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戏剧家维迦(1562—1635)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个并不富裕的贵族家庭,自幼学习击剑舞蹈、音乐,从五六岁开始就已在阅读文艺作品方面表现出超常的聪慧。十余岁开始创作。
维迦是一位著作惊人的剧作家,据说作品总量多达两千余种,不知是否确实,但流传至今尚存四百多种喜剧却是无疑的。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剧作史上的一个奇迹。
维迦的剧作大多取材于西班牙历史故事,富于民族特色,可目为西班牙民族戏剧正式建立的一座里程碑。他的剧作以浓重的笔墨描写了农民对封建贵族势力有限度的反抗,表现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基调。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是《羊泉村》。
一六〇九年,维迦应马德里学会之邀作了《当代写作喜剧的新艺术》的演讲,演讲稿曾以诗体论文的形式发表,后来在一六一三年、一六二一年、一六二九年又接连三次再版。一篇短短的戏剧论文能在发表之后发生这么大的影响,这在戏剧学上是不多见的。
维迦像一切戏剧家一样,面临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矛盾:是遵循传统的编剧艺术,还是投合流行的剧场风气?是严守权威的戏剧法则,还是照顾世俗的观众趣味?
维迦生动地描绘了自己和同行们的苦恼境遇:谁要是按照艺术的法则来编写,就默默无闻,穷饿而死,“因为在缺乏艺术光辉的那些人中间,习惯的力量压倒了理智和才能”,结果许多无学之徒在粗制滥造,助长了群众的鄙陋。
这当然不足取,于是维迦自己曾几次按照只有少数人领会的艺术来编写,但观众热心去观看的却是那些不伦不类的东西,女人们大加赞赏的却是那些糟糕的东西。
既不情愿粗俗,也不情愿空场,但麻烦的是二者必居其一。最终,维迦宁可有负于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而决不有负于现代的观众。他以一个喜剧作家特有的顽皮口气说:
我编剧所按照的艺术是博取观众喝彩的人所制订的,因为既然是观众出钱,就应该向他们胡说乱道,讨他们喜欢。
请你们原谅,我只能服从有权力使唤我的人。
咱们西班牙人和艺术反正已经相去很远,咱们对艺术反正已经糟蹋过千百次了,这一次就请那些博学的先生们免开尊ロ吧。
故意把自己打扮得十分鄙俗野蛮,实际上却是在嘲弄那些与观众心理背道而驰的艺术法则,嘲弄那些目中无观众、自视清高超群的戏剧家。
那么,他是不是果真要舍弃一切艺术规则呢?当然不是。他要舍弃的只是那些与现实的观众不相容的东西。他说,他一写戏,就得把那些妨碍观众兴趣的艺术法则重重*锁封**起来,宁可让观众对其他人的剧本的赞赏声在耳边刺激自己。
他甚至还要把古罗马喜剧家泰伦斯和普劳图斯的著作从自己的书房里搬开,免得这些古人从哑默的书里对自己大声呵责。不管多么令人尊敬的先辈,只要他们用过的艺术规则已经过时,那就毫不客气地予以取代。
以什么东西去取代它们?维迦的回答是,以自己摸索的与当代观众心理相符的艺术法则。这些法则在形成过程中每一步,都受到观众心理的制约。他举例说:
双关语和暧昧的措辞在观众里很受欢迎,因为每个看客总以为话里的含义只有自己一个人懂。有关体面的事件更好,因为能使每个人都深受感动。美德的行为也受欢迎,因为美德是到处叫人喜爱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形:一个演员如果曾经在舞台上扮作叛徒,大家就非常厌恶他,甚至他要买什么东西,谁也不肯卖给他;如果一个演员扮演了忠贞的角色,大家就肯借钱给他,请他上门,甚至贵人们都尊敬他、喜欢他、访问他、款待他、欢迎他。
一切都从戏剧与观众的联结着眼,小至用语,大至主题,全以观众接受的程度、感受的情况为弃取标尺。由于维迦是一个著作宏富的剧作家,因此对这一点的论述要比贺拉斯更有说服力。
（余秋雨《世界戏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