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附秦桧堕落丑恶的中晚年时期
康与之并没有就此潦倒下去。不久，康与之的人生有了新的转机。只可惜他没有能够把持好自我，从而步入人生的歧途，并最终被贪婪的物欲和卑劣的心灵所吞没和毁灭。宋岳珂《桯史》卷四记载云：“康与之在高皇朝，以诗章应制，与左珰狎。适睿思殿有徽祖御画扇，绘事特为卓绝，上时持玩流涕，以起羹墙之悲。珰偶下直，窃携至家，而康适来，留之燕饮，漫出以示。康绐珰入取殽核，辄泚笔几间，书一绝于上曰：‘玉辇宸游事已空，尚余奎藻绘春风。年年花鸟无穷恨，尽在苍梧夕照中。’珰有顷出，见之大恐，而康已醉，无可奈何。明日伺间叩头请死，上大怒，急取视之，天威顿霁，但一恸而已。”(14)《宋史翼》卷二十七亦云：“旋，因左珰以题徽家画扇诗，受知高宗，起为承务郎。”(15)康与之何时重回京城，史书缺少记载，大概是在绍兴八年往吴兴投奔常子正之后的事。康与之回京城后谋求何事，亦无可考，其与左珰游狎，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康与之的放任不羁为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而他的诗才不仅为他化解了杀身之祸，还使他受到高宗的赏识，被起用为承务郎。承务郎在当时的官阶只属从八品的京官，品级俸禄都不高，但这毕竟为康与之的仕途发展提供了一个小小的契机，如果他还保有上“中兴十策”时的那份热情和理想，如果他能够及时地调整心态并砥砺情志的话，也许康与之会有另一番人生。然而此时的形势变了，康与之的心性也变了。得到高宗的小小赏识并没有使他有什么大的作为，只不过为他投靠奸佞提供了机会。
当时秦桧执掌朝政，求和派占绝对优势，主战派的主干成员一一被秦桧罢免。绍兴十一年，罢韩世忠、张俊及岳飞兵权；同年，高宗和秦桧加紧向金朝求和，签订了绍兴和议，岳飞被杀；十二年，秦桧被封为魏国公。作为曾上“中兴十策”名噪一时的康与之，在主战派被打击殆尽的时候，没有能够坚守节操，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转而投靠了秦桧。《鹤林玉露》卷四于康与之上“中兴十策”失利后记载云：“然厥后，秦桧当国，伯可乃附会求进，擢为台郎。值慈宁归养，两宫燕乐，伯可专应制为歌词，谀艳粉饰，于是声名扫地。”关于康与之是如何投靠秦桧的，史书也略有记载。《宋史·秦桧传》记载：“（绍兴）十三年（1143），贺瑞雪，贺雪自桧始。贺日食不见，是后日食多书不见。彗星常见，选人康倬上书言彗星不足畏，桧大喜，特改京秩。”(16)但是这个“上书言彗星不足畏”以阿附秦桧的“选人”其实不是康倬，而是康倬的儿子康与之。据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引《中兴姓氏录》云：“彗星见，桧不乞退，康与之言彗不足畏，桧特改宣教郎，擢用之。”(17)徐梦莘（1124－1205）生于北宋末年，与康与之同时而稍晚(18)，其所记应更为可信。在讲究迷信的封建时代，彗星的出现一般被视为“灾异”之兆，是上天示警的信号，宰相是应该引咎辞职来禳解的。秦桧本不想辞职，有了康与之的阿谀附会，他就有了借口，可以继续为相了。
康与之以曲奉谄媚换得了秦桧对他的垂怜。但秦桧并没有重用他，只不过给他安排了一些无所作为的小官职，如藉田令、军器监丞等职。据南宋潘自牧撰《记纂渊海》卷三十一记载：“绍兴十五年初，除康与之为籍田令。”(19)又据南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五于绍兴十六年五月记事云：“是月，右承务郎康与之监尚书六部门。”同书卷一五六于绍兴十七年九月记事云：“乙酉，右承务郎监尚书六部门康与之为军器监丞。”又同书卷一五七于绍兴十八年六月记事云：“新除军器监丞康与之，与外任宫观。”(20)这些大概就是康与之在投靠秦桧以后的几年间的仕宦经历，并无特别显赫的政治表现。此期康与之的得意和受宠，主要表现在狎游和应制两个方面。据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记载：“秦太师十客：施全刺客，郭知运逐客，吴益娇客，朱希真上客，曹咏食客，曹冠门客，康伯可狎客，□□庄客，□□词客，汤鹏举恶客。……康伯可，捷于歌诗及应用文，为教坊应制，秦每宴集，必使为乐语词曲。”(21)可见，康与之不仅以其擅长狎谑工于谄媚的秉性而获得秦门“十客”中的“狎客”之号，而且更以其捷于歌诗精通音乐的才华而成为秦府和宫廷的应制文学的高手。其实，早在此前，康与之即以题徽宗画扇诗而受到高宗的赏爱。而康与之在当时及后世的闻名，也的确与他在高宗朝的应制词曲创作大有关系。今传《瑞鹤仙·上元应制》、《忆少年令·元夕应制》等作，即是康与之应制词的代表作。如果说康与之在投靠秦桧后只不过以狎游和应制为能事的话，那么他也还算不得十恶不赦。但是由于物欲和享乐的腐蚀，他的灵魂已经变得越来越丑恶，以至于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中伤善类，终致“声名扫地”，为士人所不齿。
《康伯可传》记载康与之被罢免监杭州太和楼酒税官后，携母往吴兴向常子正求官，所得俸钱随意挥霍，竟将养母之责抛于脑后。周南于此事后接着记载云：“其后子正将去郡，探取数日，辇致其夫人氏所。伯可心不乐也，则去而之姑苏，依周彦恭。彦恭东平人，虽法家而北客，例收恤南来旧族，解带换衣，待之如骨肉。然伯可又挟*氏秦**子弟为重，请得出乐妓赵芷籍，携去，彦恭未有以显拒之也。悴苏仁仲尝监奏邸兼官密院计议，与胡澹庵有同寮之契。仁仲间白事造堂中，秦丞相骤问：‘铨书有斩桧语，信乎？’仁仲实未见书，冲口以不闻对。桧疑以为*党**，衔之。其后请外，得知广德军，复论罢之。久之，起丞郡姑苏。彦恭迫伯可请不已，因相与谋之。仁仲，丹阳魏公孙，子正女婿也，颇能道子正爱赏伯可语；谓是举也，且为伯可终身累，果爱之，则如勿与。仁仲非特难一妓也，实爱惜伯可，然不知伯可已携妓去而之松江矣。彦恭寻亦悔，因追还之，具道贰车相爱语。伯可溺一妇人，不得则无聊，因惆怅失绪，日夜求所以逞憾于仁仲者，未得也。未几，子正卒于海盐，遂诬彦恭赙子正钱二百万，且属仁仲为文以祭，有‘奸人在位，公弃而死’之语。当路震怒，立命中丞俞尧弼核彦恭，镌职，且罢其郡；命提举浙西茶盐事王珏鞫之，于是仁仲与其子玭之狱起矣。狱上，卒无验，坐玭将遣祭，持纸入其家，显为文有实而已。于是削仁仲籍，投临汀，玭亦停官，窜吏十余辈。子正妻方氏，务德经略女弟也，子弟尚幼，传闻祸且及己，将录其家，遂尽鬻所有，一簪不留，窃载旅榇之聚坞黄氏，葬之水滨，归以待南方之命。
实绍兴庚午（1150）事也。”诬陷好人，甚至是恩将仇报，这就是康与之一生中所干的最卑鄙恶劣的一件事。周南《康伯可传》于此事所记甚详，但在时间上可能有所脱误。康与之往吴兴投奔常子正在绍兴八年，次年常子正就离开吴兴。据周南记载，常子正离郡前，曾预支康与之数月的俸禄，并亲自送给康与之的母亲。这本是常子正对康与之的关爱之举，然而康与之对此事很不高兴，就离开吴兴到姑苏，投依知州周彦恭。这里似乎没有交代清楚。康与之离开吴兴后，是否一度游历姑苏，尚不得知，但他“挟*氏秦**子弟为重，请得出乐妓赵芷籍，携去”，并因此衔恨于周彦恭和苏仁仲一事，则必在复入京城投靠秦桧之后。据《宋史翼》卷二十七《康与之传》记载：“（绍兴）十九年冬，东平周三畏彦恭知苏州，与之挟*氏秦**子弟，势为乐妓赵芷脱藉，携以去。三畏不敢显拒，谋之通判苏师德，（常）同亚婿也，其子玭又为同婿，皆爱其才，恐为与之终年累，乃追还芷，与之恨甚。二十年二月，同卒于海盐，遂讦三畏赙钱二百万，令师德越境往祭，文有‘奸人在位，公弃而死’之语。桧怒，命提举王珏鞫之，三畏镌职，师德编管，玭亦停官，与之竟娶芷为俪云。”这里记康与之中伤兴狱之事在绍兴十九年以后，应更为可信。只是《宋史翼》所记时间亦略有小误。常子正的死，不是绍兴“二十年二月”。据《御史中丞常公墓志铭》载：“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以疾死于海盐之寓舍。”《康伯可传》载康与之诬陷兴狱之事“实绍兴庚午（绍兴二十年，1150）事也”，则是对的。康与之为了得到乐妓赵芷，不择手段，竟陷害对他关爱有加的常子正的亚婿（连襟）苏师德、女婿苏玭（苏师德子）及苏州知州周三畏，实在是丧尽天良，无可救药也。
多行不义必自毙。康与之既丧失节操，又中伤贤良，他终于为此受到了上天的惩罚。据《宋史翼》卷二十七载：“未几，又称秦桧命往镇江市玉带，又从都统王胜借金。上闻，出之外，为福建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康与之终于为自己的贪欲堕落付出了代价，大致在绍兴二十年制造冤狱之后不久被贬官于福建。而秦桧的死，则进一步加剧了康与之的人生厄运。绍兴二十五年，即公元1255年，大奸臣秦桧病死。秦桧一死，作为秦公馆“十客”之一的康与之，也像其他秦桧*党**羽一样受到应有的制裁。《鹤林玉露》乙编卷四载：“桧死，伯可亦贬五羊。”《宋史翼》卷二十七云：“桧死，监察御史汤鹏举劾其在平江干求州县，妄造语言，贪污尤甚，二十五年，除名编管钦州；二十八年（1158），坐与土人交争，移雷州；寻移送新州牢城。”钦州（今广西钦县）、雷州（今广东海康县）、新州（今海南省新兴县），在古代都属岭南两广之地，边远蛮荒之域。在大约七八年之内（若从被贬官福建算起），康与之一贬再贬，屡遭打击。康与之在自己的晚年所上演的人生悲剧，正是他中年以来迷失自我的应有下场。大概是在饱尝了岭南的颠沛流离和凄风苦雨之后，康与之才最终被赦又重回临安的。这可能已是宋孝宗即位（隆兴元年，1163）之后的事情了，此时康与之应该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了。他为此写下了《丑奴儿令》“自岭表还临安作”一词，词中有句云：“此地重游，总是新愁！”个中况味，大概只有他自己知晓。然而即使康与之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和体悟，但是他的生命已经垂暮，他已经无法将人生重新来过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