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佛教发源于古印度，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世人都以为释迦牟尼是古印度的王子，实际上他出生在尼泊尔的蓝毗尼的迦毗罗卫城，仅是一个小城邦主的儿子，身份算是贵族之列的“刹帝利”。“释迦牟尼”这一称呼由释迦（ Sakya ）与牟尼（ muni ）组成。释迦是族名。牟尼意 味 “寂默”，是修道者的尊称。释迦牟尼原名是乔达摩悉达多。印度人这么称呼他是赞誉他是“释迦族的修道者”。也就是觉悟者的意思。
释迦牟尼为啥能够“觉悟”？因为他发现无论一个人是何出身，生、老、病、死都是人生不可逃避的苦难。所以他29岁出家苦修，后在菩提树下悟道。他提出的第一个主张就是反对印度的种姓制度，即佛教宣扬的第一个“仁道”：众生平等。随后，他又得出了“因果论”这个让世人们都赞服的结论。用现在抖音的流行语，可以一语概括：“百因必有果”。人种下善念，就得善果，人种下恶念，就得恶果。如果一些人生活得太痛苦，可以省察一下自己所种的“因果”。那么释迦牟尼的族人种了什么恶果，导致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他的国家就被琉璃王灭了呢？释迦牟尼自己也难圆其说，只好浮想联翩，解释为他们族人爱捕鱼为食，曾经有两条大鱼，一条是琉璃王的前世，一条是怂恿琉璃王讨伐释迦族的好苦梵志（人名）被释迦族一个小男孩揍了三下头。这两条大鱼是通灵水族，为此怒得不得了，转世成人之后来讨伐释迦族……而那个没事找事揍鱼头的小男孩，则是释迦牟尼的前世。
这些理论在当时的印度社会颇吸引一部分听众。释迦牟尼提倡做人要世事皆空，不要有任何欲望。因为有欲望就会有争执，没有欲望就没有争执。同理，没有争执就没了痛苦。到最后，连自我都不存在时，人生就可以永远安静、安息，便进入“涅盘”的境界 ，即成佛。释迦牟尼悟道成佛，让自己的灵魂进入了“极乐世界”，他的弟子们也跟着效仿，籍此逃避生活里的烦恼与苦难。后来，佛教在秦汉之际从古印度传入了中国。起初没多少社会影响，到了东晋才相对流行。之所以相对流行，在于当时的士族阶级比较欢迎佛教。士族阶级为啥欢迎佛教，这得从司马懿发动*变政**诛杀曹爽而掌控朝廷大权说起：
当年司马氏为了掩饰篡夺曹魏政权的行为，大力笼络知识分子为其作粉饰文章，好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权威。有不肯合作的纷纷被杀。比如嵇康。难以忍受又不敢公然反抗的只好通过寄情药酒，毁弃礼法来麻痹精神。在这个时期，老庄学说得到了许多文人的推崇。老子认为世间善恶美丑既然难以区分，人间是非既然难以判断，不如用一种回避或者超越的态度来看待，“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甚至干脆取消人的自身存在来一了百了。“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他的弟子庄周更是将事物相对性的看法发展到极致。《庄子·齐物论》：“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意思无论是细小的莛还是粗大的楹，丑与美，宽大与狡诈，奇怪与妖异，它们最后总是归而为一。事物的合成与毁灭结果都是一回事情。不仅如此，庄子还进一步对认识者究竟是否在认识都提出了怀疑：“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孟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最后结论：不但一般人没有认识事物的能力，就连最高智慧的“至人”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只是“至人”比一般人高明之处不在于他能够正确地认识什么，而在于他根本放弃认识，以“不认识”作为“认识”。《养生主》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为了避免“殆矣”，最好的选择是放弃认识活动，从而也就从根本上放弃了对是非善恶的认识和执着。
与此同时，宣扬“苦、集、灭、道”四谛的佛道因和老庄玄学意义相似而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文人接受。因为佛道的四谛分别是苦缔、集缔、道缔和灭缔。苦缔是说人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忧然烦苦、怨憎会苦、恩爱别离苦和所欲不得苦等八苦。人从生到死，一直在苦海中沉浮。集缔是因缘论，认为一切事物并无实体，只不过是因缘的组合而已。道缔要讲人如何脱离因缘的束缚而超脱轮回之苦。主要是正见、正思惟、正话、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并通过修行，产生“六神通”。以便见生死轮回，知他人心意念，通过去未来，使心灵解脱。灭缔是说人修成正果后，便可进入“涅盘”境界。总的说来，四缔论是一种强调人麻木感知的一种心理自律方法。接受它的人往往都是在现实生活里苦闷得无可奈何的人。比如魏晋时候的知识分子。但是由于中国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就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人要有齐家意识，必须要遵守君臣纲常，父子伦理。最起码做到孝顺父母。而佛教推崇出家出世，很难说服人心。于是，佛教就被“中国化”了。怎么中国化呢？就是把佛教理论与儒家观点、道家背景相结合，整出了贴合中国封建社会价值观的新宗教。但是，佛教毕竟是外来的文化，中国人翻译佛经，也很纠结里边多如牛毛的戒律。比如比丘有二百五十戒，比丘尼有三百四十八戒，戒多则难遵守，处处拘束，行动无自由。于是，后来又出现了净土宗。净土宗的创始人是东晋庐山僧人慧远，他认为修行者关键要做到“信、愿、行”，先有信佛之心，再有因果之敬畏，再借助阿弥陀佛的加持（比如念一声阿弥陀佛就能灭掉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得到八十亿微妙功德），就有能力离开娑婆痛苦的世界，达到精神层面的超越。这个宗派的观点很容易被人接受，为啥呢？省事！
再到后来，佛教徒将佛教从“出世悟道”的小乘变为“入世渡人”的大乘。佛教从个人信仰走向普世宗教。这么一来，佛教发展就功利化了。出家人可以建造庙宇，让善男信女来供养。庙宇里供奉佛像，以做功德的名号来吸引信佛者前来奉献香火钱。再过了些朝代，加上统治者的助推，如梁武帝萧衍搞出来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佛光普照，佛教在民间广泛普及。几乎中国自南北朝之后，每一朝每一代的皇帝都有信佛崇佛者。皇帝都信佛崇佛了，老百姓的接受程度更不用说了。
一些比较诡诈的人，往往喜欢利用宗教敛财。比如明朝有个叫李福达的山西人，以“弥勒佛空降，当主世界”的噱头哄骗民众，导致“远近争附，随其贫富，有献至千金者，破产也所甘心，或子女，或器物，接踵而至。”后来他“居积致富”，便“挟重资”进京买通关节，谋得太原卫指挥使的职位；还有自称“佛母”的唐赛儿，在明朝永乐年间举事作乱。“其灭后，白莲会一时寂焉无闻。至天启五年，又仗流民蜂起。苏州有王森者，得妖狐异香，倡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徒设大小头目及会主之号，蔓延及于直隶、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各省。后王森被捕死狱中，徒*党**乃散。”
周武帝宇文邕就看穿过佛教的荒唐，说佛经“言多虚大，语好浮奢，罪则喜推过去，无福则指未来”。于是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即僧尼）道士，并令还民。”诏令发布之后，立即实施。“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蓝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近代历史学家范文澜也在《中国通史简编》里对佛教的各个宗派进行了批判：三论宗的二谛、八不中道教义，“只是一些诡辩或者说是作一些文字的游戏”；华严宗的一套理论，“无非是脑里空想，口上空谈，毫无实际意义，根本是为统治阶级忠实服务的一套骗人把戏”；禅宗“本身就是谬见的产物，与佛教各宗派同样没有存在的价值”……
而那个最为虔诚向佛的梁武帝，因为侄子萧正德与大将候景勾结着发动*变政**，水漫宫城，竟把他活活饿死在宫里。《中华野史镜鉴》上记载：“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三月，侯景攻下宫城。萧衍饮食断绝，口中苦涩，连呼：‘蜜!蜜!’……”他怎么最后不喊佛啊，因为他不懂得佛教的发展渊源！
这就是不好好读书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