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的女子，嫁前从父嫁后从夫，从裹小脚到女子无才便是德，旧思想毒害的女子不胜枚举，朱安，作为鲁迅的妻子，极大的思想反差让她变得更为可悲，追求自由的鲁迅虽然被迫与朱安结婚，但是两人却做了一生的陌路人，朱安至死之时，都在渴望能够得到丈夫的接纳，殊不知，他们两人之间的鸿沟，根本就是难以跨越的。

（朱安）

出嫁前的朱家小姐

朱家父母十分疼爱自己的女儿，但是作为旧时代的女子，朱安是必须缠小脚的，所有的大家闺秀应有的行为朱安都做到了，她需要学习祖上受过册封表彰的妇女，要态度端庄、不苟言笑，衣着俭朴，不好妆饰，不能学习那些打扮过分的女人，平时不可轻易跨出闺门，恪守作为女人的本分。

朱安小传中曾提及待字闺中时的她——"夫人生而颖慧，工女红，守礼法，父母爱之不啻若掌上珠"。父母按照旧社会的要求教育自己的掌上明珠，给朱安灌输《女儿经》，为的无非就是嫁为人妇后能好好服侍公婆服侍丈夫，能够过上好的日子，只是这一切在现在看来都是徒劳，因为朱安嫁的，是新文化运动先驱，最痛恨封建主义教条的鲁迅，朱安的一生，也正是毁于这些相夫教子的至理名言。

（鲁迅青年时期）

朱安之于鲁迅

朱安与鲁迅的婚约，是典型的旧社会包办婚姻，一切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朱家和周家都是大族，但是因为彼时的朱安已经二十多岁了，当时的社会这个年龄足够别人背后议论了，而周家却因为家族逐渐衰败，而没有过多的挑选，鲁老太太也看上了朱家的大小姐，于是一切就这样定下来了，远在南京读书的鲁迅，此时并不知情，而后两个家族就婚姻一事将各个程序都一一进行了，从出口到请庚再到文定，其实这期间鲁迅有回来过家，没有专门文献记录鲁迅的态度，但是两家的关系却一直在维系，或许是因为鲁迅十分尊重母亲的缘故，他并没有做出十分过分的拒绝，但其实，直到结婚，鲁迅都没有过分顶撞过自己的母亲，正是如此，这一切的不满自然要朱安来承受。

鲁迅出于对母亲的尊重，其实或多或少做出过让步，在那个新文化萌芽的时期，鲁迅走在世界的最前沿，他希望自己的妻子能理解自己，拥有现代的思想，而不是永远活在封建教条的压迫下，所以写信回家要求朱安放足并且进学堂，对于他来说这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但是并没有成功，唯一一次可以缩短两人之间距离的机会没有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朱安仍然带着自己的封建思想走上了花轿，走进了苦涩的后半生。

（鲁迅故居）

朱安接受的家庭教育就是一切从夫，在听说自己未来的丈夫喜欢大脚时，她在上花轿前，穿上了大几号的鞋子，由于朱安个子矮小又瘦弱，在下花轿时，鞋子还掉了下来，一波三折的婚礼仍旧是完成了，只是婚礼在鲁迅眼里只是做给母亲看的，新婚之夜，鲁迅与朱安是否一句话都没说，是否说了却发现完全没有共同语言，这一切都无从得知，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在完成了结婚这个任务后，鲁迅在家为数不多的日子里几乎一直待在书房，没几天便又返回日本，留朱安一人独守空房，鲁迅对朱安的评价是："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朱安在鲁迅眼睛里，仅仅是一个礼物而已。

朱安，一个新婚的妇人，却宛如一个寡妇，自己的丈夫极少回来，渡过了七年的独守空房，终于等到了丈夫留日归来，朱安很高兴，大先生终于回来了，她可能以为，两个人终于可以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了，但是一直接受新事物的鲁迅却越发厌恶与朱安谈话，家里人劝说他时，他只说"和她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他举了个例子说：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谈不下去了。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这说明朱安是想亲近鲁迅的，但是苦于自己从小的接触的旧思想，与鲁迅完全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任谁也是说不来话的，朱安在这个时候是否有意识到呢？也许没有，没有任何文献表明，朱安有主动提起过学习新东西，或许还是封建思想作祟，让她觉得，作为一个女人，只要唯唯诺诺就好，只要随声附和就好。两人压抑地生活了不到两年，鲁迅再次离开，这一次，又是七年。

（朱安与鲁迅的婚房）

鲁迅在北京的日子，从来没有主动关心过朱安，她的家人的来信也只是客气对待，全然不像普通的姑爷，对于这个妻子，他始终是没有一丝感情，朱安也曾托人给自己的先生写信，而鲁迅在日记中却如此评价"二十六日……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朱安并不是个神，她也有过委屈，有过不服，有过呐喊，她在鲁迅回乡探亲时，当着众亲友的面指责他作为丈夫的不对之处，而鲁迅只是一言不发，不做任何表态，事后在和好友孙伏园说起此事时说"她是有意挑衅，我如答辩，就会中了她的计而闹得一塌糊涂；置之不理，她也就无计可施了。"朱安也爆发过，只是这一切都只是一拳头打在了棉花上，鲁迅甚至不愿意与她争吵，她的心，终究是慢慢凉了，朱安把自己比作一只蜗牛，她说自己可以一点点慢慢往上爬，总有一天会接近先生的心吧，然而，时间越久，她越会觉得累，这遥远的距离，从一开始就难以跨越，更何况鲁迅对新文化的追逐越来越远，朱安，是永远也追赶不上了。

但是，作为鲁迅的发妻，在变卖了老宅之后，朱安跟随鲁家人一起前往北京定居，在八道湾，一家人生活不久，鲁迅兄弟不和，鲁迅决定搬出八道湾，这时朱安也二话不言一同搬出，鲁迅其实给过两个选择，似乎更想让她回到绍兴，然后每月按数给她寄钱，但是朱安还是决定追随鲁迅，曾经和朱安熟悉的俞芳回忆过大师母对于此事的态度。

"大师母对我说：我想了一想回答他，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太师母）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呵。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就这样，大先生带我来了。"

鲁迅也并无过多追问，类似于为何非要追随我，为何不回老家你也可以多少宽慰一些，或许是自身责任感使然，毕竟朱安，是他名义上的太太，他不能否认这个事实，在和孙伏园交谈时，他也表示过："凡归我负责的人，全随我走。"他虽然不喜欢这段婚姻，但是也并没有否认两人的关系，这对于朱安，算是某种程度上的慰藉吧。

只是朱安，把这种道义上的责任误解为鲁迅的回心转意，在搬到北京西三条后，朱安突然主动询问七月半祭祀的事宜，当时已经是1920年，在北京，新文化运动已经不再是萌芽状态，而朱安仍旧活在封建的鬼事祭拜之中，据孙伏园回忆，鲁迅就此事还与他抱怨过，对于这位旧式太太，除了抱怨，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谈论的地方。

自从搬到砖塔胡同以及后来定居西三条，由于鲁迅的名声已经传播开来，前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他和朱安的同居一个屋檐下却恍若陌生人的生活被更多的人看到。也被许多人谈论，在外人眼里，鲁迅和朱安宛若陌生人，但其实，连陌生人都不及，陌生人也会微笑示意简单谈论一些外界新闻，鲁迅对朱安，是唯恐避之不及，两人之间谈话少之甚少，据他家的老妈讲:"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钱，先生才会讲着较多的话。如'要多少'?或者再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

但是朱安，面对着对自己毫无爱可言的丈夫，仍旧恪尽妇道，照顾鲁迅的生活起居，一切家中琐事都由朱安负责，这样的家庭，朱安也从不抱怨，只是偶尔安静地发呆，没有人知道她有没有想过放弃。

在当时的北京，假如放弃一段无爱的婚姻并不会引起多么巨大的关注，或许会因为是鲁迅的婚姻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假如放弃，之于朱安，之于鲁迅，都是一种解脱，但是朱安没有，因为在她的世界里，和大先生结了婚后，她就属于大先生，离开大先生后，她就会没有自我，遭受世人嘲笑，和这么一个新文化先驱生活在一起，却满脑子的旧思想，这样有着一丝嘲讽意味的对比。

鲁迅后来的拜访者中，师大的女学生越来越多，正是这些拜访者中的许广平，让朱安彻底对这段包办婚姻绝望，对比这些学堂里的女学生，她们短发，利落，学习新思想，而朱安更像一个小老太太，过时又老气横秋，在和许广平的通信中，许广平直言朱安是"遗产"。

"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

许广平的出现，让朱安恐慌也嫉妒，从未得到过大先生好言语的她，却亲眼看到鲁迅轻拍这个女学生的头，为她剪短头发，朱安，从始至终都在盼望着慢慢爬到鲁迅的心上，只是也终于意识到，那是永远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了，她没有力气了。因为鲁迅，离开北京，离开她，离开这个充满尴尬与冷漠的旧式家庭，决定追寻新生活了，1926年8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记录了他迈向新生活的一天。

"二十六日晴。子佩来，钦文来，同为押行李至车站。三时至车站，淑卿、季芾、有麟、仲云、高歌、沸声、培良、璇卿、云章、晶清、评梅来送，秋芳亦来，四时二十五分发北京，广平同行。"

鲁迅与许广平同居，生子，朱安在北京尽心尽力服侍鲁老太太，对比起来，朱安是不幸的，鲁迅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是幸福快乐的，朱安却要看着自己的丈夫与另一个女人同居生子，她暗地里说服自己，这个是二太太，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她才在后来对许广平并无恶意，反而表现出异常的亲近，包括对待周海婴，在通信中，时常提及想要看看大先生的孩子，在她的眼里，大先生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于上海，朱安得知消息后，依然恪尽妇道，祭奠鲁迅，照顾鲁老太太，其实朱安原本是想去上海祭拜鲁迅的，但是出于考虑鲁老太太的身体，也就此作罢，她用自己的方式去重视鲁迅的去世，她了解鲁迅对母亲的孝顺，照顾好鲁老太太，是对他的另外一种缅怀方式。

在朱安的心里永远都是将自己的丈夫放在第一位，只是她可能永远都不会受到同等的待遇，因为鲁迅从始至终都只是将她看做母亲送自己的礼物，为了不忤逆自己的母亲，鲁迅尽了自己养家的责任，对于爱情，是全然不可能的，直到去世，鲁迅与朱安之间也从未有过一次正式的交谈，这就是一对名义夫妇的从始至终。

朱安之于鲁瑞

鲁老太太一直很满意朱安，最初嫁入周家，鲁老太太一心想让鲁迅和朱安像传统夫妇一样，相亲相爱相敬如宾，朱安在她眼里是一个合格的儿媳，因为家庭事务上，两人的规则是同步的。鲁老太太是想要孙子的，正是因为这个，有时会嗔怪朱安。但其实谁都明白，鲁迅从不与她共眠，何来子嗣之说，于是逐渐，鲁老太太便不再说这些总是引起鲁迅沉默的事情来，朱安，还是默默无闻地照顾鲁老太太。这般的照顾，在现在人看来，果真是鲁老太太给自己娶了个媳妇，因为真正是鲁迅心上人的，是那个新女性许广平。

（鲁迅的母亲鲁瑞）

在后来他们生了孩子后，朱安与鲁老太太都十分欢欣，这般看起来，朱安和鲁老太太是一个时代的人，所以才能生活地如此融洽，朱安从始至终都是鲁老太太的好儿媳，只是遗憾的是，朱安果真是嫁给了鲁老太太了吗？她在家宴上喊出侍奉娘娘一辈子的激烈话语，到底是真心还是为了泄愤，不得而知，但是侍奉到老她确实做到了。

朱安之于许广平

朱安与许广平，严格来讲其实两人是情敌，可是在朱安眼里，许广平是自己的妹妹，是鲁迅的二太太，鲁迅去世后，许广平一直接济北京的家，也拿到了鲁迅全集的出版权，一直奔波于鲁迅的事业尾声，而朱安负责照顾鲁迅的母亲，在朱安人生的后期，家道艰难到走不下去，许广平也许久未接济于她，朱安最终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许广平在上海得知此事后十分担忧，立刻写信给朱安，希望能够劝阻她，并表示可以尽最大努力让朱安得以将生活维持下去，并且随即在《申报》上发表声明，表示鲁迅在平家属如有私自出售遗产之事，广平等绝不承认。

鲁迅的好友也都前来阻止，来到他北平的家中，一行人都表明来意，而朱安却神色激动地喊出了心中的苦楚："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如此令人心酸的呐喊，内心究竟有多少苦楚，并未见过她对别人诉说过，只是艰难地向前走，她意图变卖鲁迅藏书，一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许广平设法接济朱安，暂时平息了卖书一事，朱安也仍然似往常一般，艰难度日，维持生计，常常在与许广平的通信中关心周海婴，甚至还将自己八道湾的房产转到了周海婴名下，后期的朱安，由于时代变革脚步太快，她选择许多事情都与许商量，征求许的同意，而1946年，许广平来到北京，整理清点鲁迅的遗物与藏书，同时，两个都属于鲁迅的女人，也相见了，会谈论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其中的感慨万千，是难以言说的。

朱安的寂寞之死

许广平离开后一年，朱安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下去了，她也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便写信给许广平交代后事，信中一一列举自己死后如何置办丧事，虽然有朱家的亲人，但是依然要求周家人料理后事，并且要求与大先生葬在一起，但其实，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鲁迅崇尚一切从简，许广平自然也一样，一面应对朱安，安慰她病情会有所好转，一面给在北平的委托人通信说:丧事从简，追随鲁迅埋掉拉倒的精神。而朱安却依然按照自己的旧思想，规划着自己的丧事。

1947年6月，朱安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死后的她并没有如愿与自己的丈夫葬在一起，而是葬在了西直门外的保福寺，她终究，带着自己满腔的苦涩，离开了这个世界。

结语

朱安的一生是苦涩的，她没有品尝到爱情的滋味，在那个时代爱情或许是奢侈品，但是有人感叹，假若朱安嫁给了另外一个普通的人，她或许会平安简单地度过一生，或许也不会有真正爱情的甜蜜，但至少不会如此苦涩寂寞。但偏偏，她遇到了鲁迅，一个新思想的先驱，一个厌恶旧社会的周树人，她或许，注定是一个时代的牺牲者，是旧社会包办婚姻的陪葬者。《新民报》的记者如此评价朱安："鲁迅先生原配朱夫人病逝了，她无声息地活了六十九个年头，如今又无声息地离开了人间，然而，她确曾做了一件让人钦敬的事，鲁迅死后，任凭穷困怎样地逼迫她，也不忍卖掉鲁迅先生的遗物，当我们凭吊与瞻仰这时代的圣者的遗物时，谁能不感激朱老太太保留这些遗物的苦心呢？"

这样的评价，对于朱安来说，确实贴切，朱安是一个善良的人，她一生没有做恶事，在安顿自己后事时，还将家中可散出的东西都施与别人，她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旧式妇女，原本应该被世人遗忘的她，却因为是鲁迅的遗物而被人关注，如此悲剧的一个人，用自己的一生来警告世人:封建思想是真的害死人。

参考资料:

《朱安传》

《新民报》1947年7月29日

《鲁迅研究资料》

《新文学史料》

《鲁迅回忆录·散篇》

中村龙夫《封建婚姻的牺牲者——朱安》

《绍兴鲁迅研究专刊》第十二期

荆有麟《鲁迅回忆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