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的造雪工厂，机械的流水线天使，昼夜站在噪音和白炽灯光中，麻木地制造着美丽的雪花。 ——乌鸟鸟《大雪压境狂想曲》
2015年冬天在北京新工人剧场，一场工人诗歌朗诵会正在举行，正如诗人杨炼所说这场中国工人的诗歌朗诵会会留下深深的印记，它是当代活的中国、真的中国，体现在文字里的中国。
影片《我的诗篇》正如这场朗诵会一样，镜头通过展示六名中国工人进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稍显残酷的社会中如此多的不公正的待遇，“阳光不会公平的洒在每个人身上”。
六名平凡的工人，他们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是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也是所谓的落后者，有时候还是牺牲者；他们漂泊于故乡和城市之间，忙碌于幽深的矿井和繁忙的流水线，饱经人间冷暖，却写出壮丽的诗篇。
影片选择的题材本身具有打动人心力量，想象一下，在地下630米的矿井深处，在四川大凉山彝族聚居地、在黑暗幽深的无尽隧道等等这些并不兼具诗意与浪漫的场景，与美好的文学艺术作品诗歌结合在一起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工人们把真正的生存经验以及对待生活的思考注入到诗歌的形式中，诗歌赋予坚持美好生活信仰的工人们以希望，这是独特的属于工人们追逐的浪漫情怀。
但是纵观影片却会令人有所失望，形式大于内容的弊病使影片没有将完整的情感细腻的表现出来，而是在隔靴搔痒。
虽然《我的诗篇》是一部纪录片，但是纪录片也绝不是纯粹客观的，重点在于影片想要表现什么，很显然《我的诗篇》这一点是不明确的。真实的记录是纪录片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只停留在记录可能是不合格的，如果只完成机器应该完成的工作，那导演的意义何在？
所以，与影片中的工人诗人相比，这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倒像是工人诗人的对立面呢。
影片《我的诗篇》选取的六位工人非常具有代表性，他们处于各行各业的底端，他们做的工作是为羽绒服填充鸭毛、为裙子熨平衣褶、山洞里爆炸开路、地下矿井工人、叉车司机以及富士康的流水线员工，尽管所处的环境十分艰难，但他们仍然在努力着，或者以自己方式向世界告别。
如此丰富的个体，他们有发生各种故事的可能性，事实上，作为没有话语权的金字塔最底部，他们也在时代洪流下发生着各种各种的故事，经历着悲欢离合。有面对传统文化无法继承的困境也有对于如何实现美好生活愿景的思考以及对于如何给下一代讲述他们的故事等等。
反观影片，影片的讲述充满破碎感，散乱无章，使观众很难判断通过拍摄这些影像画面讲述这些工人的故事究竟想引导我们去思考什么？
影片无解。多数的一笔带过加上稍显错乱的剪辑以及频繁的在银幕上复现诗歌的内容，实在让人凌乱。
例如影片中，陈年喜失业后打包行李回到家乡，来到妻子的房间，对着摄影机一一介绍家中的陈设，随后拿着和妻子的结婚照片朗读曾经写给妻子的诗，这一段看的尤为尴尬，就好像主人公知道摄影机在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找点话题而读起了写给妻子的诗，美好的事物通过极其不美好的形式表达出来，使其本身的打动人心的情感大大削弱。
如果说影片没有提出问题倒也有失公正，在讲述老井的故事时，老井提到，“我们戴的安全帽，在井下也是一种权利和地位的象征，黑帽子都是普通工人，假如戴红帽子的都是管理人员”，此处的阶级对立意味颇为浓厚，只是如此直白明显的戏剧效果，怕是与纪录的初衷相违背吧！
若把直白贯彻到底也无可厚非，但是在处理邬霞的段落时，收尾的部分又用到了隐喻性镜头画面。当然也可以解释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虽然在此并不同意这种解读。
当然了，影片表现的人物真实的情感还是很打动观众的。
中国太大，而我们知道的又太少，《我的诗篇》正是展示了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不太熟悉的那部分群体的生活。时代的变迁发展似乎难以顾及到每个个体的生存状况，但是，无论快速发展至多么繁荣，改变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不会改变的是每个人对于美好的向往。
六位普通的工人，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情感为诗歌注入灵魂，发出自己微弱的声音。
影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工厂流水线的女工邬霞，在她的家里，衣柜中挂着各式各样的吊带裙，一些裙子已经很旧了，但是邬霞还是整齐的挂在衣柜中，对于吊带裙的喜爱并没有因为艰难的生活状况而有所动摇。
在谈到吊带裙的时候，邬霞眼中闪耀着光芒，在她的讲述中，我们得知，于她而言小裙子可以容纳一切美好的事物，呆板简单的工装无法约束一颗向上向善的心灵，于是深夜的吊带裙便成了全部的精神慰藉。
在镜头前，邬霞身穿吊带裙，虽然岁月的沧桑在脸上留下些许痕迹，但是清新自然的美依旧让人心动，以至于忘记在此之前，她已经在深圳打工很多年。
“我的诗篇”是他们写给世界的情书，诗意照进苦涩的现实生活。
从这个角度讲，仿佛格格不入的是偏见与愚昧，是自以为是的不一样，其实却在追逐名利，急于求成。简单和质朴反倒成为难能可贵的高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