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的人才流失
华说
刻下进行中的全国*会两**，往年照例是3月召开的，因为众所周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突袭，今年推迟至5月下旬。自然，在这样的背景下，涉及公共卫生的话题为舆论所格外关注了。
譬如说，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的何琳副所长在医药卫生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上所举的一个例子，经媒体报道后，立刻“刷屏”了。她说：“我们2018年流失的一个博士，上海复旦大学流行病学与统计学毕业，现在已经到深圳去了。作为40岁的副主任医师，2017年全年的收入只有8.2万元。”
疾控人才队伍的流失不始于今日，由来已久，何琳本人也已经连续三年提交了以“稳定疾控人才队伍”为主题的相关提案。此番发言之所以“刷屏”，无疑是“复旦毕业40岁博士年收入仅8.2万元”这个例子太有冲击力。一个名校毕业的博士生，40岁年富力强之际，年收入8.2万元，具体、直观，人才流失的根源一览而尽，收入待遇也——用何琳的话说，“这个待遇的问题是最严重的，因为整个疾控中心在医疗卫生里面已经边缘化了，用一些老百姓的话来讲成扶贫对象了。”
这当然不是极端的个案。最新一期的《瞭望》周刊在报道中援引了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摸底调查，调查显示，本科生毕业后从事本专业（包括推荐免试研究生）的只有一半，研究生毕业后会有 5～6 成从事本专业，三年后这一比例仅剩 4 成左右。该院院长何纳说，很多省市疾控中心人员待遇不仅低于同级医院系统，还低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比如上海市疾控中心人员 2018 年前工资收入不到三级医院医生平均工资的一半。报道说，“这种差距在西部更大。记者了解到，西部某省疾控中心正高级职称人员，待遇为同级医院同职称人员的 1/3 甚至 1/4。曾在该省疾控中心工作的一位博士告诉记者，他是副高职称，2018 年离职前每个月工资是 6000 多元。”
隔行如隔山。别的行业不论，为什么同在医疗卫生行业，疾控人员的收入待遇大幅低于同级医院同职称人员——按照上述的报道，上海疾控中心人员 2018 年前工资收入不到三级医院医生平均工资的一半，而西部某省疾控中心正高级职称人员，待遇为同级医院同职称人员的 1/3 甚至 1/4？同是医学人才，为什么待遇会如此悬殊？
以余观之，这里的关键，是疾控人员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是共用品，而医院里的医生提供的诊疗服务是私用品。共用品有难以收费的困难，而私用品则无此困扰。这是医院的收入远高于同级别疾控中心进而导致医生收入远高于疾控人员的原因所在。
共用品、私用品是经济学特有的概念。两者的划分，以享用的性质而定。所谓共用品，是指多人可以共同享用而互不干扰的物品，私用品则不能共用的物品，我享用了你就不能同时享用。因此，私用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个人需求曲线向右横加，而共用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个人需求曲线向上直加。共用品、私用品与所有权无关。共用品可以是私有的，私用品也可以是公有的。
各级疾控中心的主要职责，是提供包括传染病、慢性病、职业病、地方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与评价,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调查与危害风险评估；研究制定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和国家免疫规划并组织实施等在内的公共卫生服务。公共卫生服务搞得出色，譬如说将传染病控制住，每一个生活其间的人都因之而受益，但没有人为之付费，摆明了是共用品。医院里提供的诊疗服务则与之不同。每一个身体有恙之人前往看病，都是需要付费的，而且不同质量的诊疗服务——有普通门诊，有专家门诊，还有特需门诊，专家又有不同的层面，有副主任医生、主任医生等，收费各各有别。不愿付费之人是看不了病的，私用品也。各级疾控中心无从向受益人收费，但医院没有这样的困难，收入自然大相径庭。
当然，一些地方的各级疾控中心也提供收费服务。譬如说，某地的疾控中心的官网上，有“社会服务”这一栏，点进去，可以看到，其提供包括生活饮用水及其他水样委托检测，消毒产品委托检测，化妆品委托检测，都是明码标价的。这些服务，私用品无疑。然而，总体而言，这样的收入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
依靠全额财政拨款的疾控系统有着各种各样的体制制约，这是可以想象的。但不管怎么说，恰如俗语所言，“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要留住进而吸引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加入公共卫生机构，提高从业人员收入待遇是基本前提。
2020/5/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