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红色“关注”，关注本头条号，更多行业精彩推送
在冀西北，河北与内蒙古交界地区，有一个名为大青沟的村，也是镇政府所在地。
大青沟村隶属于坝上尚义县，位于清代阿尔泰军台的第四台与第五台之间，是张家口西通商都、集宁、归化城（呼和浩特）、四子部落，或北进二连、库伦（乌兰巴托）、恰克图的必经之地，也是尚义立县最初的县治驻地。大青沟镇因处于县内坝上几个乡镇的中心，历来为农牧物资集散之地，也是闻名遐迩的坝上名镇。
不仅如此，此大青沟还是周边几个旗县以大青沟为名的数个村落之根、之祖。
那么，大青沟是什么时候立村的？村名到底是怎么来的？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据史料记载，今大青沟一带在明末清初系蒙古族的势力范围。清康熙年间为察哈尔蒙古八旗蒙荒地，雍正年间阿尔泰军台调整，四台通往五台的驿路从此经过。
《清圣祖实录》（卷之一百七十七)记载，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丙子冬十月，康熙帝玄烨“巡行北塞，经理军务”，出张家口向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行军，“……上驻跸鄂罗音布拉克地方。……乙酉，上驻跸胡虎额尔奇地方。”
而以科学家和地理学家身份随扈康熙的法国传教士热比雍（Gerbillon Jean Franois，汉名张诚，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在《张诚第六次鞑靼旅行记（1696—1697）》（辛岩译）中记载，1696年10月“27日，行进途中，康熙用弓箭射杀了58只野兔。是日宿营胡虎额尔齐河附近。翌日仍滞留原地。29日，向西南行进……”
这两段文字描述的是同一件事，前一段为官方正史，后一段为随扈官员日记。其背后，是康熙皇帝从京城到鄂尔多斯巡行，路经大青沟一带的一段重要史实。
康熙皇帝的这次巡行，发生在他第二次亲征噶尔丹三个月以后，张诚与安多（一位比利时人）随行，有“皇长子与一位皇兄随驾。3000名骑兵已于两日前先行出发。”从京城经张家口上坝，过今张北，走到今大青沟一带，然后依次进入今兴和县、察右前旗、丰镇市、卓资县境，大致沿“内蒙古驿凡五道”之“张家口——归化城”驿道，到达归化城（今呼和浩特）、鄂尔多斯。
从张家口下堡出发以后，康熙帝驻跸的前三个地点为察罕托罗海（察罕托罗海为蒙古语，汉语意思为白头岭，今崇礼县石嘴子乡察汗托罗村）、喀喇巴尔哈孙（喀喇系蒙古语黑色，巴尔哈孙系蒙古语城，合起来的意思是黑色之城，即兴和旧城，今张北县城一带）、哈留台（哈柳图、海流图，为蒙古语，汉语意思为有旱獭的地方，今张北县海流图乡海流图村附近。一说得名于纳海流图河，西注入安固里淖，海流图系蒙古语，汉语意思为青灰色的草浪），分别为当时阿尔泰军台所属一、二、三台。
康熙帝驻跸的第四个地点，即为文中的“鄂罗音布拉克（Oroi-bular）”。鄂罗音为蒙古语，汉语意思为顶，布拉克也为蒙古语，汉语意思为泉，合起来即顶泉或山泉，即今尚义县石井乡南部的水泉梁村。也有学者认为鄂罗音布拉克指现尚义境内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清雍正年间所设阿尔泰军台第四台所在地）。但现四台在清代文书里又写作鄂罗依琥图克、鄂勒胡图克或敖来乌日特，琥图克、胡图克的汉语意思均为井，今四台蒙古营西南的山上就有石井遗存，与泉的意思不甚相符。今四台蒙古营与水泉梁一带，系丘陵状地貌，两村为东北西南方向，相距5公里左右，从哈留台（今海流图）出来往西北走的路途距离来看，驻跸两地均有一定道理，尚需进一步考证辨析。笔者曾在石井乡工作多年，对这两个村的地形地貌比较熟悉，结合哈留台（海流图）到石井乡一带的地形以及历史交通状况，认同前一种说法。另外，四台蒙古营东南有一水面可观的淖儿（曾名贾格生淖儿，现称为四台淖儿），以张诚对山脉、河流、水面的高度关注（张诚负有为路易十四绘制亚洲地图之使命），不可能不作记述，但日记中却未着一字，这也能反证鄂罗音布拉克非今日之四台蒙古营。故此处从水泉梁之说。
“胡虎额尔奇、胡虎额尔齐（huer-qi）”为蒙古语，胡虎也即库库、呼和，汉语意思为青色的；额尔奇（齐）汉语意思为崖、土坎，合起来为青色的土沟坎。《清圣祖实录》称胡虎额尔奇为“地方”，而张诚更是点明了胡虎额尔齐“河”，所以其具体指向当为今大青沟村西南之大青沟河。
康熙帝在大青沟河畔住了两天后，进入今兴和县境内的昭哈（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鄂尔栋镇皂火口村），经河约尔诺尔（蒙古语，意为双湖，位于今察右前旗）、巴伦郭尔（蒙古语，意为西河或左河，位于今察右前旗与丰镇市交界区域）、瑚鲁苏台（ 蒙古语，意为有榆树的地方，今称海流素太，位于今丰镇市）、磨海图（也写作穆海图，蒙古语，意为有蛇的地方，位于今卓资县境）等，一路到达归化城。
从以上记述来看，“胡虎额尔奇（齐）”一为“地方”，一为“河”，均非村庄之名。同时也表明，当时从今水泉梁村到今大青沟一路（恰是今大青沟河两岸），确是风吹草低的草原风貌，野生动物随处可见。但不论在官方的语境还是随扈者的记录，都还没有“大青沟”的汉语地名或村庄名出现。
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颁诏令，口外始行招民垦荒，四年（1726年）“敕督抚以下各官加以劝民人开垦旷土，听其相度地宜，自报自垦。”同时准各边外开禁，招民垦获，并于翌年设张家口理事同知廷，管理口外东西两翼（今称左翼右翼）八旗地方政事。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升设为察哈尔都统衙门，一直到清光绪中期，大青沟一带均属张家口理事同知厅、察哈尔都统衙门所辖正黄旗蒙荒、商都牧群，为蒙古族游牧区。
乾隆继承雍正政策，继续招民垦种。道光、咸丰年间，均有今尚义坝上一带“家奴募民私垦”及招商开垦的记载，“各处民人私垦厂地、台地，渐次侵入群界……蒙官贪利私放，民户益无所顾忌，陆续开垦，愈久愈宽。数十年来，群地未开者牛群不过十之二三，羊群则仅十之一二。”对此，官府禁止不能，驱逐不得，被迫承认现实。
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开放苏计梁一路荒地1768.55顷，今八道沟镇老虎山南的坝上七甲乡、八道沟镇、炕塄乡（今满井镇）一带由私垦而补收押荒，改为官方招商承租，汉民从事耕种日众，并逐步向北蚕食。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因庚子之变，推行“新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式颁布开垦蒙荒令，“移民实边”。当年，清廷在张家口设左翼垦务局，一面接收旧有押荒局未完事宜，凡已垦地一律划清丈明，私垦者饬令照章押荒升科（征赋），对已经全部开垦地域，将牧群移并；一面由垦务局直接招民户承垦，呈交押荒银后，发给地照。驻牧四台西南一带的正黄旗羊群北移，无论旗、群、台站，凡空闲地一律开垦，今大青沟一带开始大规模开发。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有蔚县人王朴（1869—1940，字素臣，绰号二毛糕）经营皮毛生意发了财，在城乡广开店铺，于今大青沟处开设商店一处（位置在礼堂南部一带），字号“德和隆”，主要经营棉布杂货，他还在周边购置耕地上万亩，房产多处。同期，有本县七甲乡某村农民赵永万到大青沟从事种植业，并于现大青沟村东部一带建房居住。此后，大青沟周围从事农业耕作的汉民逐渐增多。但此时在官方文书或民间仍未见大青沟之汉语称谓。
据民国四年（1915年）刊印的清李廷玉《游蒙日记》，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二十三日由四台起程，“……一点又行三十里至大青沟（去年腊月由东边临江县起程回省，坐爬犁走鸭绿江，曾宿宽甸县属之大青沟村，今闻此名，仿佛在临江故地。——原注），约十余户。时片云飘忽，白雪横飞，策马渡沟水……”的记载。此“大青沟”是否为前述康熙年间蒙古语“胡虎额尔奇”的汉译，我们不得而知（胡虎额尔齐仅有青色的土沟坎之意，却无大的意思）。但其中“十余户”的描述却给我们留下了当年居民户籍规模的可贵信息。这是目前所见资料中汉语“大青沟”作为今尚义县境地名的首次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李廷玉时以“留守乌（乌里雅苏台）城之命”被荐“参赞蒙事”，随科尔沁辅国公博迪苏“奉密诏赴外蒙宣慰（十三世）达赖喇嘛，劝使回藏”，是负有重要政治使命的官方随员，其文中所注“宽甸县属之大青沟村，今闻此名”，无疑让“大青沟”之名更增强了说服力。同时也说明此“大青沟”之名是他当时“闻”听后所记述下来的。当然也不排除他以官方身份接触过《张诚日记》的可能。
另据宣统三年佚名氏所著《考察蒙古日记》，有宣统三年（1911年）“初四日午前八时三十分由四台起程……行三十里许，见村落七、八所，每村落少者约二三十户，多者四五十户。其村内有土城一座，屋宇皆内地式，居民皆蛮子。有寺一座，额曰龙泉寺，甚新。有流水一沟，宽处三四丈，可以徒涉，未竟其源委……午后三时三十分抵五台——奎索图”之文。其中的“四台”指阿尔泰军台第四台，现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内”，从路的走向及距离上判断，指当时的大青沟村；“流水一沟”当为今大青沟河；“寺”大概是指光绪后期在大青沟村西北所建关帝庙的西配殿，时为禅房；“奎苏图”指阿尔泰军台第五台。奇怪的是，文中并未直接点出大青沟之名。可能的原因，一是他尚未读到李廷玉的《旅蒙日记》；二是行旅匆忙，未作停留，所以也“未竟其源委”。
而1915年9月财政部佥事赵世荣调查察哈尔羊群、大马群垦务时所留日记记载，29日“黎明微雨，旋即晴，行三十余里，止客店午餐，地名大青沟。计行程已过四台，入五台界矣。”可与李廷玉《游蒙日记》互证。
随着大青沟周围的开发，民间以地形呈沟坡状，有河水流过，遂以“大清沟”之名泛称周围十余里的地方（一说大清沟之名源于大清国之谓）。而现大青沟村，借商号之名时称“徳和隆”。也就是说，此“大清沟”是泛指，而当时的大青沟村是被称为“德和隆”的。查1917年《察哈尔商都招垦设治局所管区域图》可知，在标注的“四台”与“五台”之间，确有“德和隆”地名，恰是现今“大青沟”位置所在。商都招垦设治局在历史上只存在了一年多，1917年4月由原商都垦务行局兼设治局（1915年设立，辖正黄旗商都牧场及张北、兴和、陶林三县放荒之熟地，治七台）改称而来，1918年就升为县，属察哈尔特别区。
后来在此谋生的汉民日渐增多，各类商号也随之增加，见于记载的绸缎庄有“兴焕安”，杂货店有“复丰义”，缸坊有“三盛泉”，粮商有“天顺店”“祥成店”等，糕点铺有“同义祥”“元聚德”“贵生号”等，饭馆有怀安人孙寿山（三伙夫）开的“三义园”、高炳文开的“义顺园”等。各类商号店铺相对毗邻，不断向四周扩展，渐成市容整齐的大集镇，大清沟就自然过渡成了集镇的名称。到1936年日伪占领后改“清”为“青”，始称大青沟。照此说来，现大青沟之名出现较晚，而且经历过德和隆、大清沟两个阶段。
目前发现的著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口北民国盐政史》有察汗诺（即察汗淖尔）“亦属镶黄旗支局辖境，收税局有大清沟支局，又名补龙湾支局”的记载。但究竟什么时候由德和隆改称大清沟的？目前尚未见到有说服力的确切文字记载。
地名，是由人赋予地理实体的标记和符号。从历史发展看，地名一般都要经历从当地少数人使用，到逐渐为众人所知，直至被社会大众广泛使用的过程。这种赋予从语言到文字再到数字代码，从约定俗成到标准化、法定化。在最初赋予时，民间多有以地形地貌、特色物产、重大历史事件、居民迁徙轨迹或首立村者名姓等得之，往往以当地语言为主要载体。
那么，大青沟之名，到底是源于蒙古语“胡虎额尔奇”，还是汉语“大清沟”？两相比较，我更倾向于大青沟源于蒙古语“胡虎额尔奇”的汉译之说。原因在于，一是出现年代早，见于文字记载早；二是地名含义概括准确，传承有序。也就是说，蒙民北徙后，原蒙古语地名虽然没有在汉民中延续使用，但其中的含义在汉语地名中得到了准确而又完整的继承。这其中，官方身份“游蒙”的李廷玉以日记的形式留下的记“青”而不记“清”可以作为佐证。另外，有大青沟迁出去的汉民，在周边旗县另立新村，有不少依然用大青沟作为村名的，这既可以看作迁徙者对故地的留恋，也可以作为他们认同大青沟之名的旁证。相对而言，“大清沟”的出现则较晚（在德和隆之后），虽有源于“大清国”之说，但不排除因当地人口中“河水清澈”的大青沟河，而被记录为“大清沟”的可能。那么，比李廷玉《游蒙日记》晚了几年的《察哈尔商都招垦设治局所管区域图》为什么又将现大青沟标为“德和隆”呢？可能的情况是当时制图者并没有看到李廷玉的日记，或者是在当地“德和隆”的名气相对更大吧（塞外多有以商号之名为村名并延用者）。况且从“德和隆”到“大青沟”，期间称“大清沟”的时间并不长。
大青沟一度归张北县、商都垦务行局、商都县管辖，民国十七年（1928年）建乡，大青沟村为乡公所所在地。1934年春，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巡视后，将商都县第二区全部及三、五区各一部划出（今尚义坝上五个乡镇所属地域），成立尚义设治局，大青沟村为设治局所在地，始称镇。1936年，大青沟镇被日伪侵占，旋即改设治局为县，大青沟镇随之为伪县公署驻地。1944年，张北县第五区及第一区一部（现尚义中部及坝下乡镇所属地域）划归尚义县。当年六月，县址由大青沟镇迁往南壕堑。此后，大青沟村曾为区、镇、公社所在地，现为镇。
据《尚义县志》及相关文史资料记载，大青沟村原有护城壕沟，后筑城墙。1927年，“由商、农共筹资出工，于村落四周挖壕一道，深宽各一丈，周长约八百丈。”1934年，向各乡征集民工服役，“筑土墙七百六十四丈，基厚六尺，高一丈。东、西、南用砖石砌门，东曰‘迎喜门’，西曰‘绥靖门’，南曰‘建安门’。城墙四角有垛口，城外四周坡顶筑炮台9座。”壕沟是最简陋的护城设施，城壕的设置和城门的命名，都留下了十分明显的时代痕迹。在三座城门中，以西门最为壮观，“底部三尺高青石条，上为青砖，两扇铁门，门洞深丈余。”在西门外另筑半圆形城垣，长二百九十丈，基厚三尺，高九尺，中间设西关。因战事需要，后拆掉西门，其余城门、炮台也因年久失修，均已不存。而东、北城墙以及西北角的垛口，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尚有少量残存可见。
作为有上百年建村史的坝上名镇，如今的大青沟，既是一个村，又是镇政府所在地。此刻，我站在大青沟河几米宽的钢筋混凝土桥上，感觉使用了几十年的桥已明显现出疲态，桥两端的路旁倒是挤满了修理摊点，路上不断有赶早的车辆疾驰而过。再看桥下，却是一片杂乱荒芜，河沟里很少能看到冰，只有边角处伏着零零星星的残雪。位于桥东北高处的大青沟，矮矮的平房炊烟缭绕，成片的楼房阳光初照。从蒙古高原过来的西北风，裹挟着浓浓的草原气息，不知疲倦地吹着，一直吹进了时光的深处……
注：本文图文来源于网络，如侵犯您权益，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做出处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好河山悦读很荣幸和您分享这篇文章！不落地，不创意，如果您有好的素材案例，也欢迎下方留言分享！投稿邮箱：227019004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