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动线勾勒了湖南这一区域整体的历史进程后,展览便转向了微观的叙事也就是通过各类*物文**、诠释性文本等表征系统服务于各个单元的主题。
既然该展览以“湖南人”命名，将“人”作为主线来呈现湖南波澜壮阔的历史，那么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在于:究竟哪一群人组成了我们现在所谓的“湖南人”,“湖南人”这一身份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一群体又有怎么样的特点。
展览先从时间与空间的维度界定了“湖南人”这一群体的历史起源，进而以“湖南人”这一群体为主体，通过他们从无到有、从简单到丰富的物产变化勾勒了勤劳能干、拥有生活智慧的群体画像。
展览首先以*物文**的时间跨度追溯湖南人这一群体的渊源。
从“距今 50 万年的津市虎爪山遗址”出发，从时间的维度呈现群体的活动遗迹。
但这一遥远的事实需要借助实物的力量，“*物文**的历史作用在于*物文**是历史的参与者，它以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存在提供给观众原始的感性材料。
展柜内的“石门人”牙齿、道县古人类牙齿的化石证实了先民的活动时间与轨迹，表明至此 50 万年前湖南先民就在此繁衍生息。
而后从空间的维度解释湖南先民的地域分布情况。
直至这一历史时期，所谓的“人”只是以大致的地理区域来界定，尚未有政治上或文化上的标准体系。
而后，殷人族群越过长江来到了湘水、资水区域，展柜内的青铜器的实物便是外来移民的物证:伴随着楚国势力范围的扩大，“在湖南的治理范围从洞庭湖南岸，到扩大到湘中、湘南地区”，“也正是这一时期，楚人和原住民相互融合:秦汉以来。
回顾这一历程，“湖南人”的区域来源基本可以理清，他们不是一个固定化、一成不变的群体。
伴随着各时期的人口迁移、移民进程以及治理范围的变迁，湖南这块土地上聚集了许多曾经并不在这儿生存的族群,原住居民与迁入移民组成了湖南多样化的人口。
橱窗内展示的历史时期湖南“蛮夷”族群一览图、清朝民族风俗画、宋元明入湘少数民族概况从时间跨度上纵向展示了湖南区域悠久的多民族历史: 家族法师持的祭祀和迎神送鬼等仪式活动所用的“八宝铜铃 司刀”以及绣有民族特*图色**案的方巾与铺盖、银饰+圆领大襟短衣+百褶裙的苗族传统服饰、瑶族的《神祀画》与挑花头帕、江永地区流传的女书等等。
这些少数民族的证物向参观者呈现了独具特色的祭祀活动与生活文化艺术,传达了湖南地区兼容并包的地域文化与精神文明。
由此，“湖南人”人群界定到此完毕。
他们本并不是完全明晰的群体，而是通过展厅内各种物品组合所制造出来的。
50 万年前的*物文**遗迹证明了湖南人的时间起源，外来移民迁入所带来的各式青铜器、陶制品等工艺品揭示了多族群相互融合的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
只有将“人”的身份介绍清楚后，人的形象及其所附带的精神力量才会有鲜明的主体性，为湖南本地游客产生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省外游客对湖湘区域文明形成清晰认知作好铺陈。
通过界定“湖南人”这一群体，整个展览便有了鲜明的主体性，观者便知道这一空间究竟是在讲述谁的故事。
物质条件是人们赖以生活的基础，接下来展览的意图就是呈现“湖南人”如何在这一区域进行劳作，生产了什么样的物产，纵向呈现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精致的物产情况。
策展人也正是通过这一进程展现了湖南人这一群体勤劳能干、拥有生活智慧的形象。
多族群的聚居固然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但他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仍然是温饱问题。
湖南的气候与地形给予这片土地种植水稻的自然环境条件，15000 年前，先民便在这开荒拓土，渐渐拉开了生活的序幕。
博物馆内的展板由策展方布置，上面的文字性信息暗示了“权威”的口吻，犹如历史教科书般将史料呈现给参观者，“牌版文本暗示了权威性，但相反，又是较具有解释性的”，“馆内“国内八千年前稻谷及稻田遗迹”解说中显示:距今 15000-13000 年，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就有了稻谷壳以及水稻硅酸体。”这初步奠基了湖南稻作文明在国内的先行地位。
橱窗内 9000 年前至 7000 年前湖南地区的碳化稻谷证实了湖南地区的稻作起源。”为了种植和守护稻谷，人们放弃了迁徙生活，从洞穴走向开阔的河谷平原，搭房建居”，依托广阔的洞庭湖区和丘陵山地，湖南人通过围湖造田、修筑山塘等方式扩大耕地面积。
以上便奠定了湖南种植水稻并开始定居生活的背景。
当参观者已经“穿越”到当时种植水稻的生活场所之后，如何获取湖南人精耕细作的生活细节呢? 在视觉文化的主导下，我们常说眼见为实，而诸如历史、观念、意义这些抽象的、摸不着的概念也总是以“被看见”的方式展示出来。
耕地的开发必然涉及农业生产工具的制作与使用，“洞庭鱼米乡”的展厅内展示了大量农业生产的工具，从原始的石锄工具过渡到磨制石器，再进阶到工艺相对成熟的石凿和玉凿，逐渐过渡到我们熟知甚至使用过的竹篓、木桶、秤碗、风车等一系列种植水稻的木质农具: 不断改良的水稻品种与玉米、红豆等其他耐早作物丰富了湖南人的饮食生活......湖南人在这片区域开荒拓创造耕地条件，改进生产工具以提高生产效率，改良稻作物品种等等一系列生产活动，诠释了湖南人是如何精耕细作并得以实现粮食自给自足。
观者一路走来，似乎已经跟随前辈的步伐，见证着他们的奋斗历程、进步历程。
走到“洞庭鱼米乡”的尽头，背景展板是一组黑白照片，用来例证当时粮食种植的物产情况以及粮食外输的场景。
它们展现了湘江平面上运送货物的船舶沿着这幅画面前进方向有这么一组数据:“1871-1908 年湘潭易俗河年销往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大米 2000000--1898 年岳阳销往汉口大米 5000000 石头一一湘潭易俗河 1924 年集散米 5000000 石一一长沙靖港 1924 年集散米 6000000 石”见证着数据的增长，湖南一步步向其他地区集散大米的图景似乎已经呈现出来:“米”、“楼与之相邻的是这么一片景象: 在太平街两侧有“人和福油”、夏布纺”、“鬓 整容”等店铺，暗示清末、民国成立后，长沙乃至湖南市场成为全国农产品的集散中心,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特色，实现粮食外输，成为“天下粮仓”。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湖南人通过勤劳耕作，富有生活智慧的他们不仅实现了自身粮食的富足，也为其他更广泛的区域作出了贡献，也为后续湖南人所形成的社会风尚与精神文化作了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