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俞栋
在中国传统艺术中，书法最具抒情达意之功用；而在诸多书体中，草书又堪称“书中之书”，其既具最大的自由性、抒情性和写意性，又有严格的“草法”规制，诚可谓“随心所欲而不越规矩”，且对书家的天资才情、学问积淀等要求极高，故千百年来能以草书名世者凤毛麟角。因此，书史上有“草圣”之誉（如张芝、张旭），但却无“篆圣”“隶圣”“楷圣”之谓。近现代以来，书法史也仅将于右任、林散之称为“当代草圣”。其实，不该忘却和遗漏的还有一位银行出身的草书大家，他就是被章士钊、沈尹默、乔大壮等名家誉为“草圣”的曾克耑。并且，相比于右任和林散之，曾克耑不仅长于草书，而且在书法理论与书法教育等方面亦颇有造诣和贡献，故尤当被人铭记。
曾克耑（1900-1975年），福建闽侯人，字履川、伯子，号颂橘、橘翁，斋号为涵负楼、优跋罗庵、撄宁楼、颂橘庐、天只阁，故别署涵负楼主、颂橘庐主。民国著名诗人、书法家。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长秘书，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国史馆特约纂修，抗战后转任民国政府工商部、实业部、铁道部和中央银行人事处副处长及秘书处副处长等职。1949年后居香港，任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著有《颂橘庐丛稿》73卷、《颂橘庐诗存》《颂橘庐文存》《梅宛陵诗评注》《近代海内两大诗世家》《论同光体》，纂有《通州范氏十二世诗略》《曾氏十二世诗略》《寺字倡和诗》《曾氏家学》《曾氏学训》《曾氏学乘》等，并曾在香港新亚学院、香港图书艺术馆和美国诸大学中举办书法展及巡回展。
曾克耑在港中大教书法
其祖上系福州鼓楼安民巷之望族。曾家世代为官，不仅有“四代直系连中进士”之壮举，而且还曾出现“五子登科”的幸事。到了近代，曾氏一族仍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并涌现了被称为“戊戌变法导火索”和“近代中国陆军之父”的曾宗彦，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总参议曾毓隽，以及抗日爱国名将、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江防副总司令曾以鼎等历史名人。除了“出将入相”外，曾家在诗词文章上也毫不逊色，如曾元澄是著名的同光派诗人，著有《养拙斋诗存》等。
作为福建曾氏后人，曾克耑却出生于四川，故字履川。他幼承庭训，学诗习书，奠定了良好的传统文化基础。1920年春，在局势混乱之际，他赴京投靠祖父曾福谦，并拜桐城吴北江为师，学诗及古文辞，与贺培新、潘伯鹰、吴兆璜等并为高足，交流切磋，相互促进，后又跟随诗坛前辈陈衍、陈三立先生学习，以故所获益深。1925年自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毕业后，由于其聪慧睿智，加之诗词文章功底深厚，便被举荐为北洋政府交通部长叶恭绰、交通部次长郑韶觉之秘书。此后，他得到孔祥熙的关注和赏识，并成为孔氏“智囊”和“代笔人”，先后随其在民国政府工商部、实业部和中央银行等重要机构工作。尤其是在关系复杂、互相倾轧的中央银行，由于得到了孔的器重与关照，曾克耑担任了人事处和秘书处这两大核心部门的副处长，成为令人羡艳的对象。然其志不在此，钟情书法，在民国政府西迁重庆期间结识了沈尹默、于右任等大家，得其鼓励和指引，更加坚定了在书法上求索的决心。不过，这一愿望直至1949年他南下香港后，才得以真正实现。
对于书法，曾克耑自言其保有与生俱来的热爱。应该说，这主要是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氛围熏陶所致。他的学书之路，深受祖父曾福谦的影响。在初学之际，由于当时馆阁体盛行，他或多或少地受了一些影响。但在祖父的指引下，其艺术视野日渐开阔，对魏碑、汉隶、篆书和草书等诸多书体皆有涉猎，如金文的《大盂鼎》《毛公鼎》《散氏盘》，汉隶之《礼器碑》《张迁碑》《石门颂》等，尤其是对褚遂良的楷书和怀素的大草情有独钟。通过日复一日的勤奋临习和揣摩研究，其书艺更加精进。需要指出的是，其在选帖时十分慎重，如对小篆，他认为《琅琊》太残、《峄山》翻刻、李阳冰诸刻多不成面目，故未曾专注学习，但从其所书碑额和墓志铭来看，篆书亦具相当水准。当然，其艺术成就最高的要属楷书和草书，正如其自述诗所言：“私意植两宗，篆分为之干。敛肆极草真，庶几存一线。”具体而言，其楷书根植褚遂良，写得灵动潇洒，卓约阿娜，瘦硬朗健，绵里藏劲，线条充满力量感和律动感，丝毫不具板滞僵化之态，被启功誉为“当代褚书第一人”；草书则取法怀素，写得行云流水，恣肆酣畅，纵逸多变，气势雄健，极富视觉冲击力，在上世纪30、40年代曾名震一时，被章士钊、沈尹默、乔大壮等称为草圣，乔大壮还专门为其刻有一方“克耑草圣”之印。“晚清第一词人”赵熙也对其草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期许：“君于藏真，已得其纵，如得其敛，则五百年一人矣。”
从其艺术生涯来看，应该说香港是他的“福地”：首先，在这里其书法艺术得以“更上层楼”。因为他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且心境也更加淡然，故不仅可以尽情创作，还可教书育人，亦可深研书理、品评书家、撰写书论，如《近代书家述评》《中国的书法》《我来谈写字》《五十年来影印碑帖谈》《真行草墨迹及石刻影印述略》《褚河南阴符经的真伪问题》等文章皆是在此期间写就，其或品评近代书家及其书艺，或畅谈对书法的认识与体悟，或阐释学书之道，或分析碑帖出版的优劣，或辨析名帖之真伪，皆不随人言，甚有见地，为研究近代书家及书史提供了重要素材。如在书家评述上，他选了沈曾植、郑孝婿、李瑞清、曾熙、康有为、陈宝琛、赵熙和丁佛言等15位晚清以来的代表性书家进行“点评”，并指出沈曾植融碑入帖、行书最好，康有为腕弱而好作态，陈宝琛局促如“辕下驹”，丁佛言写大篆最好等，可谓一针见血，掷地有声。在碑帖之争上，他秉承客观中立之态，既明确反对“乡愿型的殿体书”，也屏斥“流氓型的北魏字”。他认为，“馆阁体太过工整，太没有生气，太不能表现个性……不过一种字匠的描摹而已。近几十年的字学衰败，多半是中了馆阁体的毒。”同时，他剖析了魏碑兴起之成因，认为其是为了纠正“馆阁体”的弊病，但也明确指出，“几十年来学北碑的人们我敢大胆的说，除了沈寐叟一个人外，简直没有一个成功的。不是弄得剑拔弩张、面目十分狰狞，便是板滞得像死牛一样……本来北碑是由汉分转为唐楷一个阶段，也等于齐梁新体诗，由古体转到今体一样的过程。当然有他蜕变期间的朴茂奇峭的美。但真正来讲，还是未成熟的作品。”“如果字写得有根底，参点北碑意味，是可以一新面目的，如何子贞之参《张黑女》；近人如郑海藏晚年揩书棱角尽泯；赵香宋的楷书用赵法而参以二张，便觉古艳幽峭，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一开始便学龙门二十品，那真要变成凶神恶煞了”。这既从书法发展史的角度分析了魏碑的价值，也为后人指明了学书门径。并且，从对魏碑的态度来看，他与沈尹默、于右任等“所见略同”。三者都曾在魏碑上用力，但最终沈回归二王，于志在标准草书，而曾则倾情褚书和怀素大草，其皆对魏碑有所疏离并做出修正，似乎都有意重建晋唐之遗风。在影印出版上，从《石鼓文》到《皇甫驎墓志》等100种碑刻，从《快雪时晴帖》到《宋贤书翰》等150种法帖，从神州国光社、古物同欣社、故宫印刷所、商务印书馆、艺苑真赏社到文明书局、有正书局和中华书局等当时的知名出版机构，其皆根据自身所见所思所感做出深入评析，可谓独抒己见、洋洋大观。如对宋拓淳化阁帖李春湖藏全本，他指出“宋拓淳化阁帖全本很少。前所述说淳化阁帖有正书局影印本，仅第六、第七、第八三卷而已。商务印书馆影印梁启超所藏宋游相本淳化阁帖十卷并非原刻本，系以旧拓肃府本作伪冒充原刻本。李春湖所藏全本，在旧拓原刻中是罕见之本。此本笔画丰腴而不痴肥，与肃府刻本不同……此外张得天所藏旧拓淳化阁帖全本，有正书局曾用石影印，亦不如李氏藏本精善。”
说香港是曾克耑书法艺术的“福地”，还在于他在此遇到了艺术知音——张大千。1949年，他在新亚书院教授书法时两人相识。由于年龄相近、志趣相投、性情相似，故很快成为挚友。曾常赴张氏寓所“大风堂”盘桓，而张也常去曾氏居所“颂橘庐”雅集，两人谈书论画，过从甚密。比如，张大千曾为曾克耑画了多幅《颂橘庐图》及《峨嵋洗象池》等画作，且都格外用心，而其画作也多由曾克耑题字。又如，曾克耑应张大千之邀为其“笔冢”作铭并题写了“笔冢记”，且在张大千七十大寿时撰写寿文，全文洋洋洒洒七百六十余字，书法苍劲有力，文辞感人肺腑。再如，1967年初张大千在香港大会堂举办画展时，曾克耑不仅亲临现场，而且还接受了媒体专访，并对张大千的画作给予高度评价：“中国文学与艺术之演变，略可析谓三阶段：初求其清新俊逸，次进于瑰伟雄奇，后达于苍浑渊穆，是谓必然之历程。大千三十以前，属第一阶段，五十以前属第二阶段，六十以后饱经世变，人画皆老，学问深邃，气质淳化，万象罗胸，一心独运，笔墨之痕与之俱化，是为艺术高峰，历来画家朝夕追求，皓首难跻之最高境界也。”可见，其对张大千的画风演变历程如数家珍，而“三阶段”的风格划分也十分精辟，足见两人之投契。
除书法创作、研究与交游外，曾克耑在港期间主要致力于书法教学。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仍是英制时期，传统文化艺术备受冷漠。为更好地传播和振兴中国书法，曾克耑到港后全力发挥所学，作为新亚书院艺术系的创始教授之一，他主动肩负起书法课程的创设、筹划与教学工作，开启了香港最早的高等书法教育。在课程设计上，他煞费苦心，结合自身多年学书经历，按难易程度在四年制学系里依次教授隶、楷、篆、草等书体，涵盖汉碑、摩崖、庙堂，唐碑、魏碑，金文、小篆，今草、狂草等各种书法类型，并详述书法源流与演变，务使学生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在范本选择上，他精心择取《张迁》《石门》《礼器》《乙瑛》，《张猛龙》《郑文公》《醴泉铭》《皇甫府君》《孔子庙堂碑》《雁塔圣教序》，《盂鼎》《散盘》《毛公鼎》，以及智永《千文》、孙过庭《书谱》和怀素《自叙》等经典碑帖供学生临习，使其一开始就走上正道，不至误入歧途。多年来，出其门下的学生不可胜数，其中不少已成为当今香港书坛的名家与中坚，诚可谓“桃李满天下”。
香江水暖，紫荆花开。如今香港回归祖国已20多年，中华传统文化也早已浸润到每个普通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中，如春节派“利是”赏花车，端午赛龙舟吃粽子，中秋舞火龙吃月饼，健身练“中国功夫”，娱乐休闲听“粤剧”，以及繁体字的广泛运用和学校对古典文化的重视……值此之际，我们更不该忘却曾克耑等第一代赴港学人和艺术家在那个艰难压抑的文化环境中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正是他们为今日香港文艺的繁荣与发展播下了“种子”。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金融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编辑 孙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