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说心里话，我这一辈子最意想不到的一件大事，就是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969年的十月，我就读的南开大学，根据上面的指示，战备疏散到河北省保定完县（现顺平县）。我们是步行七天从天津走到完县的。当时，教师与同学们，均分散住在北吴村的老乡家里。一边政治学习，一边下地干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0年的1月上旬，有一个消息传达给我们，北京军区空军要在南开大学的数学系、经济系招录同学参军入伍。大家欢呼雀跃，纷纷在一张已写好《决心书》的大红纸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当时自己心里想，出生于下中农家庭，自己眼睛近视，少白头，身体羸弱，学习平平，能应征入伍吗？
结果一公布，在经济系百余名（仅在一、二年级招录）同学中，挑选了八名，我居然在名单之中。
接下来的事情，就特别煎熬了。按照要求，我们到保定市陆军252医院做了第一次体检。乘坐学校的大轿车，告别仍在完县的师生们，回到了天津。在北京军区空军464医院（天津）又做了一次体检。
在尔后的三、四天中，我们都茶饭不香，睡觉也不踏实。心里想，如果此次再被淘汰，重回保定完县，有何颜面见师生呢？我和另一位女同学李乃香，曾经到学校行政楼两位接兵*队军**干部的房间，打探消息。总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回。
忽然有一天，学校的大喇叭开始广播了。正式参军的名单定了下来。我们系里的八位同学，其中有一位男同学因身上有牛皮癣而没有被录取外，其余7个都被录取。
1月24日下午，南开大学26名莘莘学子，身披大红花，乘坐天津东站开往北京站的列车，告别了母校，告别了天津，走进了军营。
隐秘战线上的一名新兵
由于我们是从大学生*特中**招入伍的，所以发的军装就是干部的服装，四个口袋。经过一个月的新兵集训（主要是起步走，正步走，跑步走。整理内务，打背包。夜间紧急集合，夜行军等）结束之后，给我们颁授领章帽徽。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我们个个都变得飒爽英姿。成了正式的革命军人。心里同时充满了无限的喜悦。
在团教导队进行了九个月的突击学习，主要是学习外语（俄语），侧重是军事领域的单词。当时担任教员的是王文涛。他在部队一直干到副军职退休，我与他，还包括教导队的大队长杨国柱、三中队指导员侯天真，至今保持联系。
从教导队毕业后，分配到中队（相当于陆军的连队）之后，又有一名大胡子的军事干部张玉洲（后转业回沈阳工作，至今有联系），为我们进行了一个月的军事业务培训，这里的业务就属于难度极高，又不可言传的了。然后，就分配到各个组（相当于陆军的排）里去。我也开始了五年的业务工作。所在的组，在某次工作中成绩突出，荣立集体三等功。
五年之后，我被调到团政治处宣传股从事政治宣传工作，数年后被提拔为股长。后来，空军技术勤务第一团，并入空军第六研究所。1986年3月底，我转业至国家民政部工作，从此告别了军营。脱掉了军装。
革命熔炉里的锤炼
人们常说解放军是一座革命大熔炉，这一点，我深有体会的。入伍不久，团里就把教导队从北京城里，转移到地处塞北的延庆县永宁古镇的一座山沟里。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还是冬季，极为寒冷。营区除了营房之外，环境与基础设施都不配套。我们发扬延安抗大精神，官兵一致，齐心协力地开展营区建设：铺设自来水管线，扛石头、垒猪圈、挖菜窖，挖防空洞，植树，绿化营区。教导队还组织我们到位于天津军粮城的农场劳动了一个月。
在后来的军旅生涯中，我受三大队领导的指派。担任班长，带领十余名干部和战士，又到天津军粮城农场劳动了四个月之久。在实现从大学生到一名革命军人的转变过程中，严格的军事训练是不可缺少的。
除了日常军人生活的出操、点名、内务整理之外，我先后学习并实际操练打靶。半自动步枪、手枪、冲锋枪，包括投掷*榴弹手**。我均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最难忘的是响应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了部队组织的第二批千里野营拉练。我是1972年春季（2月5日一3月7日），参加团里组织的第二批千里野营训练的。按照节气，从立春那一天从军营出发，经历春节、雨水、元宵节、惊蛰等。从行军路线看，主要是围着北京市的延庆县、怀柔县，河北省的怀来县转。
在训练中，每一位干部战士身上的负重是：一床被子，一件棉大衣，一双*用军**鞋，一支半自动步枪，一个*用军**水壶，一个*用军**洗脸盆儿，还有五斤米的米袋子。
在野营训练中，除了正常的行军走路之外，急行军、强行军、夜行军、实弹射击、打靶都一一进行。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战友王棣舟担任司务长。记得有一天要露营午餐，大家都可以休息，他领导的炊事班却忙着搭灶烧火，做饭炒菜。那场景至今仍记忆犹新。
我们文艺宣传队在到达宿营地，晚饭之后，还要根据当时的环境，为老百姓进行文艺演出。野外训练中，尽管辛苦万分，但每天都以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投入到行军途中。以红军长征精神鼓舞着自己。
我担任副班长，与班长汪大雁（*东兴汪**的女儿）积极配合。咬着牙，不怕艰难困苦，坚持完成了为期一个月的千里野营拉练，在我一生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还有一件事情，也是终身难忘。团领导和政治处领导，为了留住号称笔杆子的我，向上级申请到一名调工指标，解决了我与妻子儿女两地分居八年之久的艰难困苦的生活。1980年年底，举家进京，我也被提拔为团政治处宣传股股长。
经过解放军这座革命熔炉的锤炼，我终于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
军旅生涯十七年，我极为看重的一件事情，就是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的学习。毛主席说过一句话，“没有文化的*队军**是愚蠢的*队军**”，深刻地影响了我在军旅的生活。
或许是苍天的恩赐，或许与自己在师、团政治机关从事理论文化宣传工作有关。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着解放军这所大学校。
我和其他战友一样，以极大的热情，投到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的学习之中。
1978年春，受领导的指派到空军政治干部学校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学习（学校现已更名为空军指挥学院，坐落在北京风景如画的颐和园附近），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
1979年春，受领导指派，我到上海空军政治学校，在这里进行为期半年的政治经济学的学习。（该校现已更名为空军政治学院，它坐落在上海的五角场）。
除此之外，在1977年，领导派我送十九名学员，到位于西安市郊区的空军工程学院学习。我向该学院新组建的外语系领导，通报了学员们的基本情况。与已在学院学习的二十名学员进行了沟通和座谈。了解到该学院有100名柬埔寨的学员时，我感到十分诧异。
后来，这两批学员，有不少都成为团里的业务工作骨干。离开西安空军工程学院之后，又到了西安市区的空军通讯学校，与在此学习的四名学员进行了沟通交流。在回京的途中，又在洛阳停留，到洛阳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总字790部队），对在此学习的五名学员进行座谈考察，与他们系里的领导进行了交流。
上述学习与工作，提高了我的政治理论素养，锻炼了我的工作能力。团政治处领导和我的直接领导吴静熙（已离世）股长都给予了表扬，至今回忆起来，心里充满了愉悦与幸福！（常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