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女性形象与现实生活对比 (传统中国电影女性形象)

电影里面女人的形象,电影女性形象与现实生活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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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里面女人的形象,电影女性形象与现实生活对比

文|蕴藏冬夏

编辑|蕴藏冬夏

在苏珊·孔尼隆主编的《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中,她通过大量文本分析,揭示出在以男性经验为主流的文学传统中对女性形象的扭曲描写,即“天使与妖妇”模式。

圣母、缪斯、弥尔顿笔下的亚当之妻、但丁笔下的贝亚特里奇、歌德笔下的玛甘泪以及其他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的许多女性人物是单纯、温柔、可爱、帮助男性的天使;而莎士比亚笔下的高奈瑞儿和里根、萨克雷笔下的佩姬·夏波,神话里的塞壬、斯芬克斯、美杜莎和沙美乐,她们拥有男性的才能和艺术,诱惑且窃取男性的生产和生殖能力,是恶毒、自私的妖妇。

天使的形象折射出男性内心深处对女性的期望,他们心中理想的女性是处于从属、被动地位、能完美服务男性,且心甘情愿并以此为荣的形象。而妖妇的形象则反映出父权社会对有自我言说能力女性的憎恶。而在这类妖妇作恶的文本里,男性常作为拯救者的形象出现,英雄式的美化凸现出男性作家对父权诗学逻辑的维护和强化。

男性对女性形象的假想同样也影响着妇女作家,他们将女性禁锢在这种不现实的文本里,造成了女性不光对自己的创作还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和自卑情绪,即“妇女作家身份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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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她们采用更加迂回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的文本。一方面,她们迎合男性审美,另一方面又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反抗。所以不同于男性作家笔下的纯粹天使和妖妇,妇女作家笔下的人物很多都是“天使和恶魔”分裂的双重人格。

伍尔夫作为女性主义先驱之一,思想具有超前意识,但她的作品也不免带有时代烙印,“天使与恶魔”模式亦是她作品中的主要形象。“天使”是代表社会对女性的规范和陈旧定位,符合规范的女性会得到社会的高评价,而“恶魔”则是对不规训女性的惩诫,它在妇女作家笔下象征着拥有自我言说能力女性的抗争。

而很多时候,这两者会出现在同一人物上,这种分裂人格其实折射的是作家自身的双重身份,体现着妇女作家在男性权威主宰下的身份焦虑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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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焦虑在《时时刻刻》里被迈克尔·坎宁安具体化,通过对伍尔夫传记的戏仿,女作家作为人物出现在他的文本里,并用伍尔夫惯用的意识流手法把她的焦虑体现得淋漓尽致。《时时刻刻》是迈克尔·坎宁安出于对伍尔夫的崇拜和理解,采用后现代互文性的文本策略,对伍尔夫的作品《达洛维夫人》进行的全面模仿,其中的人物、主题、意象都能在《达洛维夫人》中找到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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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禁与逃离”主题下的“房中天使”

20世纪女作家遭受着“作家身份焦虑”和艺术创作冲动之间的挣扎,挣扎的结果是她们的文本里都出现了“监禁与逃离”的主题,她们笔下的人物多多少少都经历着“天使与恶魔”双重人格的分裂痛苦。

维多利亚时代,社会上流传着许多有关“理想妻子”的文学作品,无形中塑造着男性眼中理想女人的印象。其中,考文垂·帕特莫尔的长诗风靡一时。“房中天使”狭义上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崛起,在以这个阶级为主的群体中,女性以家庭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以成为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和乐于奉献的家庭主妇为追求。

她们的责任包括,满足丈夫的需求包括生理及其他、照顾孩子使之健康成长、家务劳动。在中产阶级,许多家务劳动实际上是由家中的仆人们完成。而女主人则应该是“仆人*队军**的指挥官”。

广义上,“房中”也被引申为男女两性共在的一个场景、特定空间。在这样的场合里,女性化为天使和歌颂者,支持男性的权利、附和男性的观点、维护男性的威严。在现代社会中,“房中天使”的要求已经从家庭里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而“房中天使”也是伍尔夫作品中的重要形象,《达洛维夫人》里的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里的拉姆齐夫人,都是她“房中天使”的代表人物。《到灯塔去》以家庭中的小儿子想去灯塔为线索,描写了拉姆齐一家及随行的客人在一战前后的家庭生活碎片和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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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齐夫人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用她的美貌、温柔、社交技巧抚慰着丈夫和客人等男人们,关心和救济穷人,打理着家庭事务,成为家庭成员和客人眼里一致认为的天使。她自觉地将自己放在次要、奉献的地位,尽量缩小自我,以贬低自己和女性来衬托男性的自尊心,并以此为职责,是当时标准意义上的“理想女性”。

一方面,拉姆齐夫人极力劝她身边的年轻女人步入婚姻,她认为,不结婚的女人是把人生最美好的部分彻底错过;另一方面,她也在所有人都离开的夜晚对婚姻和自我感到迷茫,她象“一朵盛开之后的残花一般……整个身躯精疲力竭地瘫软了”,并且感叹道:“啊,从来不能单独呆着是怎样一种折磨啊”,在拉姆齐夫人总结自己的时候她感到自己“不过是一块吸饱了人类各种各样感情的海绵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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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洛维夫人》里描写了克拉丽莎作为上流社会的夫人,为丈夫打点人际关系而举办宴会的一天。达洛维夫人不但把家庭事务操持地井井有条,而且以协助丈夫的事业为自己的使命,人生仿佛很有奔头。然而在内心深处,她对这种生活充满了怀疑。她少女时期的心动对象和初恋情人都是内心丰富、极端浪漫主义的人,她向往少女萨利的自由独立,与诗人彼得有说不完的理论,进行着精神上的交流。但她最后选择进入主流社会,嫁给议员达洛维,困在婚姻的琐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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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完全的“天使”拉姆齐夫人,达洛维夫人的自我意识和逃离感更加强烈,她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无法用拉姆齐夫人信奉的法则说服自己。她虽然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一间小小的阁楼,但这个小空间对她来说只是调节心情继续进入男权主流社会的一个缓冲地带,并不能作为逃离的驿站。

如果说“房中天使”拉姆齐夫人只是初步感到迷茫,达洛维夫人则是有了比较明显的自我意识,但苦于没有实践的时代条件和勇气,所以当她得知老兵赛普蒂默斯自杀的消息时,她是有“解脱”的轻松感的:“她不知为什么觉得自己非常像他——那个自杀的年轻人。她为他的离去感到高兴,他抛弃了自己的生命,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继续生活”。达洛维夫人虽然自己没有自杀,但她对于以自杀为途径的逃离方式是认可的。

但是实质上,拉姆齐夫人虽然溘然长逝、达洛维夫人认可自杀,但真正的“房中天使”并未被杀死,拉姆齐夫人自始至终都以此为人生模板,克拉丽莎也还是继续着“达洛维夫人”的生活,并未变回“克拉丽莎”。

而这种“房中天使”的形象,里被概化成“劳拉”这个人物。劳拉生活在二战后的美国。二战时期,美国男人在前线打仗,国家和社会号召女性走出厨房、走向社会,同时出现了像“铆工罗茜”之类的更英武更强壮更接近传统男性特质的女性宣传形象,使在厨房的女性深受鼓舞。于是大批女性从家庭这个私人空间走向职场这个社会空间。

然而,当男人们从战场回来,有限的社会职位自动让位于对国家和社会有贡献的“英雄”们,国家和社会又开始鼓动女性回归厨房,做“家里的天使”。她们在早上送丈夫上班,丈夫把门“砰”地关上,她们便与世隔绝了。劳拉就是这些女性中的一员。一方面,她作为妻子和母亲有社会加诸她的责任,是家庭里的天使,另一方面她作为一个敏感细腻的人有自己的自我,她喜欢阅读,希望有自己的精神空间。

早上,劳拉眼神空洞地起床,倚在床头阅读《达洛维夫人》,爱她的丈夫心疼她的孕身,帮她买了花。有一个画面是劳拉的书散落在床头柜下面,可见,家中并无空间放置代表她精神自由空间和独立人格的书籍。尽管她不停努力地做一个贤妻良母,但是她失败了,她把“人人都会做”的蛋糕做得一塌糊涂,也不会应对时时观察自己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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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做不好因为那不是她天性的东西,花朵图案装饰的温馨小屋像一个金丝笼将她困住。影片中她有两次想要外出,一次是想早上出门买花,一次是想送基蒂去医院,但都未能成行。她心里的痛楚使她甚至希望以死亡换解脱。于是她开车去了旅馆要了十九号房间试图自杀,这次,她终于有自己的空间了。

但劳拉最终战胜了自杀的念头,同时也决定告别自己平庸的生活,她离开了丈夫孩子。这是现实生活中一个母亲和妻子所能遭受的最严重的指责。然而,劳拉勇敢地正视自己内心的呼唤,也勇敢地承担了未来岁月施加给她的良心和道德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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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正处在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前夕,面对家庭和社会责任带来的心灵监禁,劳拉除了走上绝路,有了更多选择。也正是由于前人思想的点拨——影片中的前一个镜头是:弗吉尼亚对小侄女说“我本来想让我的女主角自杀,但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劳拉意识到,死亡是容易的,背负着“谴责”和“折磨”的自由却更为艰难。而劳拉为了追寻自我选择了最难的那条路——逃离。

对劳拉来说,她因为失去自我而赴死,为了找回自我而活。所以在后人迈克尔·坎宁安和史蒂芬·戴德利看来,自杀、“身心交病”并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还有其他办法可以杀死“房中天使”、找回女性自我,尽管这种方式留给这个家庭的是无尽的苦难。

在《时时刻刻》的电影文本中,新世纪的克拉丽莎经济上已经完全自主,她和同性女友生活了十年,并且通过现代技术的帮助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孩子,她的爱情完全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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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丽莎这个角色完全不是“房中天使”,也不是极端意义上的反抗者。她身为图书编辑在纽约有自己的事业,有理性的头脑和掌控生活的能力,同时她多愁善感、重视感情,是个典型的美国现代女性形象,也是兼具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人物。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双性融合的人物,克拉丽莎仍对生活感到迷茫。克拉丽莎的人物性格设置和达洛维夫人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热爱生活,把开派对和社交当做自己的任务,并且怀疑自己生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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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丽莎数年如一日地尽心照顾前任情人——身患艾滋病的天才诗人同时也是劳拉的儿子理查德,并试图从这位天才身上找寻生命的意义,逃避自己的庸常生活。相较于弗吉尼亚和劳拉,她更全面地融入社会,是个社会人,有典型的社交型人格。她把生活的意义完全依附在理查德及他的爱身上,理查德是她生活的支柱。

所以,她对花店店主质疑理查德才华的言辞以及理查德前男友路易斯把他的书扔在沙发上的行为感到气愤和绝望。克拉丽莎守候理查德并且依赖理查德,二者互为牢笼。在这一天里,克拉丽莎被理查德点破“用举行派对来掩盖自己心里的空洞寂静并质疑她“你自己的生活呢?”克拉丽莎虽然掩饰说人们为彼此而活但是掩饰不住自己心里的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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