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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毛主席就找到了新中国首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十八年了，是时候再重新调查当年那件案子了！”
罗瑞卿听完事情原委后，觉得此案甚是蹊跷，担心会牵涉中央高层，所以就劝毛主席说：“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看还是不要查了！”
毛主席看出了罗瑞卿的顾虑，就态度坚决地对他说：
“你尽管去查，天塌下来我顶着！”
那么，毛主席所说的是什么案子呢？罗瑞卿为何不敢去查？最终的查案过程又是怎样的？这还要从临时中央说起。
黄金离奇失踪，主席重启调查
1931年，在国民*党***动反**派的高压打击下，身在上海的临时中央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已经无法进行筹款和募捐，致使活动经费出现了困难。
为此，当时负责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专门向中央苏区发电，请求支援。当时中央苏区正处在蒋介石的围剿之中，经济状况也并不乐观。
但是，当时主持苏区政府工作的毛主席还是决定，紧衣缩食，克服困难，接济临时中央。当时主持苏区财政工作的林伯渠得令后，立即指示苏区银行“按额调拨”。
但苏区银行也没有钱，最后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拿出了一堆打土豪时收上来的黄金首饰。
林伯渠只好请金匠把他们的熔融成了规格统一的金条。最后一称，足足有一百二十两，这在那个年代无疑是一笔巨额资金了。
黄金凑齐之后，如何运输到临时中央又成了难题。几经考虑之后，林伯渠决定先将金条封入一个特制的小铜盒，将其伪装成茶叶。
事后，他又得知由于国民*党***锁封**严重，一个交通员根本无法完成任务，必须要由七个交通员接力运送，才能送到临时中央。
为了保证交接安全，林伯渠专门设计了一个严密的交接程序。
他在一块印章上亲手刻了一个“快字”然后又将其分成了七部分，七个交通员人手一份，交接时，上线将铜盒交给下线，下线则将手中的印章拼块交给上线。
事后，上线再将印章残块交给组织，以此来证明他已经完成了任务。
图源网络
但印章拼块都分给了哪七个交通员，在严苛保密制度下，即使是林伯渠本人，也是无从知晓的。
程序设计完毕后，首个交通员就在11月6日这天，从瑞金踏上了行程。中央苏区当时估计，满打满算，一个月内肯定是会送到临时中央的。
但是，直到12月底，近两个月过去了，临时中央仍没有收到经费。
中央苏区这才意识到，经费运输出问题了。当时临时中央可以说是无米下锅了，一封封的密电急催中央苏区，而中央苏区再也没有能力筹集经费了。
所以，当务之急是必须要找到这笔经费。为此，毛主席特命时任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查此事，一定要找回经费。
邓发接到任务，先是拿着印章拼图，找到了林伯渠。林伯渠一看，立即就断定，是最后一站的交通员出了问题。
最后一站交通员负责是从松江到上海这一段路程的运输。由于中央苏区正处在国民*党**的围剿之中，保卫局亲自前往松江去调查是不现实的。
为此，邓发专门委托身在上海的中央特科去调查，但中央特科调查后反馈说：最后一站的交通员神秘消失了。无奈之下，邓发不得不停止了调查。
由于特别经费未能送到上海，导致临时中央无钱打点关系，营救被捕同志，使得九名同志惨遭杀害。
也导致了临时中央无钱组织大规模的*行游***威示**活动，使得一预先布置好的工人大*工罢**流产。
同时还致使临时无钱支付伤病同志的医药费，和烈士家属的抚恤金，使得三名同志因无钱治病而死亡，四名牺牲烈士的家属流落街头。
不久后，无法在上海立足的临时中央被迫迁到了中央苏区。
一到苏区，他们就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排挤了毛主席，并执迷不悟地执行左倾政策，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对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影响。
所以，毛主席事后才不止一次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将来有条件了，一定要查清事情真相！”
调查重启
转眼到了1949年，毛主席终于带领中国*产党共**，*翻推**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个月，毛主席就找到了第一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指示他重查当年的“中央经费失踪案”。
罗瑞卿当年虽然没有参与该案件的调查，但也有所耳闻，详细了解案情经过之后，他也觉得此案甚是蹊跷，背后涉及中央高层领导也说不定。
因此，他就劝毛主席说：“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还有查的必要吗？”
但毛主席却斩钉截铁地说：
“一定要彻查到底，天塌了我顶着！”
有了毛主席的指示后，罗瑞卿特命上海市公安局承办此案。上海市公安局不敢耽搁，立即抽调四名精兵强将，成立了调查组。
调查组先是调阅了当年的卷宗，结果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几人经过讨论之后，决定还是要从当年的交通员入手。
但难办的是，掌握交通员信息的邓发已于1946年坠机牺牲。无奈之下，调查组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
林伯渠确实不知道所有交通员的具体情况，但巧合的是，他认识第一个交通员，并提供线索说，当年他曾给时任红三军政委的高自立当过警卫员。
而高自立当时正在沈阳工作，调查组得讯后，立即赶往了沈阳。
高自立当时虽已重病在身，但他还是告诉了调查组，自己当年的警卫员目前正在第十三兵团任职。
而十三兵团当时正驻扎于广西南宁，为了查清真相，调查组只得又调转方向，南下去广西。
到广西之后，调查人员很快就找到了小秦，并顺藤摸瓜，找到了第六位交通员小刘。
小刘向调查组回忆道，1931年12月3*他日**到松江后，是一个穿黑袍的男子拿着印章残块找到了他，收了他手上的“货”。
当时他也把印章交给地下*党**组织了，至于为什么没有传到中央苏区，他也不得而知了。
高自立
至此，调查组也终于确定，特费的最后一环节出了问题，当务之急就是必须要找到最后一个交通员。
但当年事发之时，邓发和中央特科都没有找到，如今已过去了近二十年，几乎已经无从找起。
调查组先去了小刘所说的接头客栈，但由于年代太久，客栈老板压根就想不起这档子事来了。
于是，调查组又重新找到了小刘，请他务必再仔细回忆一下当时的细节， 在调查组的引导之下，小刘终于想起了一条线索。
图源网络
就是他当年曾瞟见过，那位黑衣人的口袋中有一张类似客栈押金票据的东西。
根据这条线索，调查组又走访了松江城里的全部客栈，但还是因为年代久远，没有查找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调查组没有办法，在商议后，决定先回上海，再想其他办法。临行前，松江军分区司令部请他们吃饭，闲谈之中，说起了此事。
司令部的一个秘书随口提了一个线索：
“保安团司令部内有一家招待所，一般不对外营业，要住进去，必须要连长以上的人担保才行。不知你们调查了没有？”
调查组一听，大喜过望，立即前往保案团进行调查。由于保安团招待所实行的担保制，所以入住时要填表，这就使得他们的旅客信息特别齐全。
调查组经过查阅档案，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来自上海一家药铺的梁某某。
但调查组找到药铺后，药铺老板却反馈说，梁某某早在十八年前就失踪了。但调查组也从药铺老板那里得知了梁某某是嘉定人氏，为此，调查组又赶去了嘉定。
在嘉定县城，调查组打听到了梁某某的家庭住址，但据邻居反馈说，他们家早就搬走了，搬到哪里也是无人所知。
不过邻居又提供了一条线索，就是梁某某妻子的姆妈前些年去世时，她曾回来过。由此，调查组断定，梁某某的妻子肯定和她的亲戚一直有联系。
于是，调查组又顺着梁某某妻子这条线往下查，结果最终查到了在浦东洋泾镇以修表为生，改名为“申某某”的梁某某。
在调查组的讯问之下，梁某某交代说，当年接到铜盒之后，他立即启程返沪，考虑到安全，他还特意走了水路，搭乘了水盗无法下手的大轮船，一路到了上海的曹家渡码头。
之后他叫了辆黄包车，送他去在法租界的住处。但黄包车行到“曹家渡桥”时，他突然被人捂了毛巾，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一家旅社的床上。
为了自证清白，他特意让旅社经理找来店中所有见证过此事的旅客，为他写了一份情况说明。
之后，他又与旅社经理约定，若是有人来询问此事，必须以“捻七”（当天系阴历十月廿七）为暗号，才可告知实情。
事后，他还是不敢向组织报告实情，所以就带着全家跑到了洋泾镇，隐姓埋名做起了钟表匠。
听完梁某某的自述后，调查组的人无不感到不可思议。直到第二天与旅社老板核实之后，才最终确定，梁某某确实没有撒谎。
至此，调查组只好再将调查重心转到曹家渡桥。
利用检举揭发，案件真相大白
经过缜密地分析，调查组一致认定，此案应该是街头流氓或小偷临时起意，自发为之，而非敌人或内部叛徒蓄意为之。
为此，调查组专门找到了旧上海时期的所有警察。但这些警察都未经手过类似的案件，但他们也一致认为，应该是流氓小偷所为。
当时要偷如此数额的黄金，在他们“道”上肯定是轰动一时的大事，所以可以问问”道”上的人。为此，他们建议可以到提篮桥监狱看看。
调查组到提篮桥监狱后，立即召集所有在押犯人，向他们简要介绍了案情，并告诉他们只要能提供有用线索，就可以算作是立功，就可以减刑。
在重赏之下，一个冯姓的囚犯立即找到调查组，向他们检举说：
“我有个表哥，名叫吉某某，原来家境很穷，一直在拉黄包车，但在1931年12月的时候，他突然不拉车了，而是拿出了一大笔钱，在公共租界盘了一家大门面，开起了很大的南货店。
当时要开他这么一家店，花费肯定不菲，大家戏称说他捡到黄金了。我也感到很困惑，曾多次问他，从哪弄来的钱，但他就是不说。”
调查组听后，也觉得疑点重重，就立马拘留了吉某某，并对他的住所和店铺进行了搜查，最终搜得了当年装黄金的白铜盒。
在铁证面前，吉某某也不再抵赖，很快就交代了犯案过程。原来，吉某某早就厌倦了拉黄包车，一直想转行。
但苦于没有本钱，所以他就与自己的两个好朋友，阿古和小克，打起了“劫富济贫”的主意，但一连几天都没有收获。
就在他们准备放弃时，这天，吉某某从码头上拉到了梁某某，他见梁某某十分紧张地紧抱着一个黑包，片刻不离身，就断定里面的东西肯定价值不菲。
所以他就给埋伏在不远处的阿古和小克示意，让他们赶紧跟上来，伺机下手。
黄包车行到曹家渡桥时，是一个大陡坡，黄包车上不去，阿古和小克趁机上来帮助推车，然后趁梁某某不注意，就迷晕了他，并偷走了他的黄金。
他们只想谋财，不敢害命，所以他们就把梁某某拉去了旅店，向老板谎称，梁某某喝醉了，让老板给他开了间房。
事后，三人将铜盒里的金条进行了平分。吉某某拿着金条开了一家南货店，阿古开了一家五金店，都成了大富大贵之人。
而另一名主犯小克则参加了青帮，做了一名小头目，最后在青帮铲除汉奸的行动中死了。 至此，这起发生于1931年的惊天巨案终于破获。
案件汇报给毛主席后，他本人也是感到不可思议。本来他和罗瑞卿都以为，黄金失踪案可能掩藏着“敌对势力破坏临时中央”的巨大阴谋，但没想到事情的真相竟是小偷临时起意。
吉某某等人，为了一己私利，劫持黄金，导致临时中央遭到严重破坏，往大了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确实罪大恶极。
梁某某在丢失黄金后，害怕承担负责，不但没有及时向组织说明情况，反而隐姓埋名，玩起了失踪，导致黄金失踪案久久不能侦破，也决不能轻饶。
为此，1950年11月18日，吉某某和阿古以抢劫罪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而梁某某则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十年，相关人员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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