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孔子世家》笔记
牟林
序
近来读《资治通鉴》发现其战国和秦汉时期的史料主要来自《史记》，有的是原文照抄，有的是原文的删减版。连“臣光曰”和“太史公曰”也同持儒家史观。所不同的是《资治通鉴》是统一的编年体，而《史记》以朝代和人物叙事，有明显的等级标识。古朝代和帝王用《本纪》，有两个例外《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诸侯级别的用《世家》例外的也有，比如《孔子世家》《陈涉世家》。大夫、将相级别的用《列传》其中例外的更多，如《酷吏列传》《游侠列传》。此外还有《年表》和《书》。
孔子应该是用《列传》的，显然在司马光心里是把孔子提高了一个等级的，故撰《孔子世家》。说明司马迁重实胜于重名，他认为按孔子的影响力应该入《世家》的，这大抵也与汉武时期独尊儒术有关。还有陈胜，他是农民起义领袖，自称王，也被列入《世家》。又比如，吕后无皇帝之名有皇帝之实，故入《本纪》。司马迁有些偏爱项羽，故也放入《本纪》，在灭秦后项羽确实也一度号令天下。
由于汉、宋两司马都尊孔，所以引发我专门再读《孔子世家》想再看司马迁怎么说。
一.孔子的青少年时期
按司马迁记叙，孔子少年家贫，幼年丧父，少年丧母。孔子却自幼好礼，慎葬母合父墓。司马迁没有避讳孔子乃其父母野合而生，因“首上圩顶”而名丘。还如实记录一件“尴尬”的事是，孔子赴季氏宴而被阳货喝退。由此可见，司马迁记叙鲁大夫孟釐子临死诫其嗣懿子“孔丘，圣人之後，灭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的话是可信的。孟釐子说“吾闻圣人之後，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这一年孔子才十七岁。可见他的学问在鲁国已名声在外。
司马迁说“孔子贫且贱”，成年时曾在季氏家管理粮库，因工作成绩突出升任司空。孔子曾被推荐去周朝都城学习礼仪，司马迁记述他去拜见老子的情形。老子临别赠言“聪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由此记叙说明孔子问礼于老子是可信的，但没有记载孔子对老子教导的感悟。
二.孔子的中年时期
孔子三十岁这年，齐景公访问鲁国时问孔子“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孔子说“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听了很高兴。这是司马迁第一次记录孔子论政事。这段话的关键词是“行中正”，他的结论是秦穆公称霸小了，可以称王。司马光对帝王品行的要求也看重这两个字“中正”。突然想起蒋中正，可惜他名“中正”行不中正。
孔子三十五岁这年，孔子到齐国，如愿等到齐景公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君要像君的样子，臣要像臣的样子，父要像父的样子，子要像子的样子。这就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说的“纲纪”。然而司马迁也如实记录了晏婴阻止齐景公任用孔子的话“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说明时人对儒家的看法并不都是正面的，尽管儒家弟子们成天把“仁义”挂在嘴边，人们更看重行动。
司马迁记载了表现孔子博学多识的两件事。一是孔子四十七岁那年，季桓子穿井得土缶，请教孔子，孔子解读“坟羊”。二是吴伐越得“骨节专车”，吴国派专人请教孔子，孔子从上古讲起，滔滔不绝，听者称奇，直呼“善哉圣人”。这些事件说明孔子的博学好礼已经广为人知，也说明当时他这方面的自我营销是很成功的，圣人的名号当时已经很响亮了。
三.孔子五十岁前后
鲁国政坛乱象丛生，孔子因此不仕。“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却动心了，并把费这个小地方比着丰镐，幻想要学习周武王，因子路阻止而止。这说明孔子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愿望很迫切，到了“慌不择地”的地步。这以后不久鲁“定公之孔子为中都宰”司马迁认为孔子很有执政才能，政绩卓著。他评论道“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这是坐直升飞机的速度啊！
司马迁记载了孔子为政的几件事。第一，孔子担任大司寇，由于政绩显赫，鲁国走强，使得齐国感到威胁。“齐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于是“乃使使告鲁为好会”。《史记》详细记载了这次“友好会见”中孔子的表现。一是他劝鲁定公“文事者必有武备”于是定公“具左右司马”二是孔子两次阻止齐国演奏在他看来不合周礼的乐曲，并逼齐景公当场杀了演奏乐曲的优倡侏儒。孔子说“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主动归还了齐国侵占鲁国的土地。（据说还化解了景公想借人之手害鲁定公阴谋，《史记》未记载）。第二，孔子鼓动鲁定公去撤掉季氏僭越礼制的城墙，并亲自出马督办，实际上是要弱化季氏的势力。第三，孔子五十六岁这年，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即代理相国。《史记》原文说孔子，有喜色。门人说“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说“有是言也”。也又说过“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司马迁描述了孔子执政取得的成效“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於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这三段记载说明孔子并非只是一个理论家也是实干家，他的执政能力超强，杀伐决断都很果敢。大司寇相当于“司法部长”。孔子逼杀齐国“优倡”，刚代理相事就诛杀少正卯。这三件事中，孔子都是以维护“周礼”的名义，行使的却是“司法部长”的权力。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绝不迂腐，他是思想上的儒家、行动上的法家。由此想到儒家学派亚圣孟子以及被后世儒家后学们非议的荀子。好像孟子继承的是孔子的思想部分，主张“性本善”宣扬“王道”；而荀子继承的是孔子的行动部分，主张“性本恶”推崇“帝道”，他的高足韩非、李斯都是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儒家和法家的深刻联系，似乎还是始于孔子。按司马迁的说法，以孔子的修养也并未做到宠辱不惊，鲁定公让他代行相事，他面露喜色，还说贵临天下当然该高兴，这恰好说明孔子凡心不瞑，圣人也是凡人。
孔子的政绩引起齐国警惕，于是用美女宝马贿赂鲁国君主，季桓子欺主纳贿殆政，孔子不得已恋恋不舍地听从子路劝说离开鲁国到卫国，开始了他的列国之游。
四.孔子的列国之游
司马迁如实记录了孔子列国之游。在卫国，孔子一行寄居子路妻兄家，国君虽照例“奉粟六万”却监视他的行动，他怕获罪而离卫。路过匡遭围困，他“使从者为甯武子臣於卫，然後得去。”又过蒲，月余再返卫受卫灵公夫人南子约见，这一段记录很富戏剧性。孔子内心一百二十个不愿意，但这可能是接近卫灵公的捷径，所以勉强求见。既然要见，那就等于承认南子“小君”身份，就得践行自己讲究礼仪的主张行准君臣大礼，对方又只是一个女人，面对子路的不高兴他自我解嘲地说自己本意是不想见的，既然见了就得按礼节去做，还赌咒发誓地说“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月余后又和卫灵公夫妇一起乘车招摇过市，实在不好意思了，只好又离开卫国，还留下一句“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次是经过曹国去宋国，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连孔子与弟子们练习礼仪的大树都要连根拔起，孔子却放出大话说“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结果还是听了弟子劝说到了郑国，又和弟子们走散，孤零零立于城郭东门，郑人向子贡描述孔子样貌，其最末来了一句“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听了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于是去陈。陈国小势单，乱世之秋常被欺侮，虽住了三年最终还是只能“归与归与！”还说自己的弟子们都个个胸怀大志，不忘初衷。孔子过蒲再遇麻烦，其弟子公良孺认为“命也已，宁斗而死。”孔子与蒲人盟誓不去卫，一出东门直奔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可见孔子处事机灵。到卫国受到灵公郊迎，孔子怂恿卫灵公伐蒲不成。灵公因年迈殆政，不用孔子。孔子叹道，如果能用他，一个月就可见到效果，三年必有大成效。中牟宰佛肸反叛，赵简子讨伐，佛肸邀请孔子去，孔子又一次表现出“慌不择地”的急迫心情。子路阻止他说，不能到做坏事的人哪里去。孔子却抱怨说，不是说坚硬的东西磨不薄，洁白的东西染不黑吗？我难道是葫芦，只能挂着而不给人用吗？孔子的迫不及待连路过他门前的负薪人都从他击罄的声音听出来了，讽刺他说“既然没人赏识就算了吧！”在卫国得不到重用，孔子又想去见赵简子，听到赵简子杀了晋国两位贤能的大夫窦鸣犊和舜华，孔子发表了一大段议论，才断绝了见赵简子的念想，回到家乡创作《陬操》来哀悼窦鸣犊和舜华。后来再去卫国，卫灵公请教孔子打仗的事，孔子说自己知道祭祀的事不知道打仗的事，卫灵公便不再搭理孔子，于是孔子去了陈国。孔子六十岁这年，鲁国季桓子临终遗言季康子说“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公之鱼阻止，建议季康子招冉求。孔子心情极为复杂，有些酸溜溜地说“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贡明白孔子的心思，对冉求说，你如果得到重用，就想法招孔子回去吧。冉求走后，孔子去陈国，第二年又去了蔡国。蔡国多难，孔子又去了叶地。叶公问政，孔子说“政在来远附迩。”一天，叶公问子路孔子为人如何，子路不对。孔子听到说“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一段记录似乎暗示了些什么？联系前面子路两次阻止他“慌不择地”的行为，子路或许对老师有意见，不想说或不好说，所以选择了“不对”，孔子似乎没有察觉这一点，还教子路该怎么说，这段话也是孔子对自己的评价。孔子离开叶地又返回蔡国，这时司马迁又记录了两个场景，一个是遇上两位耕田的人，子路去问路，这两位带着讥讽的口吻嘲笑孔子，意思是既然是圣人自己该知道渡口在哪里啊！对孔子四处奔波颇不以为然。孔子却说自己不能与鸟兽为伍云云。一个是遇上一位老农直接讥讽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孔子以为说话的是位隐士。孔子在蔡国居住了三年，楚国打算聘任孔子，被陈蔡两国阻止，他们派人围困孔子。这时，司马迁记述了孔子的学生的反应：子路面带怒色说，君子也有窘困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面对窘困仍能坚守节操，小人遇到窘困就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子贡也变脸变色。孔子说，你认为我是博学多识的人吗？子贡说，是的。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的。我只是用一种基本原则来贯穿所有的知识。孔子知道学生们有意见，就一个一个地单独做思想工作。子路说或智谋不够，不能被信任，孔子举出伯夷、叔齐和比干予以教导。子贡归因为孔子要求太高不能被世人所容，建议降低要求迁就，孔子批评说子贡志向不够远大。只有颜回的回答让孔子满意，颜回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派子贡去楚国求救才得以逃脱。楚昭王想封七百里地给孔子，楚令尹子西出面阻止说，孔子手下能人太多，孔子会借以做大，威胁楚国。况且按孔子的主张，楚国就不应该有如此广大的土地。一些狂生还讥讽孔子“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于是孔子返卫，这一年孔子六十三岁。孔子对子路说“鲁卫之政，兄弟也。”可以认为，这也是孔子多次到卫国，其弟子多在卫做官的原因。子路说“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子路说“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说“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民则**无所错手足矣。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这段话的前部分大家耳熟能详，并归纳成成语“名正言顺”而后面的“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民则**无所错手足矣。”或许被后儒们刻意回避，或以为“可做不可说”。这段话在此印证孔子绝非腐儒一枚。孔子、荀子、韩非、李斯实是一脉相承的。
司马迁记载“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问“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答“学之于孔子。”季康子问“孔子何如人哉？”冉有答“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问“我欲召之，可乎？”冉有答“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而卫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说“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文子固止。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司马迁这一段记叙把孔子归鲁的原因说清楚了。一是他在鲁国的弟子给他营造了一个回到鲁国的有利条件。冉有把自己的军事才能归功于自己的老师，说是跟孔子学的。对孔子的为人、为政的思想做了许多宣传工作，以至于季康子想践行父亲的遗训，派专人迎接孔子。回鲁有重返政坛的可能。二是孔子在卫国看不到希望，觉得卫孔文子不是“可栖之树”。这里，我在想孔子的军事才能是他的弟子为追捧他虚拟呢？还是确实有之。联想他当年替鲁定公化解一场军事危机，挫败了齐景公想利用友好会见的机会杀掉鲁定公的阴谋一事。他的学生中能打仗的也不止一个冉有。虽然在那的言论中常常不屑于谈战争，但他讲的道理对战争是不是有指导意义，或如果有非要他亲自上阵不可的情况出现他是不是能展示出他的军事才能也未可知。
五.孔子的晚年
（一）从政的希望归零
孔子在外漂泊了十四年，终于回来了，喜悦之情无以言表。于是他很愿意回答季康子的问政，孔子说“政在选臣。”意思是选用人才最重要。“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意思是要任用正直的人，那些不正直的人也跟着正直了。康子患盗，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意思是主政的人没有私欲，即便你奖励人们去偷盗，人们也不愿意去。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也不主动求仕，六十多岁的人了，许多事也看开了，没有那么执着了。不过我觉得，按时下的说法，他之所以周游列国都没有人达成自己的愿望，没有机会展示他的政治才能和实现他的政治抱负，是不是他这个阶段的营销策略出了问题。他总是在推销他梦寐以求的周礼，而对天下巨变、人心不古视而不见，人家听见那些繁文缛节就畏而却步。他总是对执政者提出不太可能达到的要求，比如要求季康子自己没有私欲来达到治理天下盗贼的目的，过于理想化。这一点他应该学习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原本是要舍掉自己以救天下人于苦难的，所以他做了多年的苦行僧，差一点真的丢掉性命。那么他在菩提树下悟道了什么大道呢？原来他发现世界上最大的痛苦来自于人的内心的欲望，消除欲望的办法就是行善，在一切为天下人着想中获得快乐。但这对人的道德水平要求太高，于是退而求其次，他利用印度宗教中已经存在的因果报应的观念，创立了一套为求福报而行善事的修行方法，修行不再像做苦行僧那样只有少数人做得，而变成人人都有可以做得的事，于是吸引力众多愿意皈依佛教的人，使得佛法得以广大。虽然行善的最终目的是求得自己的福报，但客观上减少了世人的痛苦。这就是所谓佛法的内在逻辑。按照孔子当年大做司寇代行相事的实际表现，孔子其实是讲究礼法并重的。礼的实行最后不是靠礼自身来保证，二是靠刑法，所以他要杀优倡、杀少正卯，他杀得理直气壮，充满正义感。孔子是有一套具体的治国方略和措施的，否则鲁不可能因孔子执政而让齐国恐惧。然而他周游列国向国君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时，总是在强调“以礼治国”的重要性，在道德方面总是对君主们提出可望不可及的要求，国君们觉得没有可操作性，渐渐对孔子的这一套失去兴趣，甚至社会底层的人也嘲笑孔子的迂腐。
（二）孔子治学与教学
不过孔子这十四年的颠沛流离并没有荒废学问，反而在行万里路的过程中秉承“三人行必有我师”的信念虚心学习，使得自己的学问日益精进。他也没有荒废教学，即使在陈蔡的围困中吃饭都成问题，他仍然天天坚持教学，给弟子们讲课。他更没有荒废礼仪，经常在大树下带着弟子演习礼仪。现在回到鲁国，也不再想做官了，无官一身轻，就专心研究学问、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最后终于修炼成学问大家，成就了自己的一家之言。孔子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曾经累累如丧家之犬的他，死后继续“宦海沉浮”，时而被打进十八层地狱，时而被加封成或圣或王，后人对孔子的态度存在如此巨大的反差，自古以来，莫此为甚。接下来司马迁记述了孔子回到鲁国到去世大概不到十年时光的生活状态。
第一.精学。比如，他年轻时去齐国，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又比如，孔子*亡流**卫国时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从“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丘未得其志也。”“丘未得其为人也。”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师盖云《文王操》也。”
第二.著述。有《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有《礼记》。有选编《诗经》“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诗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有《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孔子说“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关于《易》司马迁是这样记载的“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於易则彬彬矣。”
第三，教学。比如“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比如，“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比如，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比如，“三人行，必得我师。”“德之不脩，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比如，子不语怪，力，乱，神。比如，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比如颜渊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蔑由也已。”又比如，达巷*党**人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听了后说“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我执御矣。”
第四.礼仪。孔子倡导并践行的礼仪繁复、重细节、等级鲜明。比如，“其於乡*党**，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庙朝廷，辩辩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比如，“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儐，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又比如，“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第五，谓穷。司马迁记述了不少孔子晚年对自己不得志不能光复周礼的无奈感叹。比如，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说“麟也。”取之。说“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比如，颜渊死，孔子说“天丧予！”及西狩见麟，说“吾道穷矣！”喟然叹道“莫知我夫！”子贡问“何为莫知子？”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又比如，子路死於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於门，说“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对子贡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於东阶，周人於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
第六.后世。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孔子的弟子们抱怨鲁哀公“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司马光详细记载了孔子身后之事——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馀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後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馀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後从政。接下来，司马迁简要记录了孔子后人的情况。
六.太史公评孔子
司马迁照例在《孔子世家》末尾发表了一通“太史公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用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八个字概括了自己对孔子的评价。他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他歌道“孔子之胄，出于商国。弗父能让，正考铭勒。防叔来奔，邹人掎足。尼丘诞圣，阙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则。卯诛两观，摄相夹谷。歌凤遽衰，泣麟何促！九流仰镜，万古钦躅。”
七.阅读后的感悟
第一，司马迁给后世记述了一位真实的、生动的、甚至有几分亲近感的孔子。对孔子作为普通人的情感表现，司马迁从不讳言，这反而使得孔子的形象更为丰满、可信。司马迁写《史记》不像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有那么强的政治目的，所以他更能践行史家的价值观“秉笔直书”而不刻意讳言其事。
第二，孔子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政治抱负，同时他有一套完整的治国理论——理想的社会形态、完整的体制架构、明确的政策和策略、具体的方法与措施、有在鲁国的执政的政治实践经验。他执着于自己的政治理念却并不迂腐，对任何有碍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对象，哪怕对方其实不是自己真的政治对手，也能处置决绝，毫不手软。他不总是板着脸的理论家，有时还表现出几分“狡黠”比如违背与匡人的盟誓，几分“幽默”比如对人家骂他“丧家之犬”他笑道“然哉，然哉！”孔子原则性极强，却也不乏灵活性。他几次“慌不择地”的表现，说明他自信只要能获得一次机遇，能独立治理一块土地，他一定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并不在乎那个地方的原统治者的德行好坏。他自己也曾把费这个小地方比着丰镐，他坚信洁白的东西是染不黑的，他说过如果任用他则可一月见效三年大成。这一点连当时许多诸侯国国君也深信不疑。比如齐景公的恐惧，比如楚昭王打消给孔子七百里地的土地想法。
第三，然而他仍然不是一个彻底的政治家，尤其在他周游列国的时候，表现得过于理想化，天真地以为只要恢复周礼就可以赈救天下，建立大同社会。他带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并没有深入研究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因，看不到社会变化的积极面，看不到周王朝的统治已经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他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建构理想的社会形态和政治体制，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面向过去的已经没落的社会形态和政治体制，他的不被赏识和重用是必然的。尽管他真的执政，未必会如他所言而不去变通，他曾经表现的执政能力说明他在具体施政时会因势而动因时而动做一些改革，但他所到国的国君并不了解。再者，他周游列国选择的国家多半都是弱国，君主改革政治制度的愿望并不强烈，个人操守也不怎么样，没有深入认识到孔子的价值，反而对他向国君提出的道德要求感到畏惧。
第四，正如前文提到的，他提倡礼治，并不反对法治。他的执政实践就是从司法机关开始的。他的礼治是一套柔性的政治制度，他的法治是一套刚性的政治制度。所以我读了《孔子世家》反而觉得孔子也可以被视为法家思想的始作俑者之一，只不过他没有在法治理论上“立其言”，只在法治实践上“笃其行”。当时的人们没有看到孔子的这一点，后来的司马迁、司马光也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只有荀子深悟其道。孔子并没有讨论过人性问题，后来孟子创立了性善说，执孔子思想之一端，其结果他宣扬的治国理想“好看不好吃”他基于礼治的王道不但没有鼓励善反而成为某些人恶的伪装，君主们通不买账。而荀子执孔子表现在行动中思想的另一端提出性恶说，强调用法治抑制人们的恶，在实践中给社会带来秩序，给国家带来强盛，当然走入极端也会给社会带来伤害，给人民带来痛苦。
第五，孔子的确是一位大学问家，他对知识的渴求达到“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地步，闻韶音三月不知肉味，跟琴师襄子学琴不“得其为人”誓不罢休。他对上古知识钻研很深，可以准确地说清楚出土*物文**的来龙去脉，同时他很重视证据，绝不妄言。他并非述而不作，他有《书传》《礼记》《春秋》还编撰了《诗三百》并为之谱曲，他对诗书礼乐御射数无所不精。可惜的是，他求学问和他追求政治理想一样，都是面向过去的，在古人留下的遗产中去寻求真理，而不注重面对现实和面向未来，所以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求知大都习惯通过解读经典来获得，自己的实践经验也要对照古代经典去征选，这给中国的社会进步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第六，孔子是一位伦理学家，不过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对孔子的伦理道德方面的论述记载得不够多。孔子倡导的礼，是一套具体的制度，其外在表现就是那些被人们称着“繁文缛节”的仪式，他想用这套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当然具有很高的文明价值和理论价值。支撑这套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呢？是“仁”。“仁”所基于的情感价值就是“爱”。他实际上制定了一整套人际关系的准则。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他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体系是服务于统治集团的，即用礼治来保证周王朝的统治永固，保证各诸侯的统治永固，而无论这些统治者有多么腐化堕落，可以劝导不可以僭越，更不能有*翻推**它取而代之的想法。孔子理想的社会，是等级分明、各安其位的社会，而不是人人平等的社会。所以他的“仁爱”是一种君臣关系架构下的，然后依次延展到社会的各个层级统属关系中统属双方不平等的“仁爱”，被后儒比如宋朝的程、朱演绎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最后达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极端地步。孔子的“仁爱”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仁爱”，和墨子的“兼爱”恰恰是两个极端。
第七，孔子是不是哲学家历来都是有不同看法的。黑格尔认为孔子不是，这观点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司马迁只是历史学家，所以他也没有从哲学角度去研究孔子的言行。司马迁记载了部分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言论，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说没听他说过“天道”和“性命”什么的。孔子在解说出土*物文**“骨节专车”是说过山川之神，但他又说这些神都同属于王。也是是说，世俗的王才是最高的统治者，即便有神这种事物，那也必须服从于王。有人说他重视祭祀活动，尤其重视祭祀先人。但孔子的祭祀更看重的是祭祀的现实意义，祭祀仪式是“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未必真认为有先人的灵魂存在。也就是说，他不愿意谈自己没有思考透彻和不感兴趣的问题，他很少谈论“是什么”“为什么”，谈的最多的是“应该怎么做”。他所有的理论都是指向现实社会的，具体说来就是人际关系和社会治理架构，而解决问题的思想和方法都是取自过去的。孔子有许多言论曾被批判为唯心主义，其实他的许多面对现实社会的看法也有唯物主义的成分。说孔子不是哲学家，也并没有贬低他的意思。不是哲学家并不是没有哲学思想，在谈及人际关系的原则时，还是有哲学性思考的，称他为思想家他是当得起的，他至少是把“人”最为一种终极对象来思考的，强调人的价值。晚年的孔子对“易”发生兴趣，从司马迁的记载，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新说法。
第八，人们常把儒家学说加儒者的活动笼统地称为“儒教”并与“道教”“佛教”一起称为中国的“三教儒道释”。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呢？有人认为，孔子的塑像越来越多且高大无比，孔庙在全国各地甚至中华文化覆盖的地区都普遍存在，有的地方孔子与释迦牟尼、道教三清同在一个庙堂，所以儒家学说加儒者的活动应该是宗教。然而，我们比照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以超自然神（或彼岸）作为崇拜（或追求）对象、有教义、有神职人员、有教会机构，有宗教场所。儒家有一些宗教的特点但多半还是以世俗面目出现的，表现为一家学说，孔子是圣人毕竟还是人不是神。如果非要说它是儒教，那也是“半拉子”的宗教，非常勉强。当然，如果我们“降低”宗教的标准，不那么严格，称儒家学说加儒者的活动为儒教也似乎说得过去，原始宗教不也是宗教么？
第九，最后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儒家在诸子百家中为何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逐渐发展成为“一家独大”呢？从司马迁的《孔子世家》看，孔子年轻的时候就被称为圣人之后，就有人预见到他有成为圣人的可能。他在多种场合的表现已经被时人赞叹“真圣人哉”。那个时候，圣人的含义不仅是道德高尚，还有学问渊博。也就是说孔子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圣人之名，君主们也都因为他的圣人之名“敬而远之”。君主们不用孔子除了觉得他的治国学说“不实用”以外，对他的提出的道德标准也觉得高不可攀。君主们与他接近也只为博一个尊贤敬圣的名声，比如用道家思想治国的汉高祖刘邦却仍然愿意去拜祭儒家宗师孔子。到汉武帝，汉帝国强大到可以有更大的作为的时代，追求政治稳定和皇权至高无上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需求，而孔子这套理论稍加改造便可以成为实现该政治目的的最好工具，故董仲舒们应运而生。孔子思想的核心“仁”的概念的内涵有很大的解释空间，上对下可以解释成“爱”例如“爱民如子”表现在具体的执政理念上就是“民本主义”即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下对上可以解释成“忠”即无条件地维护帝王的统治。保障“仁”的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的就是两套制度“礼”与“法”柔刚相济。这套制度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两千多年来，尽管政权更迭不断，但制度架构和基本的执政理念的变化不大，这就充分体现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建构的这套制度体系的有效性，所以才被不断承袭。再追溯得更远些，可以参见司马迁的《五帝本纪》。远古时代，中国的先民们就已经形成崇尚圣人施行仁政的观念。也就是说，孔子的思想有着深刻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仁义礼智信这些概念并不是孔子首创的，是“古”来就有的，他的贡献是做了系统化的理论架构，这也是后来的儒者们不断引用、诠释、学习和理解的原因。此外，讲仁政也不是东方学着和政治家的专利，古希腊哲学家也讲仁政，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描写了一个由哲学家王（相当于我们说的圣人）统治的国度。可见，以“仁”治国或者说以“仁”为核心建构国家治理体系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理想。任何时代，人们都不愿意生活在一的“缺仁寡义”的社会，只不过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仁”“仁政”这些概念的理解差异很大，有些甚至南辕北辙。我以为，以上诸点便是儒家思想能够在中国“一家独大”影响至今的最根本原因。对待孔子及其学说，我们究竟采用什么态度好呢？我认为就四个字“实事求是”。既把它的合理性、进步性、优越性说够，又要把它的局限性、落后性、劣质性说够，这样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恰好是对孔子的最大尊重。称他几声圣人也没什么了不起，但绝不能神化孔子去给他加封读也读不清楚的一连串封号，尤其不能宗教化。司马迁的态度就很对，没有为了神化孔子而有意避讳他作为凡人的思想感情。圣人还是人，圣人介于神和凡人之间，食的还是人间烟火。释迦牟尼本来想不食人间烟火的，最后还是在死亡面前服软了，喝了牧羊姑娘送来的羊奶，不然哪有佛法广大？神，都是人造的，孔子自己是不愿意成神的，想来释迦牟尼也不愿意，都是后世的弟子们“作的孽”把自己的老师“架在火上烤”，他们目的还是让自己暖和，哪里顾得上老师的难受呢？想来那些歪着嘴念经把自己的老师捧上天的家伙真是一群名副其实的“不肖子孙”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