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一频道热播的《破晓东方》从多个角度讲述*产党共**人从“战上海”到“建上海”的奋斗史诗，是一部关于中国*产党共**在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接管政权、巩固政权、如何管理好一座中心城市的电视剧。剧中对上海解放后直面而来的“面棉之战”有深刻的揭示，让我们还原一下那场考验中国*产党共**人接管城市能力的第一场空前经济战。
1949年5月27日，上海获得解放。旧上海狭小区域内养活着500万人，这是靠原料和燃料维持生活的城市，全市棉纺业所需原棉的60%，粮食的50%—60%依靠进口，米从东南亚进口，布都是靠美国和澳洲进口棉花纺织的，外进外出。。
旧中国给上海留下的毕竟是一副烂摊子。军事上打了败仗的国民*党**不甘心失败，竟然狂嚣“八月半要回上海吃月饼。”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还出动军舰在长江口外布雷，对上海实行*锁封**，截断原料和粮食的供应，这无疑给上海的困境雪上加霜。
这时的投机商人趁机囤积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借以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上海的资本家曾扬言：“*产党共**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是0分。”而且国民*党**特务也公然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可以置上海于死地。“两白”是指米和棉，“黑”是指煤。于是，在*云陈**、陈毅的领导下，又大打一场“米棉保卫战”。
在美蒋*锁封**上海口岸后，一些投机商趁着上海存粮不足和外国棉纱进口困难，掀起了以粮、纱、煤为主的涨价风暴。其具体做法是，以米价为龙头，纱布跟进，从而拉动物价全面上涨。从6月23日到7月30日，上海物价上涨了一倍多，上海居民苦不堪言，并影响到整个华东、华北和华南等地。
为了有效迅速解决上海乃至全国的财政经济困难，平抑物价，安定民心，7月27日至8月15日，*云陈**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由华东、华北、华中、东北和西北五大区的财政、金融、贸易等部门领导参加的财经会议，寻求解决上海和全国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对策。会上，*云陈**指出，能否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要看我们掌握“两白一黑”的情况。这三种物资中，关键是大米和棉纱。一个是吃，一个是穿，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不法资本家手中的主要物资除黄金白银外，也就是大米和纱布。因此，打好“米棉之仗”，就成了稳定物价的重中之重。
*云陈**亲自指挥了这场平抑物价的战斗。1949年11月13日，*云陈**为中央财经委员会起草了《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提出12条措施，其中调集全国粮食、面纱支援上海。同时，*云陈**还指示全国各主要城市做好准备，于11月底至12月初一一齐抛售。
11月25日，上海、天津、北京、沈阳、武汉、西安等8个主要城市同时大量抛售物资。上海棉纱市场一开市，投机商们争相入市抢购，甚至不惜拆借高利贷。当投机商在疯狂抢购时，棉纱公司就源源不断地将纱布抛售出来，且隔一小时跌一次价。一阵疯抢之后，投机商们如梦方醒，发现情况不妙，也跟着抛售手中的纱布。结果他们越抛价格越跳水。这一天，上海纱布价格下跌了一半。
为了不给投机商喘息的机会，*云陈**主张乘胜追击。第一，所有国营企业的现金一律存入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款贷**；第二，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照发工人工资；第三，加紧征税，如不按时纳税，按3%的税额处罚。三管齐下，使投机商两面挨耳光，叫苦不迭。一方面价格下跌亏本；另一方面还要支付高利贷利息。在这场较量中，投机商受到重创，许多投机分子纷纷破产。经过几个回合，投机商像泄了气的皮球，再也不敢在市场上兴风作浪了，持续了10多年的通货膨胀终于被降服。
上海的“面棉之战”只是全国战役的典型缩影。查阅《山东省志—粮食志》，对山东省特别是济南的粮食市场价格保卫战做了详尽的记载：
1945年11月,国民*党**统治区由于交通梗阻等原因,粮食 供应不足的矛盾开始暴露,市场粮价逐渐回升,继而发展为 暴涨之势。1946年1月,济南每百公斤小麦(按每石72.5公 斤折算,下同)1.24万元(法币，下同),青岛为2.03万元; 1947年1月,济南达8.09万元,青岛为11.48万元;到1948年1月,济南涨至217.19万元,青岛260.84万元,分别比1946年1月上涨174.1倍和127.5倍。国民*党**济南市政府为抑制粮价飞涨,曾设想按中央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管制粮价,即一面实行限价,一面取缔囤积。但实行限价,必堵塞粮源;取缔囤积,又与政府奖励商民购存粮食的政策相悖。1948年7月济南解放前夕,无法扼制的市场粮价已达到每百公斤小麦3316万元,大米6300万元,小米3648万元,玉米2724万元。小麦价格比1946年1月上涨1840倍还多。
1948年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改革币制,由金圆券代替法币。同时对粮食实行限价,以19日当地市场公开交易价格为准。青岛每袋面粉金圆券9.83 元,每百公斤小麦30元上下。10 月份后,限价政策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市场交易停顿,*市黑**交易猖獗。11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取消限价,准许粮食自由运销。但限价造成的商运脱节使青岛的存粮甚少,加上粮价低于周围农村,粮食难以流向市区。粮价放开后,青岛粮价飞涨,到11月26日，每百公斤小麦已达440元,不到100天上涨14倍多。
1949年6月，山东虽已全境解放，但长期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的经济混乱,并未伴随国民*党**政权崩溃而终止。投机资本家和不法商人囤积粮食、哄抬物价，几个月内全省出现三次物价上涨风潮,粮食价格成倍上涨.1949年7月1日,山东每袋面粉一般为3350元(北海币,用至1955年2月)，小麦每百公斤1万元,玉米每百公斤7600元。7月29日三种粮食分别上涨2.4倍、2.5倍和2.7倍。11月，粮价再次猛涨,至23日面粉每袋已达5万元,小麦每百公斤18万元，玉米每百公斤12.4万元,分别比7月1日上涨13.9 倍17倍和15.3倍。1950年3月,涨价风第三次掀起,以济南、青岛、潍坊3地粮价平均计算,面粉每袋涨至8.75万元，玉米每百公斤涨至28.22万元,分别比上年11月23日的价格高75%和127%。
在这其间,山东省人民政府运用经济和行政手段,大力制止通货膨胀,平抑市场物价。国营粮食部门加强粮食调度、运输,在粮价高的地区停止收购,集中抛售。1949年7、8月内，济南、青岛、徐州、周村、潍坊及鲁中南地区共抛售粮食2609.5万公斤,面粉15万袋,使市场粮价逐渐回落。1950年3月以后,根据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和*共中**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抛售物资、催收公债、回笼货币、稳定物价的指示》,继续适时抛售粮食,加速货币回笼。经过一系列经济、行政措施,终于在1950年下半年将市场粮食价格稳定下来。
（孙晓明 孙辰龙）
孙晓明系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