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曾有“蛊毒”之说，并指说苗族中有放“蛊”之事。本人就此问题作“辩正”之说，以正视听。
民国中年，商务印书馆所印《辞源》申部147页对“蛊”字释为：蛊，毒害人之物也。
蛊毒：以毒药人，使人不自知者，谓之蛊毒。《左传疏》（通志）：造蛊之法，以百虫置皿中咬食，其存者为蛊。旧刑律有造蓄蛊毒之条。相传苗傜有此俗。以蛊毒置人饮食中，能使人昏狂矢志也。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定编《现代汉语词典》391页“蛊”字条释：蛊（蠱）gǔ，旧时传说，把许多毒虫放在器皿里，使互相吞食，最后剩下不死的毒虫叫蛊，用来放在食物里害人。
以上是对“蛊”和“蛊毒”的解释。其中，《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仍援用《辞源》《左传》（通志）“造蛊之法”的释义，摒去了“相传苗傜有此俗”一语。
一、从古说“蛊”
1、先说《辞源》对“蛊”一字释义中的“相传苗傜有此俗”一语，就说明编印此辞典者，对历史的无知。实际上，所谓的以“蛊”害人，始作俑者，是出现在汉武帝统治时期的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在汉武帝统治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其统治内部有的人认为用巫术诅咒及用木偶人埋地下，可以害人，称为“巫蛊”。汉武帝晚年多病，疑其左右人巫蛊所致，征和元年，丞相公孙贺被人告发用巫术诅咒，在驰道理木偶人，于是被拘押死于狱中。次年，有个名叫江充的诬告说太子宫中埋有木人，太子据大惧，杀江充及胡巫，武帝发兵追捕，太子也发兵抗拒，激战五日，死数万人，后太子兵败自杀。此次汉室内部的争权夺位斗争，史上称为“巫蛊之祸”。此祸使西汉从兴盛走向衰落。
2、“蛊毒”之说为何强加在苗族民众的身上？
（1）由于历史的原因，几千年前苗族就从中原大地举族往大西南迁徙，其中大部分苗族民众迁到大西南的崇山峻岭深山峡谷之中居住，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们对苗族民众歧视与偏见，把苗族居住的苗疆称为“化外之地”，把苗族称为“蛮”，以此来诬蔑苗族愚昧、野蛮、不可教化。在这种偏见的荒唐理念下，他们把“蛊毒”之事强加在苗族民众的头上，致使苗族民众背着“制蛊”、“放蛊”、“放毒”的罪名。一些叙写江湖的小说中，字里行间也有不少“放蛊”“放毒”的细节描写。在描写“蛊毒”伤人的细节中，又把放毒的高手放在“苗女”的身上。由于这样，中原或城市中的不少人们，谈“蛊”色变，对苗疆和苗族民众心怀恐惧。于是把“蛊毒”说得既神奇又神秘，说是有“蛊”之人若是给谁放“蛊”，只是意念中之事，心想给谁放“蛊”谁就中毒，而不是直接把“蛊”放到饮食之上。由于“蛊毒”之事越传越神，于是更给人的心理上蒙上恐惧的神秘色彩，让不了解真实情况的人们除了“谈蛊”色变外，对苗族民众更是不敢接近，畏而远之，甚致由此对苗族的误解而仇恨苗族。这就是史上历代*动反**统治者的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在少数民族的身上种下的恶果。
（2）旧社会，在*动反**统治者们的这种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的政策背景下，苗族地区的有钱有权有势者们，为达到对一些平民百姓的打击、报复、孤立等目的，于是以“有蛊”、“放蛊”之罪名，不择手段、不顾事实地强加在一些平民百姓的头上，让他们受到歧视、受到排挤、受到孤立、受到无形的心理压力而抬不起头，致使这些被打击报复的人们有女不能出嫁，有男不能娶妻。这种被打击报复的事例表现在婚姻上，土地山林纠纷上，支族之间矛盾的纠纷上等等。据解放后土改时丹江地区至少有40来户地主，可是没有一户说是有蛊的，足以说明这一点。略举以下几例以说明之。
A、清末民国初，雷山丹江县城附近有个非常富裕又有势力的家庭，有个相貌丑陋，话语不清的儿子，看中了教厂寨一个美丽的姑娘，于是请媒去说亲。这位教厂姑娘打听到说亲娶她的男人不怎么样，就拒绝了这门亲事。县城附近的这个财主，以钱顾了几个人，四处去传播说这位教厂姑娘家有“蛊”，“蛊”是其母从娘家带过来的，一时传得纷纷扬扬，致使这个姑娘后来无人问津，只能远嫁到凯里格细一带。
B、民国年间，雷山西江一带一个平民，因与本地一富豪争执一块土地，富豪争无所获，于是怀恨于心，以钱收买几个地痞到处造谣，说是与他争执的某人妻子家有“蛊”，且是很毒的“蛊”，让大家莫跟他家往来。于是这位平民受到寨人和亲友的排挤孤立，就是杀猪请人吃饭都没人光顾，于是他只好携带老婆逃到永乐一带易地谋生。解放后这个被迫离乡背井的人事业有成，子女都上大学，当干部，故乡的亲友个个都来看他，都不怕什么“蛊”了。
C、民国年间，雷公山下的乌东村有一英俊且能歌善唱青年，到黄里地区游方与一个姑娘相爱，而凯里的乌梢摆底地区也有个富家子弟暗恋这个姑娘，但姑娘不理睬这个富家子弟。于是这个富家子弟下狠心出钱顾人，到黄里一带去谣传说那位乌东青年家有“蛊”；又到乌东谣传说黄里那个姑娘家有“蛊”，经这样一折腾，男家和女家都竭力反对这桩婚事，一对好端端的情人，只好雷公山腰的熊滚滩山谷中，双双吊死在一棵歪脖板栗树下。如今，一说到这对情人的悲惨故事，人们都悲叹不已。
（3）解放前，由于山区缺医少药，居住于深山峡谷中的民众，经常患有咽喉炎、支气管炎、扁桃体炎、胃炎，特别是肺炎肺痨，这些病一旦无药，往往久患不愈，于是缺少医学知识的人们，往往也把这些疾病归罪于被人放“蛊”了。久而久之，人们所患喉、咽、舌、胃、肺等部位的有关疾病，都往“蛊”方面联系，形成了苗族地区内部心理上的“蛊毒”威胁。
基于以上原因，苗族地区本来没有“蛊”，但谣传的人多了，说的人多了，信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蛊”。
二、当今说“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遍了神州大地，照到了苗乡侗寨。中国有56个民族，56个民族是平等的，苗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各民族都是平等的，没有歧视，没有偏见，历史上统治阶级洒在苗族身上的污浊，泼在苗族头上脏水，全被洗刷干净。“蛊毒”之说，也在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历史的前进中，从淡化到消亡。
1、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党**和国家对苗族民众的坦诚和信任，让“蛊毒”之说没有市场。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相信科学的宣传深入苗族民众之心，宣传部门在苗寨*放播**电影，把云南地区拍的许多如*动反**派诬蔑少数民族有“琵琶鬼”等影片给民众看后，民众才知道少数民族有“鬼”，有“毒”是*动反**派造出来的，*动反**派才真正是弄鬼放毒的坏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选了许多苗族的贫苦民众当代表，其中不乏在旧社会中被富人们诬为有“蛊”的许多苗族妇女，过去是谈“蛊”色变，特别认为是“蛊”女可怕。但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期，有许多苗族姑娘曾被选出席中央在北京召开的许多会议，不少苗族姑娘被毛*东泽**主席、*少奇刘**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握手、拍照，中央保卫部从未顾忌过怕苗女放“蛊”之类的事发生。这说明*党**是信任苗族人民的，是不相信什么“蛊毒”之说的。
2、据《辞源》和《现代汉语词典》所说的“把许多毒虫放在器皿里使互相吞食，最后剩下的毒虫叫蛊，用来放在食物里害人。”首先，苗族的穷苦民众是从事农耕的民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且旧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还有什么精力去找许多毒虫制蛊呢？其次，苗族的民众纯朴善良，树上落一片叶子下来都害怕，而且对别人又无深仇大恨，还有什么心思去害人呢？再其次，依辞源之说，制“蛊”毒人看来并不复杂，为何其他民族不去制作，而偏偏诬造苗族“有此俗”呢？这只能说明从“蚩尤”之后，历代统治者对苗族的歧视和偏见之深。
3、随着科学和文明的进步，医疗事业的发展，“蛊毒”之说再无市场。前面所叙，在千里苗疆，在那万恶的旧社会，由于当时的社会封闭、交通不便，苗族民众有什么三痛两病，靠的是一些有限的草药，加上巫事，看鬼用神方面的心理安慰，所以如果活不好用不灵，都认为中了“蛊毒”而无法医治，如慢性气管炎、慢性咽喉炎、慢性胃炎、肺痨等诸多疾病，医治不好，全都认为是中了“蛊毒”；特别是那种心脏病猝死或脑溢血等，还把它怪罪于一种叫“酿鬼”、“老变妈”等介于人鬼之间的怪魔作弄。随着国家对科学的宣传和医药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各种消炎止痛药的生产，特别是青霉素的发现生产，医治肺结核的特效药的生产，对气管炎、咽喉炎、扁桃体炎、胃炎的医治能药到病除，见效很快；对肺病肺结核的医治也较有效，不会变成绝症。由于一些食管、气管、咽喉、胃、肺等疾病能得到尽快医治，消除病患，所以“蛊毒”害人，饮食中“蛊”之说渐渐被人们淡化和遗忘。那些旧社会曾被有权有钱有势者所诬蔑的某家有“蛊”，某人是“蛊”女，某人是“蛊”妇的人家，包括诬人者，被诬者和耳闻者，在光阴流逝中，都一个人变老死去，时间淹没了一切，时间冲淡了一切，时间载走了一切。如今，在苗族社会中，除了一些耄耋老人还依稀记得苗族地区曾有“蛊毒”一说的事外，解放后出生的人们，在他们的脑海里，再不知“蛊毒”为何物，只知道人不能去吃“耗子药”、“敌敌畏”和“六六粉”，吃了要中毒。
4、当历史的车轮驶进21世纪，苗疆旅游业悄然兴起。中外的游客纷自沓来，他们走进了大美黔东南，他们走进了苗疆圣地和美雷山，苗族人民以最亮丽的服饰银饰给客人展示，苗族人民以最欢乐的歌舞迎接，苗族人民以最隆重的方式和可口的菜肴予以热忱的接待，那以最尊贵的客人才摆开迎接的十二道拦路酒，那当街拉一两里路长的长桌宴，那以独特的给方式贵客人饮酒的“高山流水”，苗女们一张张美丽的笑脸迎客，一曲曲悠扬高亢的飞歌颂客，一只只纤纤玉手执着牛角酒敬客，这一切都让客人心悦，让客人心醉。语言丰富如文化大师余秋雨者，也只能概括说这是“用美丽回答一切！”这样热情、纯朴、善良、心怀坦荡的民族，与旧时别有用心者所言的“蛊毒”、“放蛊”之事，实在是相去一万八千里！
谎言最害怕的是事实。谎言是一道阴影，但阳光一出来它就没有了。过去历代*动反**统治者对苗族的歧视和偏见，给苗族投下的阴影，*党**的民族政策的灿烂阳光，让它们都消失了。今天能把这篇短文写出来，全是*党**的民族政策给予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