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正明是叶挺将军生命最后阶段生活在他身边时间最长、年纪最长的孩子。对于父亲，他有许多话埋藏心头很久了，却一直没有说出来。在一次新四军军史研究会上，人们谈论到新四军军史编纂的话题，使叶正明深受触动，他突然表示愿意讲讲他自己心目中的父亲。
几天后，我们来到他的家中。显然，他做了充分的准备，找出了一些他家珍藏的资料。在夫人的陪伴下，身体状态不是太好的他侃侃而谈，从上午一直到了午后。此后，我们又围绕他父亲的生平长谈了一次。然而，文章写成后，他刚刚过目不久，就因病突然与世长辞，本文节选的，恰恰是他对父亲的最后追溯。
一
自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叶挺被强行扣押后，相继辗转上饶、桂林、重庆、恩施等地，一直处于严密禁锢状态。1943年五六月间，驻湖北宜昌日军以六个师团的兵力进攻鄂西，直逼国民*党**第六战区门户。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陈诚指挥14个军，与之苦战月余，致使日军在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后撤离战场。
国民*党**方面出于政治需求，称此为“鄂西大捷”，大加张扬。蒋介石对鄂西奏捷很高兴，提议组织慰问团赴前线慰问，并邀约各报刊记者随团前往采访报道，烘托气氛，*共中**主办的《新华日报》亦接到邀请。
周恩来闻知此讯后，亲定由《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去鄂西战区采访。行前，周恩来向与叶挺有一面之交的陆诒布置说：你此行有一项特殊任务。叶挺现在恩施，由第六战区司令陈诚负责看管，你带上我的亲笔信单独见陈诚，向他提出单独拜访叶挺，我料他不致拒绝。
陈诚看了周恩来的信后，果然安排陆诒与叶挺见了面。此后，叶挺的子女们，随叶挺的连襟麦畅生一家由澳门迁移到了广西桂林，而叶挺亦随之请陈诚替他向委员长说项，允许他和夫人李秀文离开恩施前往桂林。
叶正明说，这一切都是周恩来安排的，此前，母亲曾到重庆探监，到恩施与父亲见面，也是周总理一手安排的。
陈诚将叶挺希望赴桂林与家人团聚的请求报告了蒋介石，但蒋介石考虑到曾参与“福建事变”、几度高举反蒋旗帜的粤军老资格李济深正在桂林公干，担心与粤军有渊源的叶挺和李济深搞在一起于己不利，遂不同意他到桂林，而允其移住柳州，由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继续“照顾”。
深通世故的张发奎并不愿意叶挺到他的地盘上来，认为这是陈诚将“烫手的山药”甩给了他，因此对叶挺冷冰冰的。当叶挺提出从柳州赴桂林时，张亦不曾留难就放他走了。就这样，叶挺来到了桂林，与分别了四年多的亲属和孩子们相聚。
叶正明在《我的爸爸叶挺将军》一文中，记述了当时见面的情景：“已经有四年多没有见到父亲了，见面时，一切都变了，胖胖的脸已经显得消瘦了，乌黑的头发，已浮上了一丝丝的斑白了。这些究竟是谁给予我亲爱的父亲的呢？我们懂得憎恨了。”
二
刚到桂林时，叶挺夫妇和岳母、连襟及孩子一大家16口，都住在由李济深安排的一家小旅馆里。当时外面都传说叶挺获得了自由，这是因为蒋介石给了他一个“第四战区高参”的空衔，实际上是以此作为继续软禁叶挺的挡箭牌。
“我们始终享受着‘照顾’”，叶正明说，“旅馆隔壁就住着特务，前面马路上的一个小铺子里也有特务，父亲出门上街，那不必说特务肯定会跟着。就是连我这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子，上学时也被特务跟着，一直‘护送’到学校门口才作罢。”
“高参”的薪金不算少，但因战时货物奇缺，物价飞涨，加上住旅馆，16人的大家庭吃穿用，经济顿显拮据。为减少开支，靠了一些朋友的帮助，叶挺在七星岩一带找到了一间不算便宜的房子住下，每月纳租米二石二斗。
“当天气渐渐冷了的时候，妈妈的肚子也一天天地沉重起来，到了8月中旬，生了一个*弟弟小**，这是第九个了。物价的高涨与*弟弟小**的出世，使父亲生活的负担更加重了，生活的鞭子，把我们赶到快无路可走了。但更让人心烦的是特务的骚扰，他们像一群多疑的狐狸，总疑心你有什么‘异动’，影子般严密地监视着我们。”
叶正明给我们讲了几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些特务开始不认识叶挺，而是把他的连襟麦畅生当作了叶挺。为了挣点钱补贴家用，麦畅生有时上街摆摊变卖一些家中器物，结果总有特务来找麻烦。
还有一次，捉壮丁的人闯进叶挺家，他们不知道眼前这位衣着朴素的人是蒋介石亲命的高参，竟蛮横地说：你应该出去当兵了。叶挺听罢一笑，说：“我想你大概应该知道我是哪一个吧？”捉壮丁的大概想起了什么，连忙堆起笑脸说：“不，不，我不知道，请原谅。”边说着边忙不迭地走了。
后来，叶挺又搬了一次家，搬到更为偏僻的观音山麓一个防空区里。新家的后面有一座不太大也不太小的石头山，前面有一大块空地。“开荒吧，我们几个孩子除了上学以外，就整天拿着锄头，消磨在屋前的荒地上。带领我们的父亲干得尤其起劲……过了几天，父亲从市场上买了十多只羊回来。从此，我们放了学回家后又多了一项工作——赶羊。”
特务们像尾巴一样马上就跟来了。在距叶挺家前五六丈的马路边的一个小铺子里，住了四个特务，隔壁也住了一个。隔壁的特务常常拿着一根拐杖，跟着孩子们上山赶羊。他常常恐吓孩子们说山上有蛇，叫他们不要随便上山去，如果上山去的时候，要叫他陪同一路去，因为他是很会捉蛇的。小铺子里的四个特务，则专门在叶家人上街时盯梢。
在桂林，虽然依旧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但叶挺还是能和李济深、何香凝等故交，柳亚子、千家驹等社会名流过往互谒；周恩来也可通过地下关系，与他联络；一些新四军的老旧部，也悄悄地登门造访。这都是恩施的禁锢没法比的，叶挺长久紧蹙的眉宇稍稍舒展。然而这样的日子也就过了半年左右，蒋介石获悉叶挺在桂林与社会各界广泛接触的消息，极度不安起来。
叶正明说：“1943年12月25日，我和家里的其他孩子放学回到家里，发现父亲房间的门是锁着的。外婆一脸忧愁地告诉我们：‘你爸爸被绑了，你妈妈现在正设法打听消息。’我预感父亲的情况不妙，眼睛渐渐地模糊了……”
第二天，有一个穿军服的人拿了一封信走进叶家，对李秀文说：“叶高参叫我来请二少爷、四少爷、五小姐一道去。这里有他的亲笔信。”所谓二少爷、四少爷、五小姐，就是叶正明、叶华明、叶扬眉。李秀文看确系叶挺亲笔所写，就问来人：“要把他们送到哪里去？”来人说：“我不知道，这是上边的命令。不过行李要尽量带少些，坐飞机去呢。下午6点钟我们再来接他们。”
三
“12月26日晚，我、四弟、五妹三个离开了家。就是因为父亲开列的名单，使我们三个能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一直生活在他的身边。27日中午，我们乘火车赴衡阳，直到晚上11点多才下车。我们下车后，在一个宪兵的特务队里见到了父亲。只隔了一天一夜，就好像隔了十年一样，父亲的面容显得分外的苍老了，额头上也显出了一条条雨后蚯蚓般的皱纹……我们在衡阳住了三天，便动身坐木炭车到宝庆，刚到宝庆的一个晚上，那个送我们（其实是押解我们的）的营副叫我陪他睡，我知道他不过是怕我们逃走罢了。这一晚电灯通夜亮着，而且还有一个拿着枪的宪兵在房里通宵地看守着，如此我们过了18夜才走到目的地——恩施。”
在恩施，叶正明才听父亲讲述了他在桂林被骗遭捕的经过：
12月25日上午10点钟的样子，住在隔壁的特务走进叶家，对叶挺说：“你们的羊有一只给人家偷去了。”叶挺没想到其中有诈，便披了一件外衣，跟着特务出了后门上山。
上到半山，前面那个特务站在岩石上好像等人的样子，见叶挺跟上来就跳下岩石。这时，从四面八方的山石后面，涌出二十多个拿手枪的特务，围住了叶挺。一个好像是领头的，就是“送”叶正明的那个营副，拿出一封信递给叶挺说：“郭副长官（即国民*党**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忏）请叶高参到恩施去玩一下。”
叶挺大怒，说：“请，为什么不到我家里去请？你们是土匪吗？你们不是国民*党**？”“是。”一个特务说。叶挺又说：“三民主义是不是教你们当土匪的？你们懂不懂三民主义？”“不懂。”一个特务大胆地说。叶挺抬起手，打了那个特务一个耳光说：“不懂三民主义，就不配做国民*党**。”那特务说：“你打我也没关系，这不过是上司的命令罢了。”
这批人随即拥着叶挺转过山后，从另一条路下山，山下有一辆大卡车等在那里，他们把叶挺扶上车，开到宪兵第五团的团部。叶挺就是在这里，写了那封接叶正明等三个孩子跟他走的信。写完信，那批人就押着叶挺坐卡车先去了衡阳。
后来叶正明也是从父亲那里得知父亲要他和四弟、五妹来的用心。叶挺有了一大家子在桂林度日维艰的经历，自己在离开之际带走三个孩子，可以减轻妻子的负担。他不带老大叶正大，是因为老大毕竟年长些，可给妻子打个帮手，协助照理家务。跟着自己的孩子，也许要吃些苦头，所以太小了什么都不能自理也不行，所以点了正明、华明。而扬眉，是叶挺最喜欢的孩子。叶正明说：“父亲和母亲都喜欢有个女孩子，但连生几胎都是男孩，直到第五个，才有了个女儿，姨妈说总算扬眉吐气了，五妹就叫了‘扬眉’。我们家老六也是女儿，她生下来眉毛直直的，就取名‘剑眉’。父亲特别喜欢扬眉，让她跟在身边，或许能使父亲在被禁锢的沉郁中，多得到几分慰藉。”
四
回忆起陪伴父亲度过他人生最后岁月的日子，叶正明思绪不绝如缕。他说和父亲一起到了恩施，他们先是在招待所里住了一个多月。每天晚上，房间门外都有宪兵看守着。一个月后，他们搬到城外的朱家河，即去桂林前叶挺被禁锢的原住所。
叶正明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他对新家作了这样的描述：“我们的家在城外的一个小山脚下，隔壁是一些淳朴的农民和一些小公务员，家里有两个勤务兵（其实都是些以勤务兵的牌子做幌子的特务）。我们养了一二十只白兔（后来增加到50多只）和十来只鸡鸭。屋前十来丈有一条不深的小河，后头有一个荒山。为了贴补生活费用，爸爸和我们三个孩子，曾开了一二亩的荒地来种菜。早晨，我们起来就到野外走走，或者进城去买菜（父亲进城时有特务暗中跟着），中午有时是我们自己煮饭，因为‘勤务兵’偷懒去玩了，或去作报告了。午后，我们带一点零食，到离我们家里大概有二三里路远的南门河去玩。晚上吃完了晚饭的时候，父亲讲很多他在军中的生活和解放区中的事情给我们听。
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他们为什么能以低劣的*器武**来战胜*器武**精锐的敌人，我们知道了解放区为什么一天天扩大，而国民*党**的领地却一天天缩小，八路军、新四军的*队军**为什么是自愿的，而国民*党**的部队都是要拿着枪去捉。”
家安顿好后，父亲和叶正明及弟弟、妹妹给母亲写了封信，此后，孩子们每个礼拜都要写一封给母亲的信寄往桂林，告知他们的近况，表达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又过了些日子，孩子们都上学了。叶正明被送到据说是全湖北最好的中学，但他自己的感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第一天进去，人家就叫我小*产党共**……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没有觉得舒服过。”
比起和父亲在一起的生活，叶正明感到学校里所教习的那一套非常枯燥乏味。他有时就把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有关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的事情，讲给同学听。结果有一天，一个校工拿了一张条子来找叶正明，说校长请他去，他马上就猜想到，可能是有人把他告发了。
“果然，到了校长室，校长拿了一张同学告发的报告，掷到我的面前说：‘你看吧。’我知道这是没有好结果的，便说：‘校长，请问你现在打算把我怎么样呢？’校长含了一种恶意的微笑说：‘你回去想一下吧，如果改过的话，你明天就写一张*过书悔**来给我，不然，哼！’我知道这‘哼’字的含义，不是留级便是开除。学期终了时，我果然收到了一张留级的通知单。我感到很光荣，因为我能为我的信仰而牺牲——虽然只是这一点点牺牲。”
叶正明对于因不写“*过书悔**”而受到学校留级的处分，不仅没感到沮丧，反而感到光荣，这还在于他的态度和做法得到了父亲的赞许。叶挺对孩子们说：不写“*过书悔**”是对的，一个人从小就要有骨气，就要不怕恶势力。
叶挺深知，自己的孩子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学校里和社会上受到不公正待遇，受到一些委屈，是因为自己的信仰和人生道路的选择所致，但恰恰是在这些问题上，他绝不可能放弃和改变，所以自己身边的孩子们就可能继续碰到这样那样的为难冷落。为了让孩子们感到温暖和安慰，每当孩子们放学回家的时候，叶挺就想尽办法给孩子们做些好吃的，带孩子们去逛书店，到郊外去野游、游泳，让他们感受父爱和大自然的温馨。
五
叶挺自参加中国*产党共**后，作为军事将领，一直处于戎马倥偬之中；而当他与组织失去联系后，一方面要忙于生计，一方面又积极地与反蒋的各派力量联络，因此孩子们看到的总是父亲忙碌的身影，却不能像普通人家的孩子那样，长时间地感受父亲的存在。
然而在恩施被软禁的日子里，叶挺一方面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一方面他有意识地想给身边的孩子多一些家庭的温润和悦，这使得叶正明对父亲有了更深的印象和理解。他能经常听父亲讲一些过去的经历，而且渐渐明白了许多事理的他，还向父亲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软禁中的叶挺，对孩子的提问，一一给予了解答。
“你们兄妹三人被接到父亲身边后，一起生活了两年的光景。但你们又不是在你父亲获释时，才和他一起得到自由的，那你们又是如何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管的呢？”我们继续发问。
“大概是在日本投降后的三四天，我在学校接到了一个走的通知，就回到父亲身边。到了8月28日，父亲就和我们起程前往重庆。送我们的有一个国民*党***队军**的副官和几个荷枪实弹的特务，他们甚至还带了一挺轻机关枪。9月14日晚，我们乘坐的船靠在了重庆的一个码头。其实在离开恩施前，父亲就有了让我们先脱离监禁生活的念头。他给每个孩子都塞了一些钱，然后就一直在寻找适当的机会。这次到重庆时天色已晚，特务们不便押送，就安排我们在码头附近的一家小旅店安歇。父亲感到机会来了，就悄悄对我们说：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离开这里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找周恩来伯伯。如果有人拦住你们问到哪里去，你们就说是到姨妈家去玩。说完，他还写了纸条掖在我们身上。”
第二天清晨起来，还没有动身的迹象，可特务们却不知为何都不见了。叶正明后来猜想他们不是去找上司汇报请示，就是到外边吃饭去了。孩子们看见父亲一个劲地朝他们使眼色，就立即一起跑出了旅店。他们刚刚登上一辆黄包车，就见几个特务朝旅店走来。特务们看见了叶正明兄妹，远远地高声问：“你们干什么去？”他们一面回答说到姨妈家去玩，一面催黄包车夫赶快跑，并许愿会多给他车钱。
黄包车夫跑起来，几个特务在后面追。但是他们追了几步就突然停了下来，又返身向旅店跑去。叶正明估计是他们发现叶挺并不在孩子中间，怕叶挺使用了调虎离山计，意识到孩子跑了事小，要是让叶挺没了踪影，他们可真吃罪不起。
“是父亲吸引了特务们，才使我们顺利地摆脱了监禁。在我们几个孩子中，只有妹妹扬眉到过曾家岩50号，见过周恩来、*颖超邓**。经她带着寻找，终于找到了曾家岩50号。过了一阵子，我们才在这里见到了周恩来和*颖超邓**。这大概是因为当时正赶上毛主席来重庆谈判，周恩来他们工作都很紧张忙碌的缘故。”
周恩来也很喜欢叶扬眉，听说是叶扬眉凭依稀记忆找到了这里，就夸奖她聪明。
周恩来见到孩子们后，曾批评在曾家岩的工作人员没有及时汇报情况，否则马上安排营救，或许就能让叶挺早些脱离羁縻。但是，他还是想了一些营救叶挺的措施，例如，他要和叶挺一起生活的孩子中年纪最大的叶正明，写一篇文章，记述他们和父亲在恩施监禁地以及被押解到重庆的情况。
此刻的叶正明已经16岁了，他很快就把文章写了出来，题目是《我的爸爸叶挺将军》。周恩来看了叶正明写的文章，认为不错。他对叶正明说：“文章现在还不能发表，什么时候发表，要由中央政治局研究定。”这篇完稿于1945年11月2日的文章，直到1946年2月才在《新华日报》上刊登。
文章写出来不久，叶正明、叶华明兄弟就被周恩来安排乘飞机前往延安。为了保护这两个孩子，飞机是以*剑英叶**孩子的名义联系的。临行前，周恩来得知叶家兄弟属于“福”字辈，原来读书时用的名字中都带一个“福”字，叶正明叫叶福麟，叶华明叫叶福恒，便亲自为他们改为“正明”、“华明”。
六
经过中国*产党共**的一再努力营救，叶挺终于在1946年3月4日获得释放，周恩来专程从延安把叶挺最喜欢的女儿叶扬眉带到重庆，让她在第一时间迎接自己父亲的出狱。
1946年4月8日，按预定的安排，叶挺及夫人和女儿叶扬眉、尚未取名的孩子阿九，将同参加重庆谈判的*共中**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参加巴黎国际职工代表大会归来的*共中**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乘坐美军的47型运输机回延安。
这一天，*共中**中央在延安的最高领袖毛*东泽**、*德朱**、任弼时等，以及秦邦宪、邓发的夫人，都来到延安机场迎接。叶正明和弟弟叶华明，也被朱老总派专车接到机场迎候父亲的到来。但他们一直等到傍晚，也没等到飞机和父亲、母亲的身影。
两天后，噩耗终于被确认，叶挺等人乘坐的飞机在山西省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坠毁，机上人员全部蒙难，整个延安都被一种黯然的气氛所笼罩。
叶正明是在4月12日得知这一消息的，那天他和弟弟华明乘车来到朱总司令的家里。在这里，他们看到了报纸上父母遇难的消息。“我们很悲伤地哭了，但是尽哭又有什么用呢？康（克清）妈妈对我们说：‘不要哭了，人死了是不能哭活的，你们只能用心读书来继承你们父母的遗志……’”
第二天，他们来到毛*东泽**的窑洞。毛*东泽**以父辈的温厚和慈爱，对突然失去父母的两兄弟备加抚慰。他对两兄弟说以后可以到他的家来，“我们的家，也就是你们的家。”
4月15日，延安各界人士2000余人，参加了*共中**中央召集的追悼活动。活动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德朱**致悼词，*少奇刘**也讲了话。叶正明兄弟在悼念的人群中，悲戚的泪水流个不停。
心中充满着凄怆的叶正明，又写了一篇悼念父母的文章——《给死了的父亲母亲》，文章于1946年4月18日由延安的新华社播发。
……
“1962年的一个礼拜天，周恩来总理把我们叶家在北京的三个孩子都找去，到西花厅吃饭。那时我们都成家了，所以都带着家属。席间拉拉杂杂谈了许多话，突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关于你们的父亲，由于你们那时年纪小，所以根本不了解。我想等你们几个兄弟都能集中起来的时候，我来给你们讲讲你们的父亲……’那天周总理开了个头就刹住了，我们很想听他给我们讲讲父亲的事，但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不都在北京，一直也没有集中在一起。再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便永远地失去了机会。这是最令我惋惜和遗憾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