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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底的国民*党**“五大”产生的领导中枢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财政界的重要人物张嘉璈被南京政府冷落一段后出任铁道部长，吴鼎昌出任实业部长，学术界知名人士翁文灏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任政务处长。

十二月十七日，行政院例会决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程潜为参谋本部总长，杨永泰为湖北省主席。

十二月三十一日，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湘桂黔边区剿匪”总、副司令。

十二月十六日，蒋介石在五院正副院长宣誓就职仪式上发表讲话，强调政府官吏必须尽心尽职，政治修明，开发富源，刷新民族精神，培植物质基础，对外则维护国家的自由平等。

外交部长张群在十八日的外交演说时称：

“中国决以不侵略主权为限度，谋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友邦之经济合作，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

1、蒋汪胡三方暗战

一九三六年元旦，南京政府为迎接宪法草案颁布，将召开国民大会举行隆重庆祝会。

当日，政府给一百四十多位将领授勋，其中授予蒋中正、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唐生智、阎锡山、李宗仁、陈济棠等一等云麾勋章，授予钱大钧、何成浚、白崇禧、宋哲元、韩复榘等二十二人二等云麾勋章。有二十三人被授予三等云麾勋章。

其他还有被授予四等、五等、六等云麾勋章及一、二、三、四、五等宝鼎勋章者百余人。

国民*党**五大标榜的“精诚团结”不仅没有出现，而且由于国民*党**中枢执政的基本方针未变，又不断产生新的矛盾。

胡汉民回国，汪精卫出国，蒋汪胡共掌国民*党**中枢的表面形式也破坏了。

汪精卫从南京转赴上海养伤，蒋汪间的隔阂日深。蒋介石到上海省视，企图打消汪对他的成见。汪则等待胡汉民回国后拉胡抗蒋。

而蒋拉胡则捷足先登，派魏道明携带亲笔信，远迎至新加坡。中央常务委员会派叶楚伧到香港迎候。许崇智、孙科、戴季陶纷纷南下迎胡。南京、上海国民*党**市*党**部筹备召开欢迎胡汉民大会，并往香港发出电报，请胡尽速入京。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九日，胡汉民到达香港，受到国民*党**中央及两广方面盛况空前的欢迎。

胡汉民下船后即表示：

“*党**应恢复为有主义有精神之*党**，力除过去灭裂涣散之错误，期庚续本*党**未竟之伟业；政府应改造为有责任有能力之政府，力矫过去畏葸苟安之错误，以负荷解除国难建设国家之重任”。

一月二十五日，胡汉民到达广州，三千多人到码头欢迎。

南京中央盼胡汉民早日北上。但胡表示一因身体不好，二须听听中央政见，故暂留广州。

二月三日，胡汉民出席西南执行部常会，与西南诸领袖取得了一致政见。继而他与西南诸领袖又作多次磋商，遂于二月十四日公开申明自已的一贯政治主张，表示北行日程未定。胡汉民写信给蒋介石，派李晓生陪同魏道明回南京。

胡汉民留在广州，汪精卫在上海也待不住。已被张群外长聘为外交部顾问的汪精卫亲信唐有壬，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在上海甘思东路二三五号本宅遇刺，汪为此而惊恐。

一九三六年二月八日，他电邀胡汉民北来上海，胡未应允。汪见拉胡抗蒋无望，便于二月十九日离沪赴欧，“转地休息”。二十一日，汪精卫过香港面未登陆，胡汉民派女儿木兰持函登轮问候。

汪精卫走了，胡汉民又迟迟不北上，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有传西南将有举动，胡汉民在组织新国民*党**以反蒋等等，蒋介石对此甚感不安。

国内外人士都想了解胡汉民不与蒋合作的根本原因，于是，王正廷、英国的李滋罗斯、日本的松井怀着不同的动机纷纷走访胡汉民。

胡汉民在与松井的谈话中，驳斥了松井称孙中山早年即倡导大亚细亚主义的谬说，抨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政策。

这与南京中央唯唯诺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胡汉民秘密组织新国民*党**之事正积极进行。

国民*党**的状况如此，哪里还有“精诚团结”可言。

2、新的日本对华外交方针

国民*党**召开五大与改组南京政府，引起了日本政府的严重关切。

汪精卫地位的变化与退出外交界，尤其令日本狐疑。

日本驻华大使有吉访问刚刚就职的行政院长蒋介石，他按照汪长行政院时的惯例，把华北外交作为地方性问题向蒋提出，作问路石。

蒋介石一改汪精卫的作法，主张华北问题应当从整个中日外交出发，而不应只看作地方性问题。

外交部长张群表示，中国只以日本驻华使节为外交谈判对手，而不与日本局部驻华机构代表谈判。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参事官丁绍伋，在东京访晤日本外务次长重光，转达南京政府训令，为打开中日关系，建议举行中日会谈，从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双方认为感兴趣的方面作全面会商。

蒋介石“整个谈判”的对日外交，是南京政府为了集中掌握对日外交权的一项重要措施，防止日本军人在华北作无休止的纠缠，以至导致华北脱离中央。

但并不意味蒋介石已经放弃对日妥协政策，而是要使对日外交服从他的“先剿共，后抗日”的总方针，在他能容忍的范围内对日本继续作出妥协，以保证他内政方针的实现。

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多重外交的日本不会按蒋介石的设想行事。

日本政府不正面反对南京政府的建议，而是强调中日关系须以广田三原则为前提，并广造舆论，称蒋介石赞许广田三原则。

一九三六年元旦，日使有吉发表《新年所感》一文，强调中日关系不在调整方法，而在“认识两国相扶相助”，要求中国接受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与日本“亲善”。

为引诱南京进入日本的圈套，文章称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各部长“大都为理解日本之人”。

一月八日，日本外务省召开最后会议，决定举行南京会议，但要有两个先决条件：

（1）中国政府必须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排日抗日运动。如有之必须采取“绝灭之措置”。（2）中国政府须提出“亲善“的具体方案。也就是要求南京政府将取消排日、承认伪国、共同防共的广田三原则付诸实行。

蒋介石不敢承认这些条款，中日全面交涉自然难以实现。不过，蒋介石还是在其他方面对日本表示让步，以示重视与日本的友好。

如，一月四日，福建省政府经行政院长蒋介石及铁道部、实业部核淮，将安溪矿出卖给日本。

二十七日，日本人又在闽南各地组织所谓农民自治军，闽省当局听之任之。

日本军部根本不理睬南京政府的建议，对日本外务省包揽对华外交的举动也十分不满。他们对蒋介石“整个外交”报以冷笑。

3、在华北的纵横捭阖

在华北照旧与宋哲元交涉，步步紧逼。宋哲元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中采取了两边应付的方针。

对待南京中央，他以对抗日本威胁为条件，要更多的自主权，又背靠南京中央防止日本吞没自己，对日本，则任用一批亲日分子与其拉关系。

宋哲元既不脱离南京中央，又对日本的压迫表现软弱无力。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冀东、察北问题。

为此，萧振瀛、秦德纯在天津与日本人谈判。宋哲元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表谈话，表示希望中日亲善，互维东亚和平，保全领土完整，内政不受干涉，中日双方派负责人员商谈一切。

为了在华北进行对日外交，冀察政委会特设经济、外交两委员会，请土肥原为外交委员会顾问。

日军不断在平津地区挑动事端。一九三六年一月初，日军相继挑起大沽口事件、北平朝阳门事件，日本军方都直接与华北当局交涉。

一月九日，日本华北驻军参谋长永见大佐从长春返回天津，召开华北日军武官会议，讨论了应付华北军政当局计划，辅助开发华北经济、关内外日军的联络、增加华北驻军兵额以及恢复日本在华驻军进行军事建设等六项问题。

其中心是继续扩大对华北的侵略，不受日本外务省及南京政府外交政策的约束。

南京政府试图改变对日一贯妥协的形象，向日本提出华北问题给中日关系带来了阴影，但是不敢打出鲜明的旗帜。

而日本政府却对南京频频发动外交攻势。一月二十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日本议会发表《政府外交方针演词》，强调日本对华政策必须贯彻广田三原则，并根据这个原则召开“中日亲善会议”。

至于召开会议的时机，要看南京政府*压镇**爱国抗日运动进展情况而定，并认为当时中国学生抗日运动正在开展，时机不成熟。

二十二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从国内返回南京，重申广田外相的主张，并批驳南京政府认为华北问题给中日关系带来阴影说，称解决中日关系除以广田三原则外别无他法。

日本政界人士利用各种场合散布南京政府已经同意广田三原则说。南京政府不敢断然驳斥日本别有用心的传言，只是婉转地说明“此非事实"。

矶谷廉介在返国前曾与蒋介石作了“恳谈”，他认为蒋介石对改善中日关系“实具有十二分之决心”。随后，中日双方变更使节，南京派许世英任驻日本大使，东京派有田八郎为驻中国大使。

日本军部于二月五日召开会议，狂叫以广田三原则加速推行吞并华北的计划。

第二天，日本外务、海军、陆军三省开联席会议，强调三省一致按既定侵略方针对付中国。日本新任驻中国大使有田来华目的，在于谋渐次贯彻广田三原则，庇护华北伪组织，确保李守信伪军对察东六县的占领，迫使中国华北当局承认其合法。

4、日本国内的政争

日本首相冈田启介为保持日本外交的一致性，想改变日本军人干政的状况。

军人干政在日本已有多年历史。自“九一八”后，日本军人进行了两项斗争，一是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备战，是从事*倒打**国内财阀的斗争。他们认为政*党**是财阀的傀儡，宪政是财阀包办政治，因而恨恶政*党**，排击宪政，曾先后发生过松风洋右的“政*党**解散”及中野政刚的法西斯运动。

一九三二年“五一五”大血案，是日本军人攻击宪政的第一次直接行动。犬养毅死后日本第一大政*党**政友会竟不能组阁，足见日本军人专横之甚。

元老派应日皇咨询，抬出了海军元勋斋藤实，网络了各*党**各派人物组成了超然内阁，但也只维持了一年多，因遭到陆军的反对而垮台。

冈田继斋藤之后又被元老派推出组阁。这位海军大将虽然不是政*党**出身，但他认为执政离不开政*党**派人物。

于是他先后起用了政友会的床次竹二郎任递相、山畸达之辅任农相、内田信也任铁相。

但此时政友会已投入军人一边，拒绝与内阁合作，助长法西斯运动，政友会将三人开除了*党**籍。

冈田为维持内阁，组织了内阁审议会、内阁调查局两机关，将政友会的*党**员望月圭介、水野陈太郎延入内阁，政友会又把这二人除*党**。

冈田鉴于军人干政如此严重，遂有一项逐渐实行“宪政还原”计划。

为达此目的，自一九三四年六月组阁以来，他在内政上做了两件事：

（1）以肃军运动改变军人干政的反常现象。

前陆相林铣十郎主张控制军人以*力暴**干政，冈田极力支持。一九三五年八月，陆军发生异动，林铣决定罢免宪兵司令秦真次等人，遭到教育总监真畸甚三郎的坚决反对。

而参谋总长院宫亲王则赞成林铣的主张，迫使真畸辞职，以渡边锭太郎大将继任教育总监。其他主张军人干政人员，如军事参议官菱刈隆，松井石根，宪兵司令秦真次等均予免职，肃军运动得到推行，军人干政开始受到限制。

但少壮军人不服，他们以林铣的助手军务局长永田铁山为打击目标，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二日由相泽大佐将其刺死在陆军省，林铣十郎被迫辞职，由川岛义之继任陆相。

但是，这一事件没有使冈田内阁停止肃军，军人干政仍然受到限制。

（2）肃政运动。

目的为防止少数人操纵竞选，减少选举运动费，增加竞选方法。此项运动得到了日本国民与政*党**的响应。因为他们不愿意无限制的增加军费，不希望出现法西斯军人政府和不断激烈的掀起对外扩张的战争，而赞成冈田内阁的缓进政策，因而推动了肃政运动的进展。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日本大选揭晓，民政*党**得二百零五席，跃居为第一大*党**。政友会减少至一百七十四席，昭和会得二十席，社会大众*党**十八席，国民同盟得十五席，其他各派九席。

民政*党**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六席一跃而得二百零五席，是冈田整军、肃政运动的成果，是政*党**对少壮军人的胜利。

首相冈田为大选结果发表声明，称赞这次“选举肃政”取得的成绩。

5、二二六兵变前后的影响

冈田内阁进行这两项运动，有利于南京政府全面调整对日外交。

但由于南京政府囿于“先剿共后抗日”的老套子，对日外交软弱，态度暖昧，动作迟缓，措施不力，贻误了时机。

冈田为他取得的成绩高兴得太早了，少壮军人忍受不了冈田的执政方针，再次发起*翻推**政*党**内阁的*乱暴**。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清晨，日军第一师团一千多军人同时出动，强占首相官邸及其他大臣的私宅，杀死了前首相斋藤实、宫内侍从武官铃木贯太郎、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重伤了首相冈田启介，年高八旬的财政大臣高桥是清、元老西园寺公望、收野伸显也受到了攻击。

事件发生后陆军省称这些军人意在“清君侧”、“保护国策”，称参加*乱暴**者是“行动部队”，而不称“叛兵”。

二十九日，叛兵归营，陆相川岛才发声明，称他们“紊乱军纪”，“对内对外极污国家及国军名誉"，此外再未采取*压镇**的措施。

二二六兵变后，广田弘毅受命组阁，军部给组阁活动施加强大压力。

广田充分采纳了军部意见，几经波折，决定积极推行大陆政策，方于三月九日组成了新内阁。

其主要阁员有：

内阁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内务兼文部大臣潮惠之辅，大藏大臣马场锳一，陆军大臣寺内寿一，海军大臣永野修身，拓务大臣永田秀郎等。

三月十日，首相兼外相广田发表训词，扬言“必须以积极自主外交迈进”，自由扩军，强化大陆政策，对华外交只能以三原则为基础。

随后，日本驻华大使有田相继与外长张群、行政院长蒋介石晤谈，阐明日本新内阁的对华外交方针。

他先后在上海、北平召开日本领事会议，访晤了宋哲元，又赴长春晤见新任关东军司令植田。

日本军部纷纷将疯狂侵略中国的干将从中国调回本国军部任要职，如前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中将，回国任陆军次长；关东军参谋长西尾中将，调任参谋本部参谋次长，驻华大使馆武官肌谷少将，调任陆军省军务局长兼军事参议院干事长，关东军参谋副长坂垣征次郎升任参谋长，等等。

驻华大使有田八郎也调回东京当了外相。广田内阁为日本军人所左右，以更大的野心关注对中国的侵略。

日本在华北的驻军，也随着这些人事的变动猛增到八千余人，并开始修筑多项军事设施，为直接以军事占领华北，作准备日本国内的形势及广田内阁的外交方针，说明蒋介石不根本改变内外政策，仅以“整个的对日外交”修补残破的外交路线，只是一种幻想而已。

广田要求蒋介石必须以他的三原则为基础实行完全中日提携”，就是要南京放弃“日内瓦路线”、“奠斯科路线”而完全听命于日本。

这样，蒋介石对日外交的微妙调整便毫无意义了。他坚持己见的结果，必然是局部的对日交涉只能听之任之，而他的“整个交涉”也改变不了对日本的退让妥协状况，正因如此，他与爱国抗日力量之间的矛盾便无法缓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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