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省域经济发展时间演化路径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工业体系更加完善，然而经济发展整体进程较曲折；从一九七八年到二〇一二年，大量的投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我国完成了历史性跨越由低收入国家升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二〇一二年之后，由“高速度”提升至“高质量”，创新与周期性因素占据主流视角。本文基于人均GDP指标对各省域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探索其时空演变特征以及演化路径，进而从纵向和横向全面分析省域经济差异，以更好地了解我国各省域经济发展状况。

二〇一九年翻了一番增至70892元，人均GDP实现稳步上升；二〇一〇年全国人均GDP增长率为17.68%，而二〇一九年全国人均GDP增长率为7.40%，从研究初期至末期呈现出先下降后趋于稳定的趋势，并最终围绕在9个百分点附近波动，由此得出二〇一〇—二〇一九年中国人均GDP总体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增速有所放缓。

二、中国省域经济发展空间演化路径

本文使用ArcGIS软件以及Geoda软件，绘制人均地区GDP的四分位数地图，选取二〇一〇、二〇一三、二〇一六及二〇一九年作为研究断面，展现近1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各省域的空间演变情况。二〇一〇年中国人均地区GDP水平最高的省域，即经济发达的地区包括以北京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天津、辽宁及内蒙古，和处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上海、浙江及广东。

这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提出先富带动后富，优先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政策有关，东部地区一直处于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前沿，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二〇一〇年中国人均地区GDP水平第二高的省域，即经济次发达的地区包含东北的黑龙江与吉林，东部的河北、山东及福建，以及中部的宁夏、陕西、湖北及重庆。

二〇一〇年中国人均地区GDP水平第三高的省域，即经济欠发达的地区除了*疆新**、青海及四川处于西部地区，以及南方的海南，其它均处于中部地带，包含山西、河南、安徽、湖南及江西。中部地区拥有能源、矿产资源等优势，重工业较发达，但由于环境污染、自然灾害、交通不畅等问题，导致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水平显著落后于东部地区。

二〇一〇年中国人均地区GDP水平最低的省域，即经济落后的地区包含甘肃、*藏西**、云南、贵州及广西，全部位于西部地区。虽然西部地区矿产资源、能源丰富，但环境污染、自然灾害、交通不畅、高新技术缺乏、教育落后等原因导致其处于劣势地位。

二〇一六年，经济发达的区域不再包含辽宁，而福建增至其中；经济次发达区不再包含黑龙江与河北，而辽宁退至其中、海南增至其中；经济欠发达的区域不再包含山西与海南，而河北退至其中；经济落后的区域不再包含广西，而山西退至其中。

二〇一九年，北京、天津以及东部沿海的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及广东仍稳定保持在经济发达高水平，中部的湖北代替北方的内蒙古挤进经济发达的区域；经济次发达区域，则多了内蒙古、河南及安徽，少了吉林、宁夏及湖北；经济欠发达区域，多了*藏西**、云南、贵州及宁夏，少了黑龙江、河南、安徽及广西；经济落后的区域多了黑龙江、吉林及广西，少了*藏西**、云南及贵州。

总体而言，东部沿海省域具有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交通便捷及交流便利带来低运输成本及低交易费用，形成地域性资源集聚效应，沿海的政策、地理优势使东部沿海省份经济发展繁荣，绝大部分属于经济最发达以及较为发达的区域，形成了经济发展高水平的聚集区。同时，内蒙古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口密度较低，也同样属于经济最发达以及较为发达的区域。

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集中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经济较不发达的省域大部分集中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地区基本聚集在于西部地带，受到环境污染、自然灾害、交通不畅、高新技术缺乏、教育落后的消极影响。在刻画出全国省域经济发展空间演化特征的基础之上，初步印证出我国省域经济发展具有空间依赖性。

在早期的二〇一〇年与二〇一三年，在高－高集聚区中，主要有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及福建，这些省份受历史、地理、社会条件影响，本身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能带动邻近省域经济的发展；在低－高集聚区内，主要以河北、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及海南为代表，这些省份大多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相邻，所以表现了一定的被带动性；

在低－低集聚区内，主要以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藏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及*疆新**为代表，这些省份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域相邻，不利于带动提升邻近省份的经济水平；在高－低集聚区内，主要以内蒙古、山东及广东为代表，这些省份或区域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邻近省份的水平较低，未通过地域优势起到带动作用，导致相邻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

从二〇一三年到二〇一六年，辽宁由高－高集聚区退至低－低集聚区，吉林由低－高集聚区退至低－低集聚区，重庆由低－低集聚区上升至高－低集聚区。自二〇一六年至二〇一九年，北京由高－高集聚区退至高－低集聚区，黑龙江由低－高集聚区退至低－低集聚区，山东由高－低集聚区上升至高－高集聚区，湖北由低－低集聚区上升至高－低集聚区。

可以看出重庆与湖北的经济趋热，东三省黑吉辽地区象限空间关联模式经济趋冷，而山东对邻近省份的带动作用增强，北京对邻近省份的带动作用减弱。从总体动态变化角度看，二〇一〇与二〇一三年的高－高集聚区均有7个，高－低集聚区均有3个，二〇一六与二〇一九年高－高集聚区减少至6个，高－低集聚区增加至4个，说明受邻近省域的扩散涓滴作用减弱，而极化作用增强。

同时，从二〇一三－二〇一六年和二〇一六－二〇一九年，低－低集聚区的数量不断上升，低－高集聚区的数量不断下降，这也说明了对邻近省份起到的负向低速增长加剧，过渡特征减弱。整体来看，中国省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变化不大，但存在扩散涓滴作用与过渡特征减弱，负向低速增长加剧且极化作用增强的趋势，应当引起重视。

充分利用经济发展高水平省域的带动作用，形成高效空间联动格局，促进中国省域经济协调发展。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低-低集聚的最多，集中在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形成经济塌陷区。西部地区受到环境污染、自然灾害、交通不畅、高新技术缺乏、教育落后的消极影响，经济发展处于劣势。

一直处于于低-低集聚类型的省域包括四川、青海及*疆新**，是经济发展较慢的地区。二〇一〇年和二〇一三年的贵州省也一直处于低-低集聚区，但从二〇一六年开始从低-低集聚区域退出。同样，二〇一〇年、二〇一三年和二〇一六年云南省和*藏西**自治区也一直处于低-低集聚区，但从二〇一九年开始从低-低集聚区域退出。

而内蒙古自治区在二〇一〇年、二〇一三年和二〇一六年均属于不显著地区，但二〇一九年进入低-低集聚区。河北省由于毗邻北京市，在二〇一〇年、二〇一三年和二〇一六年均属于低-高集聚区，受到北京市的带动作用，但在二〇一九年退出低-高集聚区。

江苏省和上海市在二〇一〇年、二〇一三年、二〇一六年及二〇一九年四个时间节点均属于高-高集聚区，由于自身的较快发展以及周边较高经济水平省份的影响，浙江省在二〇一六年和二〇一九年也进入高-高集聚区，体现了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扩散涓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