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全家福（父母和我）
母亲说，我是1955年3月出生于北京海军总医院，因为是第一胎，很小心，专程从锦西坐软卧包厢去北京生的，五天后裹着个大棉袄回的辽宁锦西（现葫芦岛市）。
父母是五十年代初海军航空学校成立时的创建者之一。1950年11月1日，海军航空学校在青岛仓口机场成立，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的摇篮。52年8月，海军航空学校分为两个航校，一航校专职飞行员培养，二航校专职培训地勤保障人员。父母随一航校辗转到锦西县。父亲时任一航校军械科副科长，母亲当文化教员。父亲1945年9月参加革命，经历过解放战争，功勋卓著，曾荣获“团战斗英雄”称号，海航成立时从陆军调到海军。母亲1949年12月在重庆报名参加二野军大，被分配到山东青岛海军文工队当文艺兵，至今还保存着演唱刘巧儿等的剧照。后来又在青岛海军篮球队打了一年多篮球，说那会儿用勺子直接舀奶粉吃，足见海军待遇不错。我看过当年青岛海军女子篮球队的合影，母亲1.55米高，在全队是最矮的，站边上，留着齐耳短发，微胖，抱个篮球，充满青春活力，气质很飒。战友们亲切地叫她“赵胖”。
父母经时任航校政委王波牵线相识，从此演绎了23年英雄配美人的连理佳话（父亲55岁时病逝）。父亲英武刚毅，母亲年轻貌美，他们的婚恋故事，像极了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
母亲生下我10个月后，转业到兴城县税务局工作，有加班任务时，就带着我去住税务局的宿舍。我曾经在锦西幼儿园呆过一段时间，直到1958年全家搬进航校。1964年10月上小学四年级时，随父母转业到四川。我在航校生活过六年，那里留给了我最深最美的童年记忆。
我出生后，家里请了个年轻保姆，保姆没生过小孩儿，很喜欢我，非要带着我睡觉，结果经常是早上起来被子在保姆身上，我在一边凉着。后果可想而知——感冒发烧。经常跑医院，连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认识我了，说“小锦西又发烧啦？”。后来母亲还带我去北京海军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营养不良抵抗力太差所致，住院治疗了半个月，加强营养，回家以后才慢慢好了。我印象中，有一段时间患沙眼，眼睛红红的怕光，睁不开，走路都成问题，到哪去都得坐在爸妈的自行车杠子上。母亲现在都说，锦儿小时候最爱生病。
第一个孩子往往是最稀罕的，也是“趟雷”的。
母亲说我从小就对葱姜蒜过敏，喂饺子进去就给吐出来，不知何故。后来才发现可能是不接受有葱姜蒜味道的食物，试着专门给我包拇指大的不放葱姜蒜的小饺子，吃了。我成年后延续了这个“毛病”，吃了葱姜蒜就胀气。我就纳了闷了，爹妈都吃，我这是犯了哪条呢？无解。
两岁多的时候，母亲带我去兴城古城游玩，一不留神把我弄丢了。母亲还通过广播找人，好在那时游人不多，她顺着古城找，终于发现我一个小不点正在街上四处溜达看热闹，无事人一般。
小时候的我
1958年，我们在航校分了房子，父亲回安康老家去接我奶奶，母亲带着三岁的我回了一趟巴县老家铜罐驿。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坐在一个很高的竹椅子上（我妈说其实不高，小孩子感觉很高），好多人来看我逗我。后来听大舅家的昌谷表哥说我小时候很可爱，那他当时一定也见过我了，他长我十来岁。
记得在锦西上幼儿园时，点心是小土豆沾白糖。唱歌爱大声吼叫，生怕老师没听到，嗓子经常吼嘶哑。现在嗓子有问题估计也是小时候爱嘚瑟留下的病根儿。周末就在幼儿园大门口巴望着母亲来接。
航校的生活比锦西丰富多了。每周一次露天电影，大操场上小凳子整整齐齐地摆着，我们家属坐在后面一点，前面都是战士。以放映战争片为主，比如《南征北战》、《英雄儿女》、《上甘岭》等。我一看打仗的就害怕，小心脏砰砰乱跳，看到血腥的地方就用手蒙着眼睛。有一次我问父亲：“爸爸，你打仗是不是也这样？”父亲神情凝重地说：“真正的战场比这残酷多了！”
大操场是航校训练飞行员的地方，也是我们孩子们的“天堂”。操场上有秋千、旋转器、大圆环、篮球场、单双杠、跳伞塔等等训练器械和设施。白天战士们训练，一到晚上或者周末，就成了孩子们最快乐的游戏场所。大点的孩子打篮球、滚圆环、玩双杠。小点的荡秋千，翻跟头，或者给哥哥姐姐们当跟屁虫，不亦乐乎。我特别羡慕会打篮球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总是跟在后面跑，仰着头看投篮，结果被网架弹回来的篮球砸中鼻子，鼻血都砸出来了。那个大圆环是训练战士的控制和旋转能力的，很沉很大，我根本玩不动，又心痒痒地想玩儿，就和几个小屁孩坐在圆环下面摇着玩儿，万万没想到被沉重的圆环压到了指头，当时就疼哭了。后来那个指头的指甲盖都变乌了，掉了，很久才重新长出好指甲来。
航校分校官食堂（小灶）、军官食堂（中灶）、职工食堂（大灶）、飞行员食堂，家属一般是去大灶打饭。那会儿的“饭”是高粱米饭，“馒头”是玉米面馍馍，“稀饭”是小米粥。能吃到一顿大米饭和含麦麸的小麦馒头就很奢侈了。因为母亲是四川人，一个月有5斤糙米票。
五岁多，父亲就开始训练我做家务活儿，主要任务是去食堂打饭。我还没上小学，连饭菜票都不认得，父亲还是让我去体验，大冬天的也不例外。爸妈在家里教我认饭菜票，我说“记住了”，结果到了食堂就全忘了。记得打饭的柜台挺高的，我对师傅说“叔叔打饭”，递上去一张票，师傅看了一眼说：“小丫头，你这是菜票。”打半斤饭又说成了“打半两饭”，搞得师傅哭笑不得，只好按我手上的饭菜票估摸着打了。
有一次打了四个玉米馍馍回家，冰天雪地里摔了一跤，馍馍从白铁饭盒里滚了出去，我慌忙爬起来把馍馍捡进饭盒，提到家馍馍已经冻成冰坨坨了，戴着棉手套的手背都冻得裂开了大口子。
还有一次，我和邻居孩子一块儿去打饭，他们去了校官灶，我也稀里糊涂地跟去了。排到我了，听见打饭的人在嘀咕：这是谁家的孩子？旁边有人说是后勤部刘副部长的孩子，打吧打吧！回家后，父亲发现饭盒里面有鸡蛋汤，说今天还不错呀，有鸡蛋汤！马上又很警惕地问：锦儿，你今天在哪里打的饭？我说是跟谁谁一起去的另一个地方，父亲一脸严肃地说：以后不准去那里啦！那不是爸爸吃饭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当时还不是少校军衔，我们只能在军官食堂或者职工食堂打饭的。其实我爸是后勤部长，占点吃喝便宜也就是近水楼台，但他从不。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正值六七岁，印象中常和邻居孩子一起去打洋槐花和摘操场四周的榆树嫩叶，拿回家给奶奶做玉米面菜团子。那三年幸好在航校，一家人粗茶淡饭但没有饿肚子。
锦西的冬天太冷了。航校有个很大的澡堂子，每周对家属开放一天，我们六七岁就自己去澡堂洗澡。冬天，澡堂进门烧着两个很大的火炉，洗澡的人都会围着火炉取暖穿脱衣服。澡堂子里面热气腾腾的，中间有个大池子，四周有很多冲洗的喷头，不带花洒的，一根热水弯管往下冲。每次洗完澡就赶紧跑到火炉旁取暖穿衣，烤烤湿漉漉的头发。然后端着搪瓷盆子回家，里面装着脏衣服和毛巾肥皂等。几分钟后，你就可以听见披在后背的头发互相碰撞发出的响声，湿湿的头发已冻成一缕缕冰棱。
在我幼小的心里，航校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除了让人不寒而栗的冬季和噎人的玉米面馍馍。
不过，冬天也有令人开心的事，那就是过年！一家人聚在开满暖气的屋里，父亲用白棉花粘在脸上扮演白胡子老头，哼着他那独特的秦腔“信天游”，扭着陕北大秧歌，逗得孩儿们哈哈大笑！我们几姊妹一拥而上，跟在“白胡子老头”后面唱啊，跳啊，蹦啊，其乐融融！玩够了，就包饺子，吃元宵，美咋咧！
锦西的夏天和秋天是最美最招人待见的。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和大人一起去渤海边“游泳”，其实就是在警戒线内狗刨嬉戏，那个爽啊！到了秋天，家里的大铁盆里经常都会装满海鲜，鲜活的大螃蟹呀，泥蚶呀，对虾呀等等，大螃蟹甭提多美味了！不过，我最怕的就是取泥蚶肉，一大盆子泥沙糊糊的蚶子，想要吃到里面的肉，比登天还难！蚶子死杠着不开壳，只好烧开水烫开，然后取里面的那坨小肉肉，一大盆蚶子炒出来也就一小碗儿肉。
父亲总是有意识地训练我，这一点我很小就有觉察。他骨子里就是要把我当成男孩儿养。我从小胆小，连个火柴都不敢划。那时我们已经到了四川，新家还没通电，点了一段时间的煤油灯。每到天黑，我就躲着父亲，就怕去划火柴点灯。可父亲偏偏要点名让我去点灯，你越怕他越要训练你，要破你的胆。手抖抖地，哆哆嗦嗦地划火柴，一遍不行两遍，一根熄了两根，直到最后能轻松地用一根火柴把油灯点亮。
航校子弟小学在一个叫刘台子的地方，离航校很近。航校子弟上学的所有文具教材都是免费的。我记得名字的有马冬青、曲鲁丽、王心心等几个女生，冬青是二年级以后转学来的，结果我俩成了几十年的好朋友。还有一个男生林新民，近些年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们班上父母没转业的同学长大后多数都当了兵，冬青当了通信兵，新民当了飞行员。
我上小学时又黑又瘦的，经常有航校的叔叔阿姨看见我就开玩笑地说：“小锦西，你爸妈是不是没给你吃饱饭啊！”因为人挺机灵，成绩好，一直担任班干部。六岁上小学，七岁多就是大队委了，成天领着同学们唱歌跳舞，“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我总是前面的那个“小鸟”，带着同学们在操场上唱啊，转啊，飞啊，快乐无比。特别爱显摆，只要一得了小红旗，就挥舞在手一路蹦跳着回家，嘴里还高喊着“我又得了小红旗啦！我又得了小红旗啦！”生怕别人不知道。爸妈很以我为豪。
八岁那年，父亲去北京海军总医院查病，正值学校放假，我缠着要一起去，父亲同意了。一路上我穿着大红平绒的上衣，左臂别着三根杠的大队委臂章，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后来到了四川才知道原来入少先队是要七岁以后的，当大队委要九岁以后。部队子弟校就没那么严格了。
记得我和父亲是坐晚上的火车去的北京，早上到了北京后，肚子饿了，叫父亲去买吃的，却到处买不到，因为必须得北京市粮票才行，全国通用粮票不行。我拉着父亲的衣角一路走一路哭，到了一家糕点店，父亲又去碰碰运气。卖点心的阿姨很善良，看到父亲是军人，带着个小女孩哭哭啼啼的，就主动给我们兑换了一点北京粮票，这才吃上点心。我一口气吃了好几个。
到了海军招待所，说只能住军人，家属不行。我爸就想起了有个姓贾的战友转业在北京，想让我在贾叔叔家待两天，等他看完病后就接我一起回锦西。我一进贾叔叔家，看到他家里很简陋，眼泪就下来了，贾叔叔在一旁陪笑脸也无济于事。父亲看穿了我的心思，便告辞了战友，带着我出了贾家。路上父亲严肃地对我说：我就知道你嫌弃贾叔叔家埋汰是不是？你这样子我就只有先送你回锦西了。第二天，父亲带着我参观了中国军事博物馆，浏览了一下大北京，然后找了一对夫妻熟人带着我坐火车回到锦西。
到海军招待所还有个插曲，我看到门外岗哨旁有一片草地，就问父亲“这里为什么种那么多的草呀？”父亲说“那是小麦，不是草。”后来在一次上课时，老师说我给大家讲一个把小麦认成草的故事，我就知道是我爸把我给“出卖”了！我爸认为孩子们“五谷不分”是教育的失职，主动去和班主任做了沟通。在那个年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是会受到社会鄙视的。
1964年10月父亲转业，我们全家老小8口告别锦西，告别航校，南下四川。后勤部派了一名战士全程送我们。在北京做短暂停留，父亲带我们去看了中国民族博物馆。民族博物馆里，*藏西**农奴主用的人头灯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以至于后来进解放路小学时的入学作文，写的就是参观中国民族博物馆有感。
1964年的全家福
到四川后，我坚持说东北普通话（航校人的东北话比方言更规范），却被有的同学嘲笑为“苗子”。父亲说：你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要讲四川话。不到一个月，我的四川话就说得很地道了。但是，我内心深处，从未放下过东北那嘎达。
离开东北半个多世纪，我一直沿用东北普通话默念一切文章和书籍；我教孙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东北普通话，并已成为我们祖孙对话的常用方言；儿子的名字叫“辽原”，就是为了纪念辽宁锦西那片宽广的平原。
东北普通话，是我心中永远的“母语”。
我无数次梦里回航校，那美好的时光，就像一个巨大的万花筒，不停地在眼前旋转变幻，五彩缤纷，绚烂多姿。多么美丽的伊甸园，多么快乐的童年! 多么不希望醒来，永远停留在那魂牵梦绕的地方......
（2021年3月）
母亲说我小时候不喜欢照相
我与91岁母亲合影（2021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