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团就是韩国经济体系中的最大玩家，没有对财团经济的深刻理解，就不能理解韩国经济。
某种意义上，三星的崛起仿佛当年的“红顶商人”。
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国民经济跌至谷底，美国十几年里向韩国提供了约21.5亿美金的物资援助。韩国政府将诸多物资卖掉，把换得的钱用于对工商业投资与发放*款贷**，于是一些与政府有着密切往来的官商就利用这个机会（三星创始人李秉喆也借此崭露头角）通过外国援助分配以及政府在金融等方面的特惠，形成了一批三星和LG这样的特权财阀。
到了70年代末，得益于政府的优惠政策，不少财阀开始转向钢铁、石化、汽车、造船、电子等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今日格局。
如今，三星已傲然生长为一个庞然大物，甚至已经到达了“Too Big To Fail”的地步。
不仅如此，三星集团到目前为止还实行总裁世袭制度，“李姓”依旧是这家世界级巨轮的实际决策者，这种情况在世界上都是很少见的。
在亚洲，能把家族企业玩到这么大的，至少目前来说三星还是第一家。
之所以人们用帝国来称呼三星，除了其庞大的体量外，还有它内部森严的运作体系也十分像一个微缩的国家。
一般一个庞大的企业所有的决策都是由董事会决定的，但是三星不同，在董事会的头上还有一个“秘书室”。
秘书室在三星集团里的地位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连会长的印鉴也在秘书室保管，秘书室发出的指令，就等于会长发出的指令。
这有点类似我国明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的合体，权利很大，不过明朝的太监多没有什么文化，但秘书室都是行业精英。
会长按照企业发展的长远利益制定战略，秘书室根据战略进行合理的资源分配，然后再由子公司去执行。
秘书室在三星的发展壮大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秘书室源于企业，又高于企业，既强化家族对企业的管控，同时又处理家族事务。
公众公司的投资和运营往往因股东的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进行分红，也就是说许多公司投资并没有站在长远利益上，即便是职业经理人，也会因为短期获得高回报在企业危机的情况下也难以制定出合理的决策。
而三星秘书室是控股家族的“分身”，无论从集团的交叉股权结构还是经营结构来讲，三星集团的控制权和执行权都高度集中在会长的手里。
秘书室还是三星集团的信息与决策枢纽，有着非同寻常的信息收集能力，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的爆发，金日成去世，俄罗斯进口收银机等情报都是由三星秘书室第一时间得到。这在商业上的作用可以参考19世纪罗斯柴尔德家族凭借信息优势，在债券市场疯狂圈钱的故事。
在家族企业仍是家族主要资产的时候，企业的成功传承便是家族昌盛的根基。同时服务于家族与企业，三星秘书室在家族企业的传承上举足轻重。其首先要确定经营权的传承，对于股权结构如此复杂的三星集团，内置式家族办公室无疑是实施传承计划的最佳机构。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曾经李在镕在继承李健熙遗产时逃过了高达万亿的遗产税，通过资本运作，只交了16亿韩元的税，可见“室”周密计划对三星意义的重大。
秘书室在政商两界长袖善舞，超强的公关能力，创造了有利于李在镕继承三星的政策环境；秘书室通过对股权交易的操控，让李在以极低的成本获得了三星爱宝乐园的控制权，为接手整个三星集团打好了基础。
秘书室的概念，源于二战时日本的参谋组织。
李秉喆早年留学日本，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1959年，他在濑岛龙三（曾任日军大本营作战参谋）的帮助下，创办了秘书室。
当时的三星，羽翼未丰，秘书室的作用只是帮助会长处理日常事务。
70年代后，随着业务的扩张，李秉喆参照三菱、三井等日本财阀的经验，加强了秘书室的功能，从最初的情报收集、财务等6个小组，扩展为人事、经营管理等15个小组。
李健熙掌权初期，秘书室的权力达到了顶峰。此后，虽然经过多次改组，名称先后变更为结构调整总部、全球战略室、未来战略室，但其功能始终未变。
通过秘书室，李健熙获得了帝王般的影响力，也让三星拥有惊人的执行力。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三星陷入债务危机，负债额高达180亿美元。秘书室顶住压力和非议，先后裁员5万人，并将原来的59个子公司精简至45个。
刮毒疗伤后的三星，得以轻装上阵，最终在2000年后迅速崛起，将索尼等一干日企推下神坛。到2004年，仅三星电子的纯利润就超过日本十大电子企业总和。
三星帝国的起伏为中国家族式企业的启示
从李秉喆建立三星商会，到三星帝国的崛起，再到今天成为全球最具知名度的亚洲品牌，它的强大大家有目共睹，而它的污点也同样令人难以忽视。
三星集团给李氏家族带来了无限的荣光，三星集团的轨迹中也深深刻下了李氏家族的烙印；但同时李氏家族因为处于权利漩涡中心而屡遭劫难，三星集团的命运也因为李氏家族内部的*斗权**而变得跌宕起伏。
李秉喆和李健熙都是不世出的商界奇才，李在镕虽然执掌集团权利时间不长，但也已经展现出了杰出的才能，在他们的带领下，三星集团走上了巅峰，但才能平庸的李孟熙和嫉妒心旺盛的李昌熙则险些亲手毁灭父亲的心血。
作为内置家族办公室存在的三星集团秘书室集结了各领域精英，在企业管理和家族治理*功中**不可没，但高度集权的秘书室长期扼杀旗下子公司创造力，又因为公私不分的原因一次次令李氏家族成员身陷囹圄。
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掀起家庭经营的第一次浪潮。
根据中央*战统**部和全国工商联提供的资料，中国的企业主处于40-59年龄段的占到74%，近几年则成为了中国“富一代”将全力转交给下一代这种情况的集中爆发期，500万家家族企业中有三百万加从第一代传到第二代，但现在已经有200万家在第二任的传承中淘汰。
中国有句老话言到“富不过三代”，家族企业传承上的难度可想而知。虽然家族企业具有凝聚力强、沟通成本低、利益一致性强等优势，但是也有组织机制障碍，人才获取困难等弊端。
据统计，在美国，家族企业创造的价值占据美国GDP的50%，并为美国提供了50%的就业机会，对新增岗位的贡献率更是高达78%。
而中国目前个体和私营经济创造的价值已经占到GDP的33%，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家族企业的经营问题将成为国内未来很长时间内都要面对的一个巨大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或许可以从国外家族企业模型中找到。
三星的“家族办公室”制度也是其中之一，家族办公室是超高净值家族常用的管理机构。不过欧美家族往往倾向于企业资产与家族财富分离，通过分散投资来减少资产过度集中的风险，李氏家族却反其道行之，将家族办公室内置于三星集团，成为三星集团的权力机构，但这种配置方式，也存在着天生的问题，给企业埋下了不小的管理和法律隐患。
然而三星的这种内置家族办公室这也是近两年逐渐走进传承流程的中国企业多采用的形式（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马云和蔡崇信的家族办公室）。
对于中国来说，家族办公室还带上了一定的中国特色。除去对企业的经营之外，由于国内长时间以来的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在公司继承权的问题上，外置家族办公室对于分散管理家族权利的功能并不太明显。
相对的，中国的家族办公室面对的主要问题反而是唯一的继承人不愿接收父母的企业，却更宁愿去投资家族财产。
中国企业与三星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建立了私有企业的大部分第一代企业家们主要是因为以各种方式接手了原国有资产，他们也都曾经或者某些仍然与政府机构紧密纠缠。
这也导致中国企业家更加倾向于使用内置家族办公室作为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措施，使得内置家族办公室这种在欧美很少见的结构更加受到中国家族企业的欢迎。
这种结构在东亚的家族企业中十分流行，也可以说是东亚文化圈内常年受到儒家文化熏陶的结果，家族观念的深植使东亚的企业家往往将家族利益凌驾于企业集团的利益之上，不过在现代经济中这种模式的利弊都十分明显。
相较之下欧美的企业多将所有权和控制权剥离，通过聘用职业经理人解决决策和人才问题，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石洛克菲勒、IBM、、松下、福特等都是走这条路线。
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重建股权结构，降低家族股权比例，这种做法反而能使企业的发展突破个人和家族的局限。纵观欧美发达国家的家族企业，存活下来并发展壮大的绝大部分都成了全球知名公司。
大厦在轰然倒塌前看着都还那么宏伟，在历史的长河中，三星能否走向百年还是一个疑问，但如果聚焦在某一段时期，三星的确可以作为一个成功的样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