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推介的泰山石刻（52）系在云步桥南“天下名山第一。光绪庚子八月，石祖芬” 此前曾推介过三官庙石崖“渐入佳境 。庚子闰八月，岱宗权守石祖芬题”。这两处石刻都刻于光绪庚子年（1900年），作者都是石祖芬，职务“岱宗权守”引起了我的关注，经查石祖芬留在泰山的题刻除了这两处，在红门宫还有一处，“中天门外梵仙乡，枫叶初经九月霜。独倚乔柯舒冷艳，不侪凡卉炫秋香。孤红莫恨荣华晚，众绿都成惨淡光。休上危桥云步迥，更高寒处更凄凉.经石峪看红叶诗。光绪辛丑九月既望，吴门石祖芬题。”红门宫这处刻于次年的九月（1901年）。
在泰山繁多的摩崖碑刻中，大部分是镌刻在登山盘道的两侧，其中一部分文字的立意，是把攀登泰山等同于人生的旅程，用阐释和激励向上的词汇，来借景说教或鼓励人们，如在“孔子登临处”石坊前的“登高必自”，语出《中庸》“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意思是登高必须要从低的地方开始，远行一定要从近的地方起步；另外红门宫北的民国三十三年刻的“勇登仙境”；快活三里石壁上所刻“从善如登”；升仙坊下东崖，明代姜学海、张之庆题书的“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等等，这些摩崖石刻无不带着积极的劝教，而此方落款为“吴门石祖芬”的诗刻，初读来便让人感觉有一些消沉，特别是那句“休上危桥云步迥，更高寒处更凄凉”，甚至让人感觉到一种悲凉的劝戒，此方碑刻又镶嵌在登山刚刚开始的红门宫侧，让人不由的生出莫大的疑问。作者是谁？出于怎样的情形竟然写出这样的话？
作者石祖芬，字芷沅，江苏吴县人，生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884年刘铭传抗击侵台法军时入刘幕府中司文牍章奏，1894年以山东知府出任横滨理事。1900年3月《胶济铁路章程》章程签订后，以候补知府总理会同勘办铁路事务。第二年人代理*安泰**知府，光绪二十八年(1902)致仕归养香溪。民国后尚在世。
石氏留在泰山的题刻，除了红门宫的这一处，另外还有两处，一处在云步桥南“天下名山第一。光绪庚子八月，石祖芬” （图3）；一处在三官庙石崖“渐入佳境 。庚子闰八月，岱宗权守石祖芬题” （图4）。这两处石刻都刻于光绪庚子年（1900年），而红门宫的那处则刻于次年的九月（1901年）。
石祖芬是一位饱读诗书的人。但到40岁才去刘铭传的幕府做司文牍章奏，此职虽得到国家的承认，但不在国家官制系统之内,不属公职。一方面说明他确实有才干而被聘用，另一方面可看出他的仕途很一般。直到50岁才以山东知府出任横滨理事，可见他是有外交方面才能的。但此时的清帝国任人宰割，弱国哪来的外交，差事不光难办，搞不好就会被摁成替罪羊。56岁时中德签订《胶济铁路章程》，这年3月又被袁世凯委派以候补知府总理会同勘办铁路事务，而“会同勘办铁路事务”也只是个摆设。果不然这年8月，石氏已经来到*安泰**做了个权守，权守是代理知府。看来此时的石氏，便只好寄情于眼前的山水了，两个月间，他在泰山上留下了两处石刻，先是八月刻“天下名山第一”，也许一直忙于科考仕途，石氏一直没登过泰山，这是初次登临时给他的震撼，但他也不看看，八国联军正攻入北京，慈禧和皇帝都跑了，他这是哪来的心情。接着闰八月又题刻了“渐入佳境 ”则更让人费解，如果说刻“天下名山第一”，是面对国家劫难时表现的一种士气，那么刻“渐入佳境 ”完全可以看作是当时的自我逃避和麻痹。时隔112年我们无法明白他当时的想法，幸好第二年的深秋他在泰山又刻下了这首《经石峪看红叶诗》，也许能帮助我们探知他内心的苦痛和无奈。
中天门外梵仙乡，枫叶初经九月霜。
独倚乔柯舒冷艳，不侪凡卉炫秋香。
孤红莫恨荣华晚，众绿都成惨淡光。
休上危桥云步迥，更高寒处更凄凉.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有一万个登者就有一万座泰山！此诗中石祖芬眼中的泰山，眼前的红叶，已经不再是自然的泰山和红叶了，而是他自己半生履历和品味后的仕途之山，对国家兴亡和自身去路的感怀之叶。石氏身为那个时代的封建文人，其人生的规划，从一开始就注定遵循，孟夫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出世、入世教诲，他很有才学和才能，可朝廷腐败，国力衰微、吏治混乱，石氏有报国之心但无报国之门，但最后看到列强的强大和跋扈、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所受的耻辱、李鸿章的结局，也许此时让他顿悟了，便是有才能、得重用又能如何，在这样的时代他们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他也许不知是谁的错，但他还依然恪守着文人的信仰，此诗写后不久石氏便致仕归养香溪了，这首诗也许正是他离去的辞职报告，不过不是呈给上司的，而是刻在第一山上给天下和后人看的。也许当我们稍微体味到诗人的心境时，我们有的不仅仅是一个寒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