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碧萝，宅舞，女权，三者乍看之下毫无关系，将它们联结起来（这里乔碧萝和宅舞女作为一种传播符号而存在，故用它们），大多数人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错位感。
毕竟从动机上看，乔碧萝和宅舞都不具备基本的女权意识。女主播本身就是受到男性中心主义介入和阉割的职业，乔碧萝的火爆又不过是一场成功的传媒策略；而宅舞的行为则更为“媚俗”，它在男权的凝视之下以更极端的形式被“写入身体—发生”。
但我实在无需在意和深挖二者的原始动机，因为无意识分裂驳杂而难以辨认，所谓明确的动机，本身就是在追忆中被强制生成，并缝合进主体的。实质上正是在动机分析者的个人理性之中被“回溯—建构”出来的。
因此在景观社会，动机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为制造了怎样差异性的符号流动，对象征秩序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对公共空间进行了何种程度的冲击。
同时，男性中心主义，作为一种笼罩式的，弥散的，细微的，无孔不入的无意识精神构造，作为一种不可知的“他者”的凝视（让主体无意识地站在语言符号系统之中，那个“男权他者”的位置凝视自我），从而让主体自身的理性机器得以开始运作，从而让主体把握到是“我”在“思”。
故男权的主体，本质就是在外界能指链条中被表征的主体，是和整个符号系统相连通的无意识主体，面对男性中心这种渗透式的离心意识，我们既需要用理性挖掘父权制度的非法性，自然的，也需要引入一种另类的，行动—符号传播—无意识层级的反抗维度，来作为理性维度之外的补充。
正如德勒兹所说：
光说差异性万岁是不够的，差异性必须被生产出来。
01
无意识的男权
男性中心主义从来都不是一个明确的中心，它并非意识的中心，而是无意识的中心，并非想象界的中心，而是隐却在幕后的符号界支配想象界流动的中心，这让男性中心主义总是表现出自相矛盾，分裂和无理性错乱的痕迹。
故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父法主体。
比如，女性夏天能穿超短裙吗？
一种父法主体会说：不能，这是伤风败俗，你穿你就是荡妇。
第二种父法主体的态度却完全相反：好啊，你穿吧，哇，这个腿漂亮，快来一阵风，把她的裙子掀起来。
再比如，法国女权主义者支持女性裸泳。
一种父法主体会说：不堪入目，白左疯了。
第二种父法主体却这样说：好的，我明天就买一张去法国的机票（滑稽表情）。
可见，在性别议题方面，一些父法主体非常的保守，他们支持对人类脖子以下部位的一切指涉严令禁止，而另一些则完全相反，他们希望自己能以色情的目光，观看更多女性脖子以下的部位。
一旦女权式的思维框架开始介入这种话题，很多女性主义者便不知道该作何选择了，因为反对了一种父法主体，就意味着支持了另一种父法主体，极端保守或者色情凝视，选择反对任何一方都会因和另外一方的合流而陷入困境。
这种情况，是传统中心化，逻各斯化女性主义很难处理的。
但如果能抛下二者表面立场的差异，找到两种父法主体叙事背后的深层内容，我们就会发现，这两种父法主体其实就是同一种父法主体。
比如在超短裙上街问题领域，第一种父法主体实际上暗设了一个自己女朋友穿超短裙上街的场景，而第二种父法主体却暗设了一个“女性”穿超短裙上街的场景，二者的思维方式其实都是“男人看女人＝男人占便宜”。
只不过色情主体意图于“我要窥视女性”，本质是“我要占便宜”，而保守主体意图却是“我的女朋友不能被别的男人窥视”，本质是“我的女朋友不能被别的男人占便宜”。
当然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在大部分情况下，父权主体只不过将女性视作供男性炫耀的私人物品。因此超短裙议题上的保守主义者们，表面上看是为了保持女朋友身体的纯洁性，让她不被窥伺的目光污染而禁止超短裙，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把女朋友当作自己的附庸，“我女朋友不能被占便宜”，真正意思却是“我自己不能吃亏”。
这种思维模式本质性的荒谬，在山东大学事件中尽显本色，此次其传媒学性质的符号场内部，人们控诉的并非留学生和本国学生待遇的不平等，也不是女性被物化再当作吸引留学生的手段，而是嫉妒黑人有高校女生陪伴，再将矛头指向无辜，甚至本身就是受害者的女学生——一种抖音式的提问，小姐姐小姐姐，你和黑人做过爱吗？
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一个中国女孩和留学生恋爱，人们总是指责女方是“淫荡的”，“数典忘祖的”，“崇洋媚外的”easy girl，然而当这对令人不齿的组合性别互换，改成中国男孩配外国女孩，人们却不会指责男方是崇洋媚外的easy boy，反而视之为荣耀。
如下图与山大女生口诛笔伐之对比，真可谓将父权主体的双标和愚昧暴露无遗。
此等双标，何堪批驳？男性中心主义者却习以为常，视之如无物，实则是因男性中心本就是无意识的中心，是社会象征交换与符号流动中的形式与法度的嵌入，故引导父权主体言语和反思的并非理性意识，而是和外界象征秩序紧密联结的无意识系统——
是能指的位置，能指的偏移，能指的运作决定了父权主体的整个精神结构和思维框架。这种主体压根就不是现代启蒙理性的主体，他们没有“我在把握”，而其本身就是父权—象征秩序无缝相连的一部分，并被符号性的无意识欲望结构所置换，因此在他们的维度，结构之外的平权意识是不能出现也无法想象的。
而在场的颜值，不在场的肉身，二者作为男性中心主义式“象征价值交换”得以运行的两大根本形式，则正是今日乔碧萝与宅舞在无意识—符号界层级激进反抗的对象的基石——
乔碧萝以颠倒的权力对“修图的虚假—形式化”幻象天幕的刺穿，宅舞对父权加诸女性肉身“身体压抑—欲望反升华”的*欲色**制码的*破爆**，二者实则在媒介传播领域，共同构成了对父权“异化人—交换人”象征制度的双重绞杀。
02
乔薜萝与颜值的幻象
作为一种无意识的幻象，颜值以镜像的形式，将他者的异化切入我们的精神结构，并借此改变了主体整个快感经济学系统。
例如，贾宝玉的凝视生成了林黛玉的颜值，贾便作为一个他者，横跨在“林黛玉”和“我”之间，成为了林黛玉人格结构中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
不是林黛玉这个“我”在写诗，而是“贾宝玉眼中的林黛玉”在写诗，林黛玉在贾宝玉的目光中行动，也在贾宝玉的目光中思考，因此，她的容貌，身姿，装束，是颜值的一部分，而她忧郁，哀伤，轻柔的精神气质也是颜值一部分，颜值甚至还包括了她的言语，写诗，对对子，因为这些事情的本质都是“被贾宝玉所看”的林黛玉的表象形式。
林黛玉是罕见的生活在自己想象界的人，因此她只需要依靠贾宝玉这个“小他者”的目光作为自己的人格完形，而常人生活在巨大的符号界，我们的行为却是在象征／权力这些“大他者”之视下生成的表演。
正如拉康所说，我只能从一点去看，然而我的存在，却在四面八方之中被看。
目光是无处不在的，在写字楼，购物中心和各博览会等现代符号神话学的宗教场所，那些街边的咖啡厅，那些迎面而来的路人，那些高楼玻璃背后无数不可见的眼睛，都作为主人，以“观看—颜值”的形式，严格地规制着，奴役着“我”的行为，让“我”像机械零件一样严丝合缝地嵌入千人一面的众生。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我在公共场合做出反常举动，如大哭大笑也不过是另一种反常的刻奇表演。
但颜值本身就是一个谎言，所谓的“高颜值”，也不过是五官端正，身材匀称，说白了就是头部的骨型，眉眼鼻唇的间距，肌肉的状态在人类之中取个平均数，再按着观看者的喜欢略作调整，但您只要把蔡徐坤的眉眼唇通通往外拉拉，对其“人类平均位置综合”的状态略作破坏，岂不就是混沌古神之貌？这“长得好看”的本质难道不就是长得平庸？
既然如此，我又为何要在意他人的目光？
然而，现代性的符号自我，本就是在我的想象中被看的自我，这个“我”本来就是他人眼中的“我”，“我”本来就是一个符号，一个颜值，一个镜像。这意味着“我”只能在他者的中介中得以完形。
故颜值之存在，恰恰揭示了他人目光和他者位置对主体的结构性功能，通过他者或大他者的凝视，我才能从黑暗混沌之中进入光亮的场域（权力的舞台），成为存在和在场。
这背后则是被象征界权力（社会文化）重写的“视界驱力”对主体的奴役性和支配性——视界驱力的发生让我从“我在看”变成了“我怎么被他们看”，而主体也从“我”变成了“他”，“主体的目光”变成“舞台之下的目光”。
这个“他”，这个“舞台之下的眼睛”，才是真正的主体，但它又完全是被平庸之美和权力结构出来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化妆，整容和修图之后的人才是真的。真实的，自然的，未经过修图的肉体反倒是假的。因为当你使用颜值作为自己的价值向度时，本身就意味着你已经成为了象征秩序的一部分，故而你必须使用社会文化中定义的那个美将自己格式化，不然你的表象不会符合“美”背后那一套僵死而同质化的语法规则。
换言之，纯粹的颜值之美和一具具真实的肉体毫无关系，它只是一套规制和压迫性的抽象律法，它是同质的而非异质的，是集体的而非独特的，是公共的而非私人的。
因此，修图之后的人才是工具意义上的真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和美的法则发生更完美的交互性对流。颜值被象征秩序构建，被符码所操控，在权力与审美的幻象里将万物制码，而那个前—颜值阶段，婴儿／儿童时期无美无丑的真实视界，则成为永恒的失落和不可想象。
由此可见，颜值并不是让人观看，正相反，颜值是阻止／阻断观看的观看。在颜值的幻象里，观看纯粹的，细腻的，无中心，无组织的世界恰恰成为了不可能，满目望去，所见皆为符码，并被权力的块茎尽情植根。
乔碧萝在权力之中坠毁，这实际却是因为她展示出自己真实的，开放的容颜，以一种颠倒的形式，打破了封闭僵化的符号美学规制，并彻底解放自身的视界驱力，让它成为一种开放的，无定型的价值，无限制的传播。
而乔碧萝真正的激进色彩并不表现在她揭示了修图之美，甚至是现代符号美学本身的荒谬。乔碧萝真正的激进之处只在于她那种大量的传播——数不胜数的逆行符号流动对公共空间的冲击之下，乔碧萝的符号区域对现代美学表象模式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无序化。
她破坏了“修图—美—生产价值”这一符号商业链条本身的生态环境，将“修图美”指向“高颜值”的结构拆解，并将“高颜值”置换成一个“？？？”，置换成一个断裂，一个缝隙，一个不可知的空洞，让人真实的身体永远无法再通过修图圆满地融入象征秩序——
在“修图展示出来的象征身体”和“真实的身体”之间，总有一种失落，一个断裂横跨在中间，让整个“主体—美—快感”表象链条生产快感的节奏不停被打断，甚至陷入死机。
一句话：乔碧萝让欣赏美女者们的神经*能官**短路了，这确实是她非常值得肯定的一点——
乔碧萝破坏了颜值的表层结构，而后者又无非只是大他者的锚，是社会文化无意识共谋中编纂出来的一个*局骗**，它让每个人都成为*子骗**，并兴高采烈地加入这场合流，它是一个主人，凌驾于所有人的头顶。我们要在无数的维度向它抗争，前往它之外任何无组织的平滑空间——
视界驱力必须成为一种真正的开放的视界驱力，去除形象的颜值／权力功能，为的是恢复它们本身的使用价值——一种去中心化的，去组织化的，孩童式的饱含好奇心的观看。在今天，我认为它值得被提倡。
03
宅舞与身体
如刘司墨所说——阉割（castration）是主体进入象征秩序所必然经历的过程，它表明主体在进入符号界后，就彻底失去了某种自由，以及某种不经由符号秩序的宰制，而直接获得意义、快感和自由的能力。让主体失去这种直接面对终极真相-享乐-自由的，就被称为符号性阉割。
因此，主体只是一个被结构的主体，一个被划去的主体，它只是真正的身体的替补，而也正是身体的缺席，身体的被阉割，身体的不在场，才建构了主体的在场。进一步而言，象征秩序—主体本质就是一种反—生命，一种对真实身体的谋杀。
后者，作为我们观测世界的起点，作为我们一切经验与感受的起点——身体，它本来游离／存在于我们的自身视界之外，是一个无法想象，不可直视，圆满自在的“我”，却因颜值的异化被打开了一道创伤性的缺口，在他人目光的中介里被对象化，客体化，被召唤成在场和降临。
这种被凝视的主体，不管本身具有怎样的身份，形式和内容，哪怕一个虚无主义者的身份，都不可避免地与权力体系向连接，并最终在经验的重复，现代的仪式之中，沦为一个装置，一个虚假符号编织出来的机器，一个象征秩序中螺丝钉式的组成部分。
去除了符号网络，理性的主体没有任何维度可以寄居。
而与之相左，在在场颜值的反面，真实的身体则成为了象征秩序无法标记，无法铭刻也无法回溯的无名的遗落物，我们的裸体，成为了原初的“我”被主体切割之后的冗余，在主体的维度之中，裸体是一个必须被隐藏起来的东西。
当然这并不代表裸体不重要，因为它仍然在以这种被压抑的形式继续发挥着社会建构和符号流通的功能。
正如玛丽·道格拉斯的那句名言：“身体是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再现”，我认为这里的“身体”指的是裸体之外的身体，是那个作为表象的身体——
一具由口红，*袜丝**，高跟鞋，粉底，发型，服装构成的“符号身体”，这些东西所点缀包裹着的并不是一具裸体（象征秩序里裸体是不存在的），而是一个空洞。
“符号的身体”，就像一具没有武士的盔甲，一个不存在的骑士，盔甲底下没有人存在的痕迹，仅余一片幽深的黑暗，喑哑的面孔，无声的言说。
而裸体的作用，它存在的价值，就是以自身的非法性，来建构“符号身体”的合法性，以裸体的不存在，来构建口红，*袜丝**，高跟鞋的存在。从而让“符号身体”以更普遍，更一致的形式，渗透进人们的经验和日常生活之中。
当我们从性的角度重现这一点，就不难发现——女性的魅力，身体的诱惑，是被服装的遮掩整出来的，而不是被身体的裸露整出来的。是口红，高跟鞋，*袜丝**，服装的一定的符码分布，以及个人一定的表情，动作和精神气质，建构出了女性的性吸引力。
可以说，身体的诱惑不在于裸露，却反而在于遮掩，身体的诱惑本质是“符号身体”在文化环境里特定的形式和结构。
反观那具裸露的身体，实际上却反倒拆毁和打乱了外在空壳一定的符号布局，反倒成了祛魅的身体，真实的身体，革命的身体。而不是色情的身体。
性对人的诱惑，早在俄狄浦斯情结的禁令中便经历了“性压抑—反升华”的阉割，因此现代性的所谓性欲，纯粹只是性暗示和性挑逗本身。就像女神的*袜丝**，它被脱下来之后，就和女神的身体毫无关系，但却可以引起恋物癖者更强烈的冲动，因为它是一个更纯粹的性暗示的场所，一个完全的符码区间。
也正是*袜丝**，口红，高跟鞋和其他各式符号为女性身体进行价值的加码，女性才可以进入象征秩序，被物化，并塞进符号的交换与流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宅舞的身体，恰恰是一具去符号化之后的身体，是祛魅的身体，创伤性的身体，天体主义者们将身体从“裸体不可见”，“裸体神秘化”，和“身体因外在符号商品化”的窘境解放出来，解构了女性身体作为性客体的生存状况，在开放的真实的躯体之中，展现出一种符号之外的视觉体验——这具“祛魅和去建构化的身体”，是难以被象征秩序完全把握的，符号世界本身的异质化，困顿和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