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 竹子
整理 | 小胡 汪汪
高校自杀的新闻每年频上头条，光是2020年，就有浙大、交大、中大、南大等等知名院校的学生，选择了结自己。在各自不同遭遇的背后，“抑郁”也成为被讨论和重视的话题。
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全球估计共有3.5亿名抑郁症患者，而新增群体的年龄越来越小。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曾报道，我国青少年抑郁发生率在约23.5%，近四分之一青少年可能正处于心灵泥淖之中。
不同于普通的情绪波动，长期被中度或重度抑郁侵扰的人，生活会受到极大影响。如果应对不当，不仅无法正常学习和生活，严重者还会产生轻生的念头与行为。
现实可怕，但仍抵不过社会与家庭的认知缺乏。面对孩子的痛苦，爸妈们不仅难以理解，还经常报以伤人的反问：“你承受能力怎么这么差！”
即便名校背景、成绩优异的孩子也难逃魔爪。他们引以为傲的外在成就并不能带来快乐，甚至成为负担与痛苦的来源。
我们与三位抑郁亲历者聊了聊，他们的故事令人心碎。即便已长大成人，但他们内心深处仍渴望着父母的理解与包容。
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里
受访者：嘉韵，北京大学
有天在图书馆看书，突然感到自己干什么都提不起劲来。一种强烈的虚无感袭来：生活滑稽得像困在笼子里的仓鼠，无论富贵贫穷，最终都跑不出相同的大结局。
自检结果显示，我有中度抑郁，还有“反治疗倾向”。
那时，我长期无法聚焦，也没有规律的生活节奏，包括吃饭、睡觉、运动等都是缺失的，连起床也毫无动力。哪怕醒得很早，也会在床上躺很久。时间于我而言是凝固的。
但我并不想让外人看出来。在必须出席的社会活动，我尽量调整自己，表演做一个正常人，心理上却格外辛苦：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一分钟时间，可以真正做自己。
学校的心理咨询室不太有用。在北大医院精神科看过后，医生建议转诊六院（注：北京较有名的精神治疗医院）。转诊签字时，看到登记表上不同学院同学的名字，才有些释怀：原来学校里生病的人这么多。
北医六院的诊断结果是需要药物治疗。
我挣扎了很久要不要吃药。由于社工专业背景，我曾用心理知识帮助过别人，但如今自己却要依赖药物，无法自救。这件事情的矛盾性比患上抑郁更令我感到恐慌。
最后，我还是尝试先从自救开始。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提高警惕：为防止自己冲动，不走马路中间，不接触任何尖锐物品，不去高处，不坐没有防护栏的北京一号线和二号线。
另一方面我需要在固定环境里，重回秩序之中。在学校，上不上课并无强制性，于是我找了一份更为稳定的实习，让自己固定上班下班，并保证一日三餐。我还在校外租了房，并请求妈妈的帮助：你来监督我的起居吧。
尽管妈妈始终表示支持，但她内心也备受煎熬。有一次偷看到她手机里和朋友的聊天记录，里面满是无助。她无法理解孩子到底怎么了，自己帮不上忙，还每天过得提心吊胆。
在和“北大”彻底分居后，以及我妈的照顾下，我逐渐在半年内获得平静。不再暴饮暴食或者绝食；每天锻炼、到点就睡；即便夜里仍旧整宿睡不着，至少物理层面我是在规律之中。这一过程很艰难，可我知道自己正在复原。
复盘患上抑郁的全过程，我觉得这是丧失体验，以及受外界评价压迫的双重结果。
亲人去世、恋情失败、面临毕业……这些事情短期内没有引发问题，但一件一件的积累，导致后遗症严重；而北大氛围的“内卷”也加剧了抑郁，在这一评价体系内，你始终得不到正反馈，自尊心、自信心各种受挫。
中国的教育体系，从没系统性地关怀过“失败者”；素质教育也没教过大家，如何以平凡人的身份去充实的活着。“成绩好”就像一趟无法换乘的列车，只要开上这条路，就难以下车：只有去读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大学，否则你就是“没用的人”。
我后来想通了，不去参加任何“内卷”活动，不再活在别人的价值体系里。
抑郁是好不了的，我现在其实依赖心很重，身边必须得有人陪伴。如果长期独自生活，人就很容易懒散、失序、直至犯病。我仍需要时间去跟自己和解。
父母质问我：
“为什么别人能做到的事你做不到？”
受访者：小鹿，复旦大学
我的抑郁症状来的毫无征兆，却又理所当然。大二刚开始，发现自己情绪极端不对劲：害怕热闹，怕与人交流，哪怕只是眼神交流或日常寒暄；身体变得格外沉重，每天都没有动力起床、面对生活；连续十天，我几乎没吃东西，迅速消瘦；上课时，会突然陷入绝望情绪，听不见老师在说什么；社团例会的间隙，在卫生间里突然痛哭。
这肯定是有问题的，校心理咨询室的咨询师建议我尽快去医院检查确诊。在精神卫生中心，我被确诊了中度抑郁，并开了抑郁药物。
患上抑郁症的原因，并不是“学习压力”或是“不能适应大学生活”，更多来自从小到大的压力积攒：我们从小被要求做到最好，久而久之也习惯这一自我要求，任何事情都要做到绝对优秀。当然，这是绝不可能的。
失败之后的自责、自我怀疑乃至并不应该存在的自卑感，加剧了焦虑。在同学朋友眼里，我已经“够好了”，但惯性思维会让我告诉自己：还不够。自恃优等生的骄傲感与内在自卑感相互拉扯与割裂，终有一天，压力攒到阈值，就彻底崩溃。
确诊和拿药后，我才把自己身上发生的所有事告诉了父母。他们难以接受，觉得明明“一切看起来都很好”。
休学在家时，父亲让我出门多活动，但抑郁症的躯体反应非常严重，我整天只能躺在床上，没有行动能力。他直接斥责道：“为什么别人能做到的事你做不到？”他无法意识到，正是他从小到大的斥责塑造了我的心理疾病。
所幸后来父母慢慢通过书籍和文章，理解了“抑郁症是一种疾病，而不是承受能力差”，这才真正帮助我走出阴霾。只是他们到现在还无法对外坦然 “女儿得了抑郁症”，在某种程度上依然觉得患病是可耻的。
反倒是同学和朋友，对抑郁的包容心更强，倾听我、陪我出门，给予理解和支持。这些给了我莫大帮助。
“换个环境”简单粗暴，但有用
受访者：Iris，复旦大学，曾 于 曼彻斯特大学交换
我天生不是个很容易快乐的人，从前是，现在也是。
“时间会侵蚀掉一切，所有的快乐、所有的消遣都会因再三重复让人兴味索然”，写下这句话时，我上着爆满的课表，参加学术项目，在校媒带版面，和前任进行情感拉锯……各种各样的压力催促着我完成外界的期待。
终于，器质性焦虑、饮食混乱、脱发、失眠、精神衰弱、消化紊乱等击中了我，每天过得辛苦恣睢。
那时我有一种深刻的临渊感，死亡感日复一日。虽然说不出生活具体哪里不好，但作为“我”来说过得的确不好。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断裂：这世界眼看着还很美好，我身上也并没有枷锁，但却被桎梏在原地。
我很少和父母交流精神和心理问题，偶有表露与试探，却得不到期待的回应，或许是我要求太高，但“早点睡觉”的确就跟“多喝热水”一样，听起来多有敷衍。
也寻求过心理咨询，但我会去解构咨询的意义，无法获得太多更有价值的东西，问题也就无法进一步解决了。
我不承认自己这种生活状态，一种萎靡的、苍白的、无能狂怒的、绝望的、充满push和被push感以及“死亡感”的生活状态。我不承认自己的边界，我还可以有为，并且仍能调动起一种行动力来突破它。
读了心理学书籍，以及了解各种心理疾病治疗药物的功能和副作用后，我决定不用药，心理咨询也暂停了。拿着医院开出的病历，我把它扔到一直施压的校媒副主席面前，随后申请了去英国交流。
在国外交换的半年里，我没有交新朋友，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很长时间，我只是在楼下的Costa发呆，或者是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出去散步，走哪算哪；买个冰淇淋在草坪上坐一会儿，看太阳一点点落下去，然后搭一班公交或是绕路走回去；想上课就去上，不想就不去，没有点名，没有签到，只在考试时，会为自己的英语水平有些焦虑，但也只持续很短时间。
从1月的满天飞雪，到逐渐到夏令时，我看着日头变长、天气变暖、草坪上晒太阳的人越来越多，梧桐树逐渐长出嫩绿叶子。天空很蓝，一无所有，但这些反而给我安慰。
在做出国的决定时，我不知道这会带来什么。但“换一个环境”应该能简单粗暴地让自己去调动生活的期待和信心，给人一个机会重新审视生活，和这个生活中的自己。
深渊仍然存在，也还会有焦虑，会有抑郁，会有痛苦，会有不甘，但这些都可以被接纳，也可以被正视了。
写在后面：
感谢接受我们采访、并愿意将伤口暴露出来的同学们。而他们所展示的也仅是冰山一角。
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认同并尊重孩子的自由选择，但当下社会“内卷”严重，青少年还是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隐形压力。这些压力有的能被消化，有的却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稻草”。
在难以撼动的社会评价机制面前，青少年往往无力，他们最能依靠的，就只有来自于身边人的理解和支持。
我们无意批判社会制度或家庭教育的不足，而是希望有更多父母愿意去倾听孩子，至少请不要过分随意地对待他们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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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及网站：
1、 刘晓凤,王秋英,迟新丽,齐丹.家庭功能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一项有调节的中介效应[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0,28(04):688-693+772.
2、 黄传浩,王会秋,王秀珍,张东红,林贝尔.青少年的抑郁情绪、抑郁障碍因果信念和自我污名感的调查研[J/OL].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1-10[2020-10-29].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5257.R.20201023.0919.010.html.
3、 刘一钊. 家庭氛围与高中生抑郁的关系[D].山西大学,2020.
4、知乎：【致抑郁症患者家属】当家有抑郁症孩子（https://zhuanlan.zhihu.com/p/113025660?utm_source=wechat_session&utm_medium=social&utm_oi=543465773948125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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