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国钢产量突破1亿吨大关，冶金行业遂由“提量”转为“提质”，加之国家开始对工业产业结构进行大规模调整，所以基建建设投资较少，市场萎缩严重。19冶完成攀钢二期工程后，任务量 严重不足，职工大量待岗、下岗，此时的19冶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
1997年12月，经济日报记者撰文《昔日功臣，今日乞丐，冶金部十九冶职工生活极为窘迫》，将此情况反映到国务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邦国吴**同志在有关材料上批示：“关在山沟里是难有出路的 ，还是要在国内外大市场找饭吃。”
1998年1月，工人日报记者又以《十九冶五万多职工和家属极度贫困》为题，向全国总工会写了一份《内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家华邹**在内参上作了批示：“多种经营，跳出只有一种专业范围，可向 一、二、三产业转变。”
上个世界九十年代，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势头迅猛。沿海城市一片日新月异、欣欣向荣景象，而处于大山深处的大三线城市攀枝花，一如昨天，按部就班开展着各项工作 。
攀枝花这种大山里的偏远城市，远离大城市，在网络不发达的那时，各类信息闭塞与滞后，与外界的交通不发达，运输成本较高，加之城市建设落后，人才流失严重，这些明显劣势制约着身处攀枝花的攀钢和19冶发展。
攀钢这样的单位，矿山就在本地，虽说外购原材料、设备备件和外发产品运输成本较高，但生产的产品销路还不错，所以还有生存空间。可对于19冶这样的工程单位，攀枝花本地市场容量较小，大量工程需要到外地承揽，在攀枝花的劣势使其在市场中完全没有竞争力。
在国家领导批示下，在有关部委和省市的支持下，19冶考虑把总部搬出攀枝花。最终在权衡管辖地域、交通便利、信息传递、土地供给等多方面因素，总部驻地选择了成都。
2004年初，19冶作出公司层面决策，将公司总部搬到成都。
2005年3月，19冶成都大厦破土动工。
2007年7月，19冶隆重举行成都大厦入驻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