‘在所报告的一年里，并且在两代人中这是第一次，克虏伯所有工厂，按照《凡尔赛和约》的安排，没有生产任何战争物品’”；而《科学美国人》在古斯塔夫的坚持下，为它给读者造成的克虏伯炮架还在非法地从埃森运往巴西的印象进行公开道歉。（这家倒霉的杂志抓住了一次合法的交易。克虏伯是在履行一次战前的订货。）几名作者变得感情丰富了起来。一位草草急就了对克虏伯祖屋的冗长描述——“弗利德·克虏伯令人尊敬的圣地，能够让人想起一个强大姓氏的传统的唯一真实的物证”——而另一位，《文学文摘》的一名记者，他得到一个平易近人的（gemütlicher）看门老人的接待，让其读者陶醉在他对这件事情的叙述之中，这位看门人“吸着一支莱茵兰的烟斗，嘴角挂着一丝苦笑”。这位记者讲了他在一名克虏伯董事格奥尔格·卡尔·弗里德里希·“布鲁诺”·鲍尔的陪同下，参观整个克虏伯铸钢厂的经过。在结尾处，他引用鲍尔先生的话说，“德国的过去埋在了这里，而德国的未来同样也潜藏在这里，就在这些古老的高炉之中。”
潜藏，对它是一个恰当的用语。如果新闻记者们集思广益的话，他们会注意到一个奇怪的巧合：所有那些带着照相机的人随后都吃惊地发现，他们的胶卷都洗不出来。每一卷都莫名其妙地曝光过度了。如果他们检查一下的话，他们将会进一步回想到，在离开这家工厂之前，他们都被请到克虏伯行政总部大楼的一座食堂里吃便餐，这是克虏伯的好意。在他们就餐的时候，一束红外线对准了他们的镜头。这样做的理由并不是——像埃森的一个传言所说的——巴黎大炮（Pariskanone）的其中一支炮管竖起并用砖块围起来，将其伪装为一座烟囱。也不是——另一个荒诞的说法——因为克虏伯也在制造可以像机枪一样拆装的婴儿车。
巴黎大炮
克虏伯工人们比那要聪明得多。禁止的工作也在进行中，但在那个阶段什么也没有生产。所有的都在绘图板上，因此有些担心某张无意中拍摄的报纸照片，可能展示出一张图，将来被某个*火军**工程师老练的眼睛所瞄到。
管制委员会在埃森六年的碌碌无为有几分神秘。其每小时一次的活动以电报形式提前通知了克虏伯行政总部大楼，当然，隐藏文件很容易；当法国人占领整个鲁尔的时候，古斯塔夫将他的火炮设计师们都召集到他的办公室，将他们及其设计图转给一个警觉的年轻主管，并将他们送往柏林郊区施潘道，设计工作在那儿的临时住所里继续进行。尽管如此，克虏伯并不总是这样偷偷摸摸的。1925年11月底，塞克特来到休格尔别墅，住进了以前皇帝的套间，在这家工厂转了5天。那个委员会的委任统治权还有4个月，但没有任何记录表明，这位最高长官（Generaloberst）的访问激发了其成员们的好奇心，或者由于关键的*火军**技师经常离开前往战时中立的国家而增加了怀疑。也可能是工厂的整个规模挫败了他们；可能是他们在一个阴冷、敌对的城市里长期的流放耗尽了他们的活力；可能是他们已经卷进了内部的争吵之中。古斯塔夫相信，“可笑”的源头是针对他的，这么长的一张和平产品清单的广告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这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克虏伯开始生产真的看起来与一家*器武**工厂以前的一切相去甚远的产品。甚至连协约国探测委员会也被骗过去了。挂锁、奶桶、收银机、轨道修复机、垃圾车以及类似的细小的便宜货看起来真的无可怀疑，甚至火车头和汽车也给人完全民用的印象”（wirkten durchaus zivil）。毫无疑问，所有不速之客事实上都被这些“细小的便宜货”以及这个弥天大谎“欺骗”了，魏玛的帝国国防部法律司周期性地在柏林反复重申，“《凡尔赛和约》也是一部德国法律，并且由于这一原因，所有德国公民都负有义务。这一承诺甚至要高于德国宪法的条款。”在“帝国议会的要求下”，参与“准备军事力量（Wehrmacht）动员的”政府成员可能会“由于非法违背依据宪法第59条所规定的他们的官方责任而被起诉到国家法院”。
最后一次宣布这些令人昏昏欲睡的言辞是在1927年1月。根据现在已知的情况，任何穿着魏玛军服的将军或者海军将领在听这些话的时候，除了冷嘲热讽，决不可能有其他的反应。这一命令（Diktat）在任何地方都没人遵守。援引它的词句、同意德国应该只限于10万人的陆军和一支袖珍舰队，将会被看成一种通敌的可鄙行为。但是，军官团（Offizierskorps）知道国防部并不是认真的。帝国国防军（Reichswehr）的文职监护人根本不是在与敌人做交易，对与1918年得胜的列强重新较量所进行的狂热准备，他们视而不见。
在德意志帝国，让总理对军事计划一无所知是可能的。但现在不行了。现任帝国国防部长（Reichswehrminister）是一名政客，他统治着他小得可笑的参谋部——一个低级的助手办公室（Adjutantur）。总司令（Oherbefehlshaber）这一高贵的称呼已经取消了，而代之以平淡无奇的主官（Chef）。在两个军种里有两个主官；他们负责陆军司令部（Heeresleitung）这是塞克特的管区，以及海军司令部（Marineleitung）。*队军**一个的次级机构陆军部（Truppenamt）事实上行使着总参谋部(Generalstab）的职能，但是没有人承认它，因为《凡尔赛和约》禁止设立一个德国总参谋部。魏玛的外行们的嘴巴像军人们一样紧，理论上，这些军人得服从他们。特尔福德·泰勒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写道：“1938年，茫然的世界将会又惊又怕、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国家，它一转眼就达到了这样可怕的实力。为什么？这一传奇的大部分就在埃森的克虏伯档案之中……确实，从魏玛共和国到第三帝国有着深刻的连续性，就像克虏伯家族和所有将军们所知道的那样。”
悄悄地进行重新武装显然是不可能的。一旦古斯塔夫已经全力以赴，威廉·L.夏伊勒写道：“到鲁尔的访客”就会被“*器武**工厂紧张的活动所震惊，尤其是克虏伯的那些工厂，他们在四分之三个世纪里是德国的首要*器武**制造商”，甚至在*器武**熔炉重新点火之前，对那些能够或者愿意看到它们的人来说，也有一些预兆。早在1921年5月20日，就在古斯塔夫做了他历史性的冒险决定并开始秘密打造新的德意志宝剑(das neue deutsche Schwert）之后14个月不到，美国*队军**结束了对新的克虏伯专利权的一次调查。报告说，“这一调查”，“鉴于德国根据其所负有的条约义务而应当遵守的关于裁军和制造*用军**物资的条件”，揭露了“一个相当令人震惊的详细情况”。美国情报官员们已经发现，在埃森最近的专利当中，有26项是火炮控制装置、18项是电动火控装置、9项是引信和炮弹、17项是*战野**炮、14项是只能通过铁路移动的重炮的专利。战争部长约翰·W.维克斯将详细情况做成适合媒体的东西，略掉了这些内容。反凡尔赛和约的反应在胜利者当中也很强烈。以前的盟国觉得他们在让德国背负战争罪责上走得太远，他们进人了过度补偿的决定性时期，这种过度补偿最终导向了慕尼黑。德国空军王牌飞行员在俄国训练一支未来的空军（Luftwaffe）的详细报告应该已经得到了证实。实际上，他们被解散了以至得到赞许。英国的《新政治家》，当时就像现在一样是份古怪的出版物，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法国比那个被打败的敌人更适合作为核查军事活动的对象，并且“从英国人的观点中找不出德国不应该拥有和法国一样多的飞机的可以想象得到的理由”
克虏伯战后在东欧的行动，其准确的性质是难以确定的。那里的政府对此缄口不提，个中理由是可以理解的，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来源限于外交官们的自传和塞克特没有完成的、死后才出版的文件，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初才面世。尼古拉斯·*诺斯**登在担负官方使命访问布达佩斯的时候，拜访了1921年霍尔蒂-贝特伦内阁的一名成员。他的主人偶然间提到，德国技术人员在一家新的匈牙利轧钢厂里忙碌地工作。*诺斯**登变得饶有兴趣，根据其回忆录，“了解到克虏伯家族，虽然表面上整个工厂都投入到生产农业器械中，实际上却在秘密生产*器武**。”这个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它是道听途说，没有得到克虏伯档案的支持，并且它可能是无的放矢；克虏伯已经在斯堪的纳维亚获得了一家*器武**工厂。他只需要一家，因为他和塞克特都同意大炮很快就会过时，他们决定限制在20年代早期的生产，并全神贯注搞设计。但是，*诺斯**登的密探已经正确地验证了来自鲁尔作为克虏伯军械工人的那些人，这完全可能。他们的角色可能是顾问，并由埃森要求布达佩斯为他们的服务付费。那就是在苏联国内的模式。就在签署《拉帕洛条约》之后，卡尔·贝尔纳多维奇·拉德克，托洛茨基的主要助手，到柏林来恳求对苏联*火军**工业的技术指导。在库尔特·冯·施莱歇尔②的套间里同他就一份协议进行谈判，此人后来是魏玛的国防部长和总理，战争期间，他曾经在鲁登道夫的参谋部里任职。塞克特的文件并没有透露谈判者的名字，但显然他和施莱歇尔都代表*队军**；古斯塔夫的使者逻辑上会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冯·布洛，当时他是柏林办事处的主管。无论他们是谁，也无论他们合同中难懂的条文是什么，结果是双方都受益了。克虏伯的技工们主管在乌拉尔和列宁格勒附近的装配线上的炮弹生产，包括普提罗夫工厂，它们——就像1870年的施耐德工厂——当政府最需要它们的时候，因*工罢**而歇业了，并且它们仍然缺乏组织。作为对克虏伯生产经验的回报，莫斯科为德国人留出了大片大片的土地，德国人用它来试验重炮并指导年轻的战斗机飞行员。这一交易的条文得到了严格认真的履行，直到1935年，当时元首拒绝了《凡尔赛和约》并肯定了“军事主权”，从而中止了伪装的必要。到那个时候，塞克特的亲俄政策在技术进步和熟练劳动力方面都收获颇丰。
凡尔赛和约
在偷偷摸摸的这些年里，古斯塔夫最优秀的设计师们自始至终都留在了柏林。甚至在 Bajonette.（*刀刺**）从鲁尔撤出之后，他们仍然在首都的郊区继续画着草图，在那儿，他们每天都可以忘掉控制专员们并向高级军官们请教，两年后，他们从施潘道搬到了首都中心地段的一幢写字楼。在陆军司令部（Heeresleitung）的建议下由克虏伯作出的决定，是那个十年里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之一。在其他楼层工作的柏林人对他们正在进行的事情一无所知；这些人的妻子们也是如此。确实，有差不多的行动让人想起了埃里克·安布勒①早年的间谍小说。在1925年7月1日那个炎热、懒洋洋的早晨，一辆带蓬货车停在了波茨坦广场上，汗流浃背的工人们将办公桌档案柜和绘图师的绘图板搬了9层楼梯，搬到了顶层的一个套房里。那天下午，19名穿着西装、没有明显特征的人占据了这些房间，并且安了把新锁。在楼下，一小块黄铜铭牌上标明他们的公司是：
KOCH UND KIENZLE（E)[科赫和金茨勒（开发）公司]
Primus Palast[第一大厦
4 Potsdamer Platz[波茨坦广场4号]
科赫和金茨勒公司听起来像一个喜剧团，但是有用的字母（E）代表开发（Entwicklung）。这里，离塞克特的*器武**装备核查办公室（IWG）只有一小段步行距离，世界上最有能耐的*火军**设计团队悄悄地草拟了将改变欧洲地图的*器武**的技术规范。其中之一是弗里茨·图伯辛，当时他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年轻人，三年后他将成为火炮设计办公室的主任，并且，在我写作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仍然活跃在克虏伯行政总部大楼。根据图伯辛的回忆，“谁也没注意我们，谁也不来打扰我们，甚至没有人来敲我们的门。在那儿，我们实际上就在帝国议会之上，而他们对此并不知情。”虽然帝国议会并不知情，但德国国防军知道。*器武**装备核查办公室锁好的档案包括一份克虏伯密码本；有了它，官员们能够翻译科赫和金茨勒公司所用的代号。比如第一种坦克，就被称为“农业拖拉机”（landwirtschaftlicher Ackerbau Schlepper）。后来有轻型、中型、重型拖拉机（leichter Schlepper,mittelschwerer Schlepper，schwerer Schlepper）。有时，在波茨坦广场4号的工程师们忘乎所以。一次他们呈递了配备有一门7.5厘米口径大炮的一辆重型拖拉机的草图。另一个失误——为此，他们将在纽伦堡付出昂贵的代价，在那儿，克虏伯的律师们争辩说，技工们所制造的*器武**完全是防御性的——是页边的一个提示，“大功率拖拉机的技术规范”（也就是自行火炮）“必须符合在比利时和法国使用中的火车车厢运输的要求”。但是，当时这些失误都被忽略了。*器武**装备核查办公室只是表扬了他们的文字工作，而在一份档案备忘录中，克虏伯本人将其描述为“通往自由道路上重要的一步”。日以继夜地苦干，这些在10层工作的人开发出了8种重炮、榴弹炮和轻型*战野**炮，一种新式、机动的21厘米口径迫击炮，以及整个坦克家族。
1926年，塞克特退休了。他很满意。停战后他曾经写道：“只有一条路我们将能够为武装大批*队军**做准备，”——“和全国所有的工业家一起作出适当的安排。”他只与一个人达成了谅解，但克虏伯比其他所有人合起来都更有价值。古斯塔夫对重新武装的承诺是绝对的。就像一份公司内部的预算备忘录所记载的，他用他能够找到的每一枚硬币向*队军**作出保证，包括“来自世界大战之前年份里的利润，记在第一份金马克财务状况表上的大笔隐藏的储备金”。在一份年度报告中，他写道：
尽管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从1919年开始，公司就已经决定，作为一份历史遗产的受托人，为了我们民族的军事潜力来保卫它无法替代的经验，并让全体雇员和工厂随时准备（接受）将来的*器武**订单，如果或者当这种机会将来出现的时候。头脑中有了这一想法，我们将我们新的生产计划纳入了一种模式之中，在这种模式里，我们的雇员能够获得并完善他们对*器武**的经验，虽然生产和销售其中的某些产品带来了巨大的亏损[.. schwere Verluste in sich schlossen]在塞克特从容引退之前两年，保罗·贝恩克海军上将，一位参加过日德兰海战的老兵，时任魏玛海军司令，最后一次在基尔被欢送上岸了。他不像派头十足的提尔皮茨，而是很快就被他的同胞们所忘记，并在1937年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没有得到元首的重视。但是，贝恩克与克虏伯和塞克特一起，让早期纳粹的胜利成为可能。受其眼光的局限——他们只是坚信德国人的个性，并确信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将会在约定的时间里出现——这位海军上将、这位将军以及这位*器武**制造商将一切都押在了他们所知道和所热爱的强大帝国的最终崛起之上。他们老早就联手了，就在维尔斯代表整个国家接受协约国的全部条款之后9个月不到。在他们交换意见之后，一份克虏伯备忘录记录道，虽然他们间“为政治原因”达成“一份正式合同”是不可能的，但他们达成了“一个君子协定”（die Vereinbarung）。它补充说：“1922年1月25日的这些最重要的协定是帝国国防部和克虏伯为了规避、进而打破《凡尔赛和约》中扼杀德国的军事自由的规定而一起迈出的第一步。
但是，古斯塔夫对军事自由（Wehrfreiheit）的渴望甚至超过了军官团。前一年，在没有得到柏林鼓励的情况下，他就对凡尔赛发起了第一波攻击。在用他的专利和特许权换取了瑞典钢铁企业Aktielbolaget Bofors（博福斯公司）的股份之后，他获取了足够的投票权来让他控制该公司的生产。1921年4月1日，一个名叫道尔的主任工程师在瑞典待了10年之后离开了28号门。道尔并不是一名蓝图的制图员。他是一个生产者，而截止到那年年底，博福斯正在生产一种战争期间在埃森开发出的*器武**，7.5厘米口径的山炮L/20。
L/20山炮
L/20曾经被束之高阁，因为在西线它可能毫无用处。但是，它在山地国家的表现无可匹敌，因此荷兰人立即为其驻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队军**购买了一批。其销售是激动人心并令人饶有兴趣的。尽管德国人有时留有他们与全世界打了四年的印象，但这不是真实的；一些国家已经逐渐退出了这场大*杀屠**，并且作为主要强国之一的俄国退出了。通过在瑞典中立的土地上工作，并向其他曾经中立的国家进行推销，克虏伯可以保持他的锻工们的熟练程度，同时也可以赚钱。在接下来的14年中，博福斯成了克虏伯铸钢厂的替补，让它在冰冷的克虏伯行政总部大楼办公室里的后爸后妈骄傲的是，它喷出了“最新型的重炮、装备有一分钟能发射1000发*弹子**的机枪的坦克、防空火炮、毒气弹，以及其他的许多东西”（und vieles Andere mehr）。
到第二个新顾客（丹麦）签约之后，那份君子协定就已经达成了。用克虏伯的话来说，他当时“领着德国官员进入博福斯工厂来视察枪炮和军需品，并让他们做射击试验的观众。博福斯也为装甲车辆制造试验*药弹**，并当着德国官员的面发射了这种*药弹**。这就证明了克虏伯-博福斯的关系对德*火军**炮的进一步开发来说是有帮助的”。这证明非常有好处，卡尔·普费尔施，他是一名有20年工龄的克虏伯工.人并且是董事会的成员之一，被派往斯堪的纳维亚去进行管理。1927年，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上台之前6年，普费尔施的正式头衔是克虏伯战争物资部主任。尽管其利润率微不足道，但这么多戴单片眼镜的容克阶级（Junkerherrschaft）成员的来来往往激起了瑞典社会*党**人的兴趣。瑞典人不像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不会招致政治谋杀（Femen）*弹子**的威胁，并且，斯德哥尔摩的Riksdag—议会——在1929年通过了一部法律，禁止外国人参与瑞典所有的军需工业。但克虏伯的律师们绕过了这一规定达半个世纪之久。他们只不过创立了一家博福斯股东的控股公司。在整个公司的记录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古斯塔夫的名字，并且它的管理人员可以冷脸断言，在这家工厂本身，他不拥有任何投资，不过在事实上，克虏伯公司给博福斯输血一直到1935年这层伪装结束。
但是，克虏伯在海外最大的财产在荷兰。他在那里的动作要早于停战。1916年，英国情报部门吃惊地发现，一家拥有布赖莘公司这一正宗的英国名称的海牙公司在为埃森进口矿石。他们将它列入了黑名单；然后，听说它已经奄奄待毙了，他们就将它置之脑后了。实际上它只是休眠了。克虏伯百分之百地拥有布赖莘，而在陛下退位之前的几个星期里，布赖莘“购买”了古斯塔夫在埃森、马格德堡和杜塞尔多夫的原料储备，这就说明了1920年5月29日莱弗里特上校带到埃森的数据和手头现有的*器武**之间的差异。接着，克虏伯开始了一系列令人吃惊的行动，每一步都比上一步更令人头晕目眩。布赖莘连同其所有财产，卖给了 Hollandsche Industrie en Handel Maatschappij（荷兰文。荷兰工业和贸易公司。——译者注），其名称变成了希德利乌斯股份公司。作为回报，希德利乌斯变成了三家荷兰造船厂的控股公司：鹿特丹的皮特·施密特公司、乌得勒支的机器设备制造公司（Maschinen en Apparaten Fabrik）和海牙的造船设计办公室（IngenieurKantoor voor Scheepsbouw）。两名克虏伯的董事——齐格弗里德·弗容克耐希特和亨利·乔治，拥有希德利乌斯全部的股份。1922年，在克虏伯之后，塞克特和伯恩克都达成了他们的协议，弗容克耐希特和乔治带着40名德国工程师去了荷兰——就像最后表明的，他们是一支大得多的队伍的前锋。
解开这一团乱麻花费了盟国情报部门数年的时间。法国密探从查尔斯·诺菜将军交给莱弗里特的数据入手。这里有些东西错得离谱；可靠的密探曾报告说埃森有一个1500门大炮的炮场。职业间谍并没有搞错那一数量，也没有人能隐藏那么多的大炮。研究一下铁路记录（德国人常常坚持记录1918年至1945年间的一切，即使他们的账目将导致他们自己的毁灭），法国人跟踪了跨过荷兰边境到达格罗宁根城的载货量以及莱茵河的北出口——艾塞尔河的河岸。他们询问了当地人，周围有没有火炮仓库。这是Vraag-en antwoordspel（荷兰文。一种问和答的游戏。——译者注），荷兰人回答：是或不是。大炮曾经存放在这儿。它们曾经用平板货车运走。（他们的）手指指向南方。查的货运单越多，疑问就越大，而精疲力竭的密探们最终找出了布赖莘-荷兰工业公司（Hollandsche Industrie）-希德利乌斯之间的联系，并追踪到其经营者们的德国背景。但这已是1926年的事了。克虏伯已经向有影响的荷兰人售出了成批的希德利乌斯股票，也支付了慷慨的红利，而当巴黎通过外交途径提出抗议的时候，阿姆斯特丹敷衍了事地答复说，威廉敏娜女王的政府根据荷兰法律，无意干涉一家 koninklijk geodgekeurde vennootschap（荷兰文。皇家合股经营公司。——译者注）——私人股份公司的事务。
克虏伯的荷兰联合企业的中心位于海牙。其 Ingenieur-Kantoor voor Scheepsbouw（造船设计办公室），在埃森档案中称为Iv.S.，已经在伯恩克海军上将位于柏林的海军司令部（Marineleitung）的批准和合作下成立了。根据德国海军档案的记载，名叫巴腾巴赫和布卢姆的两名海军少校，与30名日耳曼造船厂的工程师一起，在荷兰国土上设立了“一个德国U型潜艇设计办公室”。最初，他们非常需要资金，而柏林批准向某些国家出售潜艇图纸，首先是日本。这一切都是对凡尔赛条约明目张胆的侵犯，而古斯塔夫知道这一点。在这些年里他的其中一份备忘录——其唯一的日期是“4月12日”，但这几乎肯定是写于1922年——记载在海牙的全部行动将会是对条约第168款、第170款和第179款的一种侵犯。克虏伯补充说：“但是，这个险必须冒，如果U型潜艇的设计想进一步继续下去的话……因此.以下的陈述想基于进一步的先决条件，那就是，将在荷兰成立的公司必须与日耳曼造船厂没有任何可追溯到的联系。”在这点上，更深的疑虑明显困扰着他，因为他删去了“日耳曼造船厂”（Germaniawerft）并代之以“造船
他根本无须操心。巴黎放弃了这件事，而荷兰商人似乎对他们的投资十二分的满意。日本人对他们的设计图也很满意，而1.vS.将复制件卖给了西班牙、芬兰、土耳其以及荷兰本身。克虏伯的船舶工程师和德国海军军官们离开海牙去监督建造；他们的费用算进了1.v.S.的战争基金。芬兰人，欣赏在其船艇上表现出来的精湛的技艺，随后允许从鲁尔来的这些人建造海军司令部的250吨潜艇（U-1到U-24）的原型艇，这些艇将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U型潜艇
同时，1.v.S.还与西班牙独裁者米戈尔·普里·德里维拉·伊奥尔班内尼亚达成了秘密谅解，根据这一谅解，克虏伯在加的斯建造一艘740吨的U型潜艇；反过来，这成为帝国（Reich）“潜艇旗舰”U-25和U-26的原型舰。这些蓝图也展示给了安卡拉和赫尔辛基，土耳其和芬兰的海军司令篡改了他们的预算以便可以进一步地扩充，而克虏伯工人们从基尔前来以确保这些巨大的黑色香肠在下水后的适航性。他们领来学徒进行旁观。此外，造船工程师并不是唯一通过在荷兰的挂名公司获取经验的德国人。伯恩克的一名军官就成了芬兰人的主要顾问，而马德里、安卡拉和赫尔辛基允许德国舰长和全体船员操舰进入。就像Der Kampf der Marine gegen Versailles（《海军反对凡尔赛的斗争》）中所写的，这一行动计划允许“训练隐蔽的德国海军人员而不至于给帝国带来外交上的不愉快”
1926年3月16日，协约国管制委员会离开了埃森，并且就像古斯塔夫所写的那样，“虽然这并不意味着间谍活动的结束，”但剩下的唯一的密探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那帮业余爱好者，他们能够通过政治谋杀（Feme）迅速解决掉。同一年，劳森贝格尔去世了，而克虏伯招募了一个有才华的30岁的卢森堡人爱德华·欧德蒙博士，他是亚琛的炼钢科学（Eisenhüttenkunde）教授。轧钢机开始轧得更快了。现在也是某些*亡流**者回家的时候了。在博福斯和1.v.S.的人还得留在原地；克虏伯这时还不能露出拳头。但是，他决心准备好“根据命令进行批量生产”(Massenproduktion auf Befehl）。相应地，他命令在波茨坦广场4号的那些人将那些方案处理妥当，因为它们不再需要每天接受*器武**装备核查办公室IWG）官员的监督了，并且，在一段慎重的间隔之后，乘火车回到鲁尔。用他的话来说，
当1927年底这些任务完成的时候，KuK（E）[科赫和金茨勒公司]解散了，并且所有人都返回了埃森，同时那儿对火炮设计部门的重建工作也启动了。
这家公司现在进人了众所周知的黑色生产时期（schwarze Produktion）。自行火炮、坦克、鱼雷压缩气罐、船用螺旋桨、潜望镜、飞机曲轴、装甲板、海上火灾遥控装置以及原始火箭设计的工作一步步增加。1918年，劳森贝格尔一直在为海*用军**88毫米高速炮工作；这转变为一种防空*器武**，而设计师们推测，其通用性可能使它可用于坦克。根据随后写于战争期间的一份克虏伯备忘录的记载，“在1939-1941年间所使用的所有大炮当中，最重要的东西都在1933年完全开发出来了。”某些工作完成得更早：“除了水压安全开关之外，坦克的火力装备和炮塔设计的基本原理在1926年就解决了”，而格鲁森工厂在1928年开始了坦克的小规模生产。
蒂洛·冯·维尔莫夫斯基，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社团活跃分子，1931年春，他在巴黎参加20世纪20年代盛行的那些暧昧组织的一次会议，它们鼓吹国际和谐却怯于任何迈向这一目标的实际步骤。在告别宴会上，一个法国人宣布，他强烈反对魏玛与奥地利建立关税同盟（Kreditanstalt）的建议。这位男爵问道：“为什么？”那人嚷道：“给了德国40多个师！”蒂洛迅速说道：“但有比那更好的办法——一个总参谋部！”那个法国人盯着桌子对面。蒂洛后来咯咯笑着说：“我认为，他以为我喝醉了。”
这位男爵当时是清醒的，他的话很中肯；德国人开始再次沿着那些分界线思考。作为这家康采恩董事会的一员，蒂洛知道，梅彭，它在1919年返耕，现在再次成了一个试验场，他还知道1929年在那儿已经为海军军官们进行了秘密的射击试验。第二个射击场建在了埃森，就在海伦·阿玛丽矿山的东面；1931年6月，两处都用于为*队军**展示新式*器武**。1932年1月举行了向钢铁目标的密集射击，春天接着再次进行了射击。现在每个月，工厂的安全措施日见严密，购买新设备，介绍新式*器武**。柏林对“凡尔赛指令”的蔑视变得越来越公开。赫尔曼·穆勒-弗兰肯——1928-1930年联合内阁首脑，主张对《凡尔赛和约》的自由解释将会允许建造一艘德国的“袖珍战列舰”（Taschenpanzerkreuzer），驳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要儿童食品还是要装甲巡洋舰？”（Kinderspeisung oder Panzerkreuzer？）的口号并说服议会拨款8000万建造一艘。克虏伯急忙召回了一批工程师并将他们重新安置在基尔，令那儿的邻居们惊讶的是，他们的孩子都说荷兰语。
模锻水压机
古斯塔夫获得了一座1.5万吨的巨无霸压力机，它只在制造巨型大炮上有用武之地，他很高兴波贝克现在准备装备所有的坦克师，并用（记述）维迪阿工具钢军事价值的充满活力的小备忘录来照亮其董事会的每一天：“使用这些工具将把处理时间减少到一个从来不可能想到的程度。举个例子，1914-1918 年战争期间，使用高速工具钢去车一个*榴弹手**需要大约 220分钟；采用维迪阿能让自动机械在约12分钟内完成这一工作。因此，要是没有维迪阿，现代生产*榴弹手**是不可想象的。”就像塔列朗谈论波旁家族一样，克虏伯什么也没有学会，但什么也没忘掉。在《德国政策的目的》这篇用英语写成、发表在《评论之评论》1932年11月上的特别文章中，他抗议德国人被当作二等世界公民来对待：
……所有其他人民所享有的民族自卫这一生死攸关的权利都从
他们那儿剥夺了。因此，不是增加军备，而是军备平等必须成为每一个德国政府的目标。在德国，我们对在全世界任何军备的增加毫无兴趣……有一个虚构的传说传遍了全世界，它说军需工业渴望并为全面的军备增长而工作……作为一名商人，我认为国际裁军必须成为一个普遍的目标。
这是令人郁闷的阐释。也许在凡尔赛所犯下的真正的罪恶并不是条约本身——就像事情发展的那样，没有什么指令；德国人自己在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布列斯特）和俄国人作出的安排要苛刻得多——而是将一个民族国家的领导阶层变成了惯于说谎的人。在克虏伯写下这些虚伪的词句的时候，他的一名管理人员，正在为他的老板对一个新兴的、肌肉极为发达的帝国作出的一连串贡献骄傲地收集着资料（“装甲车用3.7厘米口径炮;装甲车用5厘米口径炮；7.5厘米口径重型反坦克炮；ZW38坦克炮塔；18型重型*战野**榴弹炮；18型10厘米口径重炮；炮架和二轮前车；18型重型*战野**榴弹炮和18型10厘米口径炮；18型21厘米口径迫击炮……”），并补充说，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整个公司，依其本身的首创精神来运作并对复兴坚信不疑，自1918年以来，一直自己出资为生产战争物资而保持着它的员工、实用知识和车间”。确实，就在古斯塔夫为德国保卫自己的权利而作出有说服力的辩解的那个月，他从施文戈尔上校——*队军***火军**监察办公室的一名部门主任那儿收到了一份新年问候，这提供了在魏玛共和国克虏伯与军事机构之间联系程度的一些信息。12月28日，这位上校写道：“整个部门确信，由于您积极的配合和颇有价值的建议，1932年我们的*器武**开发取得了可观的进展，这对我们总体上进行重新武装的计划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在那份问候中并没有多少对人类的和平和良好的愿望，但另一方面这是精糕的一年。整个世界都陷在了严酷的经济衰退之中。豪克斯写道：“在长年的亏损之后，1931-1932财政年度显示亏损了3000万，其中只有1600万出现在了年度报告之中。”闲置人员受雇去拓宽鲁尔河，改善休格尔别墅背面的风光，但该城堡面向城市一侧的景色是令人沮丧的。在埃森4万名克虏伯工人中，只有18000人在工作，并且他们也是每星期上3天班。在初冬的时候，前景已经变得极为暗淡，为了节省燃料，古斯塔夫和伯莎搬到了有 60个房间的小公馆，而不给这座巨大建筑群的其余部分供热。
阿尔弗利德曾经告诉作者：“我的父亲对政治没有多大热情，除了经济政策之外。”如果人们承认每一个伟大的政治事件总有一个经济根源的话，这是正确的。古斯塔夫断然不想与微不足道的交易和营私舞弊打任何交道。但是他，就像阿尔弗雷德和他之前的弗里茨，被深深地卷入了国家事务当中。在《德国政策的目的》里，他宣布“在9月份帝国议会解散的过程中表明，所有的政*党**都将他们自己从所有为国家和人民福祉而从事的积极的工作中排除出去了……[他们]已经表明他们自己无力组成和支持一个政府，拿出魄力和决心，通过实际行动，取代对可能的改良的理论上的考虑。”他补充说，由于“政*党**不再能够掌控内部的政治局势”，冯·兴登堡总统应该指定“一个享有他的自信的政府……来充当临时代理人”。克虏伯在寻找一个马背上的人。但是哪一个？在这个国家他们有20来人，用力蹬着马镫并彼此怒目相向。直到最近，他一直对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的国家人民*党**（DNV）贡献颇多，此人最后一次为埃森公众所见是穿得像个诸侯出现在公司的百年庆典上。胡根贝格坚信能重新回到帝国，而直到最近，看起来可能他会成为新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在当前的危机期间，他的声望下降得很厉害。现在他正向更大些的纳粹*党**示好，这个*党**已经吸引了那么多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其中包括阿尔弗利德。
作为国家主要的制造商，克虏伯必须迅速作出决定。他的妻子把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看作——并且将继续看作——一个没有教养的流浪儿。伯莎拒绝说出他的名字，傲慢地称其为“那某位绅士”（jener gewisse Herr）。尽管如此，古斯塔夫还得承认，自从那某位绅士在经济衰退之前唐突地造访了克虏伯行政总部大楼之后，他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正广那儿，一个巨大的招牌对他说：
为了防止误解，杜绝任何参观工厂的请求，因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此类请求都不可能得到批准。
这位访客没有被这唬住，提出要到克虏伯铸钢厂转一圈，并开玩笑地表示，他之所以被挡在工厂之外，是因为他太不知名而得不到信任；克虏伯担心他可能会看到重新武装的工作并去告密。作为替代，打发他去参观公司的历史展览。甚至就在那儿，他也表现出了戏剧性。他看出与克虏伯的任何联系的政治价值，他在展览的登记薄上留下了一个花哨、有力的签名，就像他知道克虏伯的命运不久将不可避免地与他自己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一样。签名还在那儿，就像一个粗糙的预言一样猛力划过来宾薄：阿道夫·希特勒。
将这些事件置于这样的背景之中：希特勒穿过德国*器武**制造厂（Waffenschmiede）的高墙和守卫森严的大门这一不成功的尝试发生在蒂洛的巴黎宴会之前一年，当时，格鲁森工厂的坦克生产正进入第四年，克虏伯也在梅彭定期进行新*器武**的展示——并且在帝国议会只有区区12个席位的国家社会主义*党**，被认为是个过于激进的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在1930年9月14日举行的帝国议会选举中，这一切都变了。纳粹*党**以107席脱颖而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现在他们必须小心地予以对待。他们拥有民众的支持，包括这个国家里每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地痞流氓的忠诚。在1932年春的竞选运动中，当希特勒挑战兴登堡的总统职位失败的时候，其纳粹*党**冲锋队员击碎了犹太人拥有的商店的所有玻璃，并在街上不分青红皂白地痛打了社会民主*党**人和*产党共**人。而这是在禁止他们*行游***威示**的时候发生的。当那位年老的陆军元帅（Feldmarschall）在那年6月解除了对纳粹*党**员的禁令的时候，柏林和勃兰登堡变得乱哄哄，被迫将他们置于军事管制之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新的选举给了纳粹*党**230个代表席位——虽然没达到过半数席位但比任何别的政*党**都多。在希特勒和总理职位之间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意愿。他拒绝接受有限制的权力、组成联合政府或者当副总理。因此，那个虚弱和不受信任的政府跌跌撞撞、了无目标，而与此同时，民众一次次涌向投票站，但还是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克虏伯发觉这非常混乱。带着他对国家元首们的尊敬，他继续给在多伦的陛下寄去谦恭的书信，而虽然他同意其工业家朋友们的观点，魏玛是一个过渡帝国（Zwischenreich）——临时政权，但当他们中的一个人在一人来云中协前忙总统又伯特（Ebert）是“那个造马具的人”的时候，他愤而离席。古斯塔夫希望服从。他只要求他能够得到坚强的领导。由于缺少这种东西并渴望回归秩序，他断定，应该有一个“大的改变”（grosser Umschwung）了。他的地位以及他所拥有的显赫的姓氏，意味着任何新任领导人如果没有他的积极支持都会碰到麻烦。觉察到这一责任之后，在其他人贸然行动的时候，他犹豫了。早在1925年，1.G.法本公司的卡尔·杜伊斯堡就曾为“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总是需要的”“强人”而呐喊；现在杜伊斯堡已经找到了他的这个人，并且对他喜形于色。类似地，弗里茨·泰森在1931年12月加入了纳粹*党**，并向它贡献了一亿马克，甚至是塞克特，也从军政截然分离的传统中站出来，建议他的妹妹给希特勒投票，他解释说：“年轻人是对的。我已经太老了。”
克虏伯的保留，有些是势利的。和伯莎一样，他也把希特勒看成个暴发户；人们觉得，如果这位前下士是一个名叫阿道夫·冯·希特勒的前军官的话，他们俩可能会对他要热情一些。但是古斯塔夫也不相信放纵。一个国家元首应该威严、沉着、明智。这位纳粹英雄和这些完全不沾边。他似乎不时肆无忌惮地抨击商人们，公开指责他们是“除了他们所卖的东西什么也看不见的蠢货”，他允许戈培尔嘲弄德国全国制造商联合会一Reich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是“自由主义的、犹太寄生的、资本主义的和*动反**的”，甚至撰写作为纳粹纲要的十二点，“我们要求完全没收全部的战争利润。”自然，他悄悄地从其政纲中删掉了这最后的一款，并且胡根贝格向克虏伯保证，如果他们一旦让希特勒进了政府，“巴本和我会搞定他。”但古斯塔夫仍然犹豫不决，在所有右翼政*党**中广施其竞选捐助.其中包括国家社会主义*党**，但对它并没有偏爱。
克虏伯的转变姗姗来迟，并且由于某些记录后来被毁了，不可能确定那个日期。我们知道他迟至1932年1月27日还在继续反对，当时，泰森在杜塞尔多夫的工业俱乐部（Industrieklub）里安排了一场希特勒对烟囱大王们（Schlotbarone）的演讲。古斯塔夫没有去，没有听那个对其伙伴大亨们的呼吁，这场演讲吸引到了汹汹捐款，但他并没有给它捐钱，却正被这块磁铁所吸引。他已经派了其董事会的一名成员带着指示去了那个工业俱乐部（Industrieklub），指示他带回一份完整的报告。这位使者带回了更多的东西；他本人已经着了迷，而令蒂洛——他认为希特勒是一个胡言乱语的煽动家——恶心的是，他滔滔不绝地讲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里令人兴奋的一段段话。克虏伯动摇了。胡根贝格已经加入了希特勒的一个联合阵线。这个人应该有些能耐。
3月22日，一个为杜邦外交关系部门工作的代理人JK.詹尼向威尔明顿报告说：“这大概是德国众所周知的传言，1.G.法本正在资助希特勒。推测正在这样做的其他德国公司是克虏伯和泰森。”詹尼对古斯塔夫判断错误，那段时间他正在支持弗朗兹·冯·巴本和库尔特·冯·施莱歇尔.但是字章已经开始让他觉得好像有点吸引力了。在泰森的敦促下，纳粹已经放弃了他们的工业国有化计划，并承诺积极支持德国企业。而对古斯塔夫来说，这位前下士鼓吹的领袖原则(Führerprinzip）开始听起来像阿尔弗雷德所坚决主张的一样，雇主必须是他自己房子的主人。在埃森，这是圣经。作为它的门徒，古斯塔夫已经成了欧洲最反对工会的工业家。1928年，在25万人的停工中，他曾经领导着鲁尔的钢铁制造商，而在那结束之后，他说服政府强制实行15%的“紧急”减薪[这一削减随后让克虏伯工人们攻击了魏玛的大门，而不是休格尔别墅。现在希特勒捎信（通过泰森和胡根贝格）说，有关隶属工会的工人的事，他同意。克虏伯向他靠近了一步。他觉得他得这样做。他不只是祖国名列前茅的资本家；前年秋天他接替了卡尔·杜伊斯堡，出任德国全国制造商联合会的会长，而尽管坚持己见的义务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他却不能逃避。如果这位元首可以让每个制造商成为自己领域的元首的话，他可能值得所有大企业的支持。用一个康采恩作者的话来说，“公司没什么与希特勒相悖的。它为什么要反对这个人呢”（Er hat nichts gegen Hitler, warum sollte er etwas gegen ihn haben)?
古斯塔夫的转折点似乎是1932年11月6日的选举。因为希特勒已经拒绝了与巴本一起组成一个政府，帝国议会解散了。他已经要求“entweder im vollen Ausmasse od. überhaupt nicht einzutreten”（拥有一切或者一无所有）、而当回复到来的时候，他似乎下了赌注并且输了。无休无止的竞选已经耗尽了*党**的大资助人的耐心。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在其10月15日的日记里写道：“得到金钱极其困难，”“所有‘有财产、有教养’的绅士都在支持政府。”这导致的结果是，纳粹*党**失去了200万张选票和帝国议会的35个席位，而*产党共**人获得了75万张选票和11个代表席位。泰森宣布他不能给国家社会主义*党**进一步的捐助了，而戈培尔面临着一个财政空空的前景，并需要支付纳粹官员、印刷工以及SA(Sturmabteilung，冲锋队）暴徒的薪酬，仅后者每周就要花费200万马克。这位小个子博士绝望了。12月8日，他写道：“整个组织都是极度的沮丧，资金短缺问题阻碍了任何建设性的工作，”“……我们都非常泄气，尤其是面临时下的危险，整个*党**都有可能崩溃，并且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可能是竹篮打水。现在我们正面临着决定性的考验。”3天后他记述道：“柏林的组织的财务状况无可救药了。除了债务还是债务。”而在这一年的最后那个星期，就在施文戈尔上校就“1932年我们的*器武**开发”向古斯塔夫致谢的时候，戈培尔落到了谷底：“1932年给我们带来了无休止的霉运……过去是艰难的而未来看起来既阴暗又绝望；所有的前景和希望都已飘然而去了。”
他距离黎明仅数天之遥。整个秋天，德国的实业家们一直暗中摸索着与希特勒达成一个谅解。帝国议会解散8天之后，作为他们之间联络人的煤炭大王奥古斯特·海因里希斯鲍尔，写信给当时*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说有一些未透露姓名的巨头正准备“向柏林的实权部门”建议“将希特勒任命为帝国总理”。海因里希斯鲍尔的这一举动让人非常恼火，因为如果他挑明了他的当事人，那克虏伯完全可能就在其中。他没有这样做，而我们也无从得知。但是，*产党共**在帝国议会里的斩获让古斯塔夫动摇了，而现在我们想到了一份普遍认为是真的文件。选举之后，一个名叫威廉·卡尔·开普勒的纳粹领导人准备了海因里希斯鲍尔提交的信件的一份草稿，“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zur Bekämpfung des Bolschewismus）。开普勒随后将它交给了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位于科隆实力雄厚的L.H.斯泰因银行的库尔特·冯·施罗德男爵，他弄齐了所有必需的签名并在11月28日将它送给了总统秘书。
十年后，这份原件毁于对帝国总理府（ReichChancellery）的轰炸。斯泰因大楼也变成了一堆废墟，但战后，一名美国军官在其瓦砾中搜索、发现了施罗德的副本。很明显，实业家们当时都吓坏了。选举说服了他们，他们必须在极右和极左之间作出选择，现政府只是不愿意选择。这封信以到合适的支持，尽管其真诚的意愿，全体德国人民无人表示怀疑”。这一主张继续说，“排除*产党共**”势在必行，“其看法对国家有负面影响”。这封信敦促道：“将一个拥有最好的技术和个人力量的总统内阁的重要领导职位交给那个最大的国民团体的领袖，将会消除任何群众运动都不可避免的缺点和错误；这将激励今天还是分裂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民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简言之，这一信息是明确的——选择希特勒；必须让他担负起责任另一种选择就是混乱。如果施罗德的这份副本是准确的，那么这38个签名者的领袖就是沙赫特与克虏伯。
兴登堡已经将总理的职位授予了希特勒——就在这封信发出前4天。但是，这位总统想将绳子系紧一些，而希特勒还在推托。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在 12月2日组成了一个总统内阁，但按泰森的话来说，“这主要是克虏伯·冯·波伦先生主张施特拉塞尔和施莱歇尔将军二人和解。”这一建议几乎毁掉了纳粹，因为施特拉塞尔打算听从这一建议。希特勒公开谴责施特拉塞尔在他背后捅刀子，打发他去度假，并且在他不在的时候废除了他在*党**内的一切权力。但是，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地位仍就摇摇晃晃，直到施莱歇尔在一个全国性电台的一个愚蠢透顶的节目中，让所有“有财产和有教养的”人都疏远了他。他恳求其听众忘掉他曾是一名将军，并向他们保证实行一种计划经济，包括控制价格、停止减薪，并没收容克们的庄园分给农民。一下子他失去了他所有的朋友，包括兴登堡，他本人也是一个地主。由于施莱歇尔也试图求得所有工会的支持，来自愤慨的鲁尔巨头们的金钱开始流进了纳粹*党**空空如也的钱袋之中。1月16日戈培尔写道，财务状况“一夜间就得到了根本的改善”。究竟有多少钱来自克虏伯行政总部大楼不得而知。毫无疑问，其中的一部分是克虏伯的（如果只是通过胡根贝格），不过古斯塔夫给纳粹*党**革命的最大一笔捐助终究会到来。
1月28日，总统解除了施莱歇尔的职务。两天之后，兴登堡任命被他骂为“奥地利的那个下士”（den österreichischen Gefreiten）的那个人为总理。胡根贝格成了经济和农业部长，而巴本成了副总理。1月4日，巴本在施罗德位于科隆的家里与希特勒协商的时候，认为他已经同他达成了谅解。现在他开心地告诉胡根贝格：“Wir haben Hitler engagiert！”（我们已经雇用了希特勒！)当然，如果他们正在与之打交道的是个普通的政客，那他生存下来的机会将会微乎其微。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在帝国议会当中是个明显的少数派，但是，尽管反纳粹的人似乎占据了新总理的政府当中所有重要的职位，他们还是犯了严重疏忽的错误。赫尔曼·戈林成了不管部部长。可以理解的是，当德国拥有一支德国空军（Luftwaffe）的时候，他会是其主宰。同时，不显眼地，他还被任命主管普鲁士的警察。这就是希特勒的魔鬼天赋所需要的一切。在定于3月5日举行的新一*大轮**选之前，他计划放纵其冲锋队（SA）暴徒，并采用了两个dei ex machina（拉丁文，神力）：纵火烧掉帝国议会并为此指责*产党共**人，而他要从德国资本家那儿筹到足够多的钱去搞一场这个国家历史上最昂贵的政治运动。
除了其内阁职责之外，戈林还是帝国议会的议长。其职位让他有资格得到一座房子。一条地下通道从地下室通往帝国议会，而历史学家们一致同意，这条隧道将会在巩固纳粹权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冲锋队的纵火犯正计划于2月27日晚快速地穿过它。恰好在一个星期之前，总统宫（Präsidentspalast）被用来更加安静但却同样重要地收取捐款，而主人向全国最富有的25个人拍发了电报。古斯塔夫念道：
谨邀请克虏伯波伦于2月20日星期一下午6点钟，到弗里德里希埃伯大街的帝国议会议长家参加一个会议，会议期间，帝国总理将解释其政策。（签字）国会议长戈林，帝国部长。
克虏伯自然接受了。对他来说，这不是由一个野心勃勃的政客搞的令人费解的花招；它是以国家元首名义发出的一份命令。在任命希特勒的时候，兴登堡就已经给了他这一职位的神圣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德国工业第一家庭首脑的不渝的忠诚。
客人们坐在仔细安排好的扶手椅中。克虏伯，鉴于其富有及其帝国全国制造商联合会主席的地位，离下面的演讲台最近；在他身后的是4位1.G.法本公司的董事和强大的联合德意志钢铁厂（Vereinigte Deutsche Stahlwerke）的总裁佛格勒。戈林首先致辞，将其领袖介绍给像克虏伯一样首次亲自见到他的那些人。随后这位总理站起来。“我们将举行最后一次的选举，”他开口说，并顿了一会儿以让人们了解那句话的全部含义。如果该*党**以压倒多数当选，那么向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的转变就会容易得多。因此，他恳求他们的支持。为了支持*政专**，他们现在要支持他们自己：“私营企业在民主条件下无法维持”（privates Unternehmertum könne in der Demokratie nicht bestehen）。为了消除对其含义挥之不去的怀疑，他补充说，工团主义就在民主所设想的所有魔鬼形式之中；帝国，如果落入这类机构之手，“将会不可避免地衰落”。找到将全体德国人*联民**结在一起的理想是领袖最崇高的任务，而他从民族主义和“权威和人格”（Autorität und Persönlichkeit）的力量中找到了这些理想。他向他们保证，他将不仅会消除共产主义的威胁，他还将恢复德国国防军以前的光荣。就像希特勒的所有演讲一样，这一演讲也是长篇大论的漫谈，但其要点不会那么简单。他企图清算魏玛共和国，而他需要他们的财富。“不管”投票的“结果”，那会没有“任何退路”。如果他失败的话，他会“通过其他方式……用其他斗争手段”留在台上。②
他坐下了，克虏伯突然站了起来。根据2天后并保存在其《1933-1934年个人通信》文件夹中的一份简短的备忘录，古斯塔夫只是表明“本月20日我向帝国总理希特勒表达了近25位实业家的感谢，感谢他就其政策设想给了我们如此清晰的一幅图画”。其承诺比那要深得多。在纽伦堡，希亚尔玛·沙赫特作证说：“希特勒演讲完毕之后，老克虏伯回应了希特勒，并表达了实业家们支持希特勒的全体一致的看法。”戈林提醒过他们这次会议的要点。照着希特勒的话，他说：“所要求的牺牲将会非常易于承受，如果工业界明白3月5日的选举将肯定是下一个十年里的最后一次，或许是下一个百年里的最后一次。”沙赫特把它说得更加直白。他大声说：“Und nun,mein Herren,an die Kasse！”（现在，各位绅士，付钱吧！)扶手椅中间一阵嘀嘀咕咕。又一次，克虏伯作为元老站了起来。他率先捐了100万马克，而沙赫特从其他人那里募集到了200多万。
20年后，阿瑟·施威策教授写道：“通过资助1933年恐怖的选举，大型企业的首脑们给了新政府大量的投资，并因此成为第三帝国的一个正式伙伴。”这位总理很幸运，这笔资金足以支持大选后他的政*党**，因为这些结果出人意料地并不是决定性的。希特勒让一切都支持他——金钱、国家机器、戈培尔足智多谋的宣传手段、克虏伯姓氏的威望和支持，以及一份法令，它由兴登堡总统在非法纵火的第二天签署，其中剥夺了新闻自由、*会集**的权利甚至私人通信的神圣性。纳粹*党**突击队员没有让一个敌人的鼻子不流血；从戈林的警察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卡尔·李卜克内西住宅（Haus）的突袭到小巷里痛打犹太店主，整个竞选运动就是放纵*力暴**。但是，尽管有这一切，国家社会主义*党**也只获得了选票的44%。将他们的288席与兴登堡的52席加在一起，他们拥有了16票的多数，足以掌权但却没有达到希特勒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授权以将其独裁合法化。但是，多亏了他新得来的财富，他的议员们第一次能够行贿。国家社会主义*党**人3月23日的Gesetz zur Behebung der Not von Volk und Reich，字面意思是一部“消除人民和帝国危难的法律”，但实际上是建立一个独裁政体的授权法，通过成为441-84 法律，它获得了除社会民主*党**人之外的所有政*党**的支持。第三帝国,用纳粹的行话来说是“千年帝国”，成为现实。穿着制服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议员们欣喜若狂，又蹦又跳，高唱那首令人难忘的颂歌，4年前它由一个声名狼藉、名叫霍斯特·威塞尔的年轻、风流的纳粹作的词——
高举旗帜！一排接一排地站在一起。
冲锋队员向前进，迈着坚定、从容的步伐……现在希特勒的权威超过了在顶峰时期的德皇（Kaiser），用13年半后纽伦堡公诉人在开篇辞中的话来说，“从帝国议会中驱逐其政治对手以及获得[胡根贝格]的Deutschnationalen Volkspartei（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帮助，这主要是由克虏伯大力资助和支持的，给了他获得授权所需的选票。”这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指控“dass Krupp Hitlers Weg an die Macht finanziell gepflastert habe”即“克虏伯从财力上铺就了希特勒通往权力的道路”的基础。就像大多数的政治指控一样，这是夸张和过分简单化了的——克虏伯过去一直在为任何可能崛起的领导人铺路。他考虑了好几位，并且就希特勒集团来说，他事实上是姗姗来迟的。但是他来得恰到好处，并且他会满怀热情地为其迟到作出补偿。
资料来源：
《克虏伯的*火军** 德国军工巨鳄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