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日本侵占灌云县城，其驻军对陡沟、冯圩及附近的地区进行扫荡。因我们事先得到情报，及时对战时中学和附近村庄我们的附近的民众进行了疏散，人员损失不大。但未能得手的日军气急败坏放火焚烧了三五村，同时有针对性地焚烧了陡沟夏益贡（夏大蛮子）的家和冯圩冯季皋的家。我姑母的老公公冯大爹在这次袭击中被日军打死。日军这次袭击的目的是迫使夏、冯两家投降。敌人的这一目的没有达到，反而激起了夏大蛮子、冯季皋的抗日决心，他们都积极支持我们战时中学师生的抗日行动。
2月初，灌云日军一个大队三百余人攻打西圩，目的是要迫使西圩大地主李如标投降。因为李如标是沭阳县长夏著禹的岳父，而夏著禹又是陡沟夏益贡的二儿子。日军本来就对夏益贡不投降非常恼火，所以想对李如标这个人采取军事手段将其制服。李家有佃户家丁三十余人，枪十余支，并且还有土炮，外围有专门守卫的村民。李如标在十里八乡李姓当中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日*用军**一个中队约百余人排成4路纵队大摇大摆向圩内开进。快到东北门外时，守卫的李老头吓坏了，手发抖，一下点燃了放在大门内的大土炮。这门土炮叫大白龙，能装几十斤铁沙子。这一炮正好落在鬼子的队伍里，当场炸死炸伤日军四十多人，还有两名军官。其他日本鬼子大叫着成战斗状态散开，攻进西圩，包围了李家大院。这时李家的家丁都开始进行抵抗。日军因突然遭到炮击，伤亡太大，一时难以组织强攻，就死死包围李家大院，放火焚烧周围的房子。就这样双方僵持了一天。第二天由汤沟乡乡长汤曙红带领青救大队和潘龙昌带领青救团及村民武装三四百人攻进西圩对鬼子实施反击，支援李如标大院。战斗打了一天。天黑后，日军被迫逃走了。
这次战斗日军丢掉死尸六十余具，每具死尸都没有左手。我们青救大队没有伤亡，只有东圩的李国柱保长和两个保丁牺牲了，李家家丁牺牲5人。我们打扫战场时扒了日军的军服、钢盔，并缴获了三八式步枪十余支和两把*刀军**。这些战利品一部分作为青救团的*器武**装备，一部分给了话剧团作为演出道具。
日军逃走后，李家得到了解放。李如标带领全家老小数十人到我们队前一一鞠躬谢拜，感谢救命恩人，并当场捐款200块银元表示慰问。我们打扫战场完毕后，李如标的女婿夏著禹才带着县保安大队气喘吁吁刚刚赶到。此时的李如标非常生气，劈头盖脸对女婿说：关键的时候你们都到哪里去了？今天要不是汤曙红青救大队的支援，我们全家早就完了。随后，李如标命令他的村民用牛车将鬼子的尸体拉到圩子西边乱坟地里浇上煤油烧了。这一烧就烧了3天。方圆二三十里都能闻到烧鬼子尸体的臭味。通过这次战斗，人民群众打鬼子的信心得到了提高，我们青救大队的战斗力也大大加强了。
西圩战斗十多天后，连云港和灌云两地的日军集中了大约有千余人，分乘几十辆汽车进发西圩地区。日军在大炮和两架飞机的掩护下以西圩为中心，将周围13个村庄中姓李的房子烧光、抢光，对十多天前的失败进行报复。日军的这一残*行暴**径不但没有*压打**住人们的抗日情绪，反而更加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抗日的决心。这时，我们话剧团也接到任务，分头发动群众，壮大青救团，组织连庄会，扩大抗日武装，成立抗日游击队。
1938年夏，抗日武装从小变大迅速形成规模。汤沟、李恒、陡沟、东西圩一带抗日武装就有六七百人。这时周瑞迎奉命从邳县来到汤沟，将当地抗日武装组建成为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三团。任命原沭阳县汤沟乡乡长汤曙红为三团长，周瑞迎任团政治委员，陈飞任政治处主任，冯国柱为宣传部长，汤良志任一营营长，我们话剧团团长潘龙昌为一营三连连长，我任一营三连二排长。灌云县上马台一支抗日武装编为三团二营，田保湖为营长。沭阳南区的编成第三营，原沭阳县三区区长江建农任营长。沭阳西北的高流、阴平一带青救大队组成三团第四营，由东海县四区民校校长周晓江任营长。从此，我们沭阳、东海、灌云等县青年抗日武装都成了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三团了。
1938年初夏，三团成立后的第一仗是在灌南五仗河打响的。
根据情报，大伊山日军有一百多人，将乘3艘汽艇经过五仗河向涟水方向前进。我们一营奉命在五仗河西岸，设下埋伏等待日军的到来。我们趁夜间进入设伏地点。上午大约10时左右，日军先头艇进入伏击圈。因为这是我们部队组建以来第一次作战，面对即将开始的战斗，大部分战士心里没底，有点沉不住气，有些害怕。当日军第三艘艇也进入我们的伏击范围时，全营所有火力齐射，打了个日军措手不及。第一条艇上的日军毫无准备，艇上三十多鬼子被打得纷纷落水，大部分被打死。后边两条艇见状及时靠岸，艇上的鬼子快速上岸组织反击。鬼子的*器武**远远优于我军。见到鬼子猛烈反击的阵势，个别战士害怕了，不听指挥乱跑。对此我们只能是边打边退，有3个战士跑进了老乡的猪圈，被日军发现并包围了。我们大部队撤到安全地点后，点名时发现少了3名战士。待日军撤退后我们派人去找，发现这3名战士的尸体。他们是被追击的日*用军***刀刺**捅死的，遍体鳞伤，没有一处是完好的。日本兵真是凶残之极。这3名战士都是汤沟小学的毕业生。我只记得其中一人的姓名叫汤明亮。事后，我们在汤沟小学为他们开了追悼会，并追认他们3人为革命烈士。这次战斗，我们伤亡了十多人，其中有一位是我战时中学的同学潘永亮，他左后背中了一枪，退伍回家养伤去了。潘永亮伤好后，于1940年又参加了新四军，在新四军三师八旅。以后去了东北，还参加了四平保卫战，在四平保卫战中他再次负伤，从此就*员复**回家了。
西圩战斗后十多天，日军一个中队进犯西圩北面十余里的汉沟村。那时汉沟村的保长是孙孟久。孙孟久有村民武装四十多人。在孙孟久的指挥下，汉沟村的村民同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战斗。鬼子败退后，光在孙孟久家门外就丢下十余具尸体。这次鬼子败退得非常慌乱，连以往要割下尸体左手带回去的常规都未执行就猖狂逃离了。没有占到便宜的鬼子，在逃离前气急败坏地将村里的房子全给烧光了。这次战斗，汉沟村的村民武装得到了孙东林（伪东海县保安大队中队长）部队的增援，共打死打伤日军三十多人。第二天孙东林到冯季皋家，当时我也在冯家。孙东林因帮助孙孟久打败鬼子显得非常兴奋，滔滔不绝大谈当时的情形，赞扬孙孟久是多么机智勇敢，一人打死鬼子十多人，自己又是如何带部队打增援，最终如何打退鬼子兵。说着就说到他有一挺轻机枪在战中没有发挥出作用，竟然打不出连响，还不如一支步枪。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说你把轻机枪拿来让我看看是怎么回事。他叫人把机枪拿来，我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一是机枪缺乏保养，枪栓太脏，二是不会使用。我将机枪拆卸擦洗一番装上，打了两梭子，非常好用。看到我的操作，孙东林很高兴。急忙叫来几个人，让我教他们如何保养，如何才能打出单射和连射。他在边上也认真看着。孙东林对我说："曹老弟啊，我要请你当我们部队的总教官，你看如何？"我说："谢谢你，但我不能从命，我有别的任务。"
1943年的一天，我去看冯季皋时，他告诉我孙孟久和潘森林是坚决抗日的。在1940年的春天，孙孟久和潘森林带着部队在南岗同日伪军作战，打了一天一夜，直到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孙东林是个孬种，当了汉奸大队长，驻守在陡沟，还经常配合日军到处扫荡。1943年春，日伪军数千人对东灌沭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扫荡，孙东林的伪军大队经西圩向后车、吴集方向扫荡时，突然内部发生内讧。孙东林及其卫队数十人，在内讧中被打死。至此，孙东林的伪军大队土崩瓦解。孙东林驻扎的陡沟据点，被伪军周法乾大队接防。
1938年7月，我们得到情报，五十七军在涟水地区遭遇日军打击，丢掉了两挺12·7高射机枪，还有一些轻机枪、八二迫击炮等枪支*药弹**和*用军**物资。得知这些情况，团长汤曙红当即带领我们一、三连前往寻找。
经过四天的查找终于找到这批*器武**装备，共找回来2挺12·7高射机枪、4挺轻机枪、2门八二迫击炮。高射机枪由我连使用，轻机枪每连1挺，同时还送给二营1挺。这是三团大发展的时期。当时的汤沟、李恒、南岗地区，有地方武装一千多人马，三团有三四千人。驻扎时各营连都拉上了电话。我们各连都有了机枪。在当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指战员们心里踏实了许多。
部队有了正规军的气派，感觉很神气，很风光。但好景不长，1939年9月的一天，五十七军的白营长，带着县保安大队长王绪武突然来到我们驻地，要找汤团长和周政委，说是奉了军部之命来收回丢失的枪支，并指名要收回八二迫击炮、2挺高射机枪和4挺轻机枪。这事传到各部队，大家纷纷表示反对，说不能给他们！当时，由于汤曙红、周瑞迎等领导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毛病，下令将上述枪支都交给了所谓的五十七军的白营长。实际上这些枪支都被王绪伍保安大队弄去了。
不久就发生了"汤沟事件"。
一天，驻扎在汤沟镇上的王绪伍保安大队突然派人到我们驻地，请汤团长去汤沟小学有要事相商。当时我们部队住在汤沟镇西的西山子。王绪伍派人来请汤团长，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大家都不同意汤团长去。
汤团长说："我和王绪伍是亲戚（汤曙红是王绪伍的亲侄女婿）,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他坚持要去，带着一个警卫员就去了。汤团长和王绪伍谈了一阵后，刚出校门就被王绪伍的一个警卫队长周法乾打死了，警卫员也被打死。随即王绪伍的保安大队就向我们发起进攻。因当时我们的部队没有思想准备，只好边抵抗边撤退，大部分人马连夜向华冲方向转移。经两天两夜的急行军到达高流与周小江的四营会合，而后转向宿北骆马湖、马岭山一带。
"汤沟事件"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当时，部队约有一千多人，大部分战士都是青年学生。因突然遭到顽军的袭击，很多人不知所措地跑回了家，只剩下三四百人。本来东海二区还准备成立第四团的，但因"汤沟事件"的发生，也就无人出面组建了。这对当时的武装抗日力量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
当时东海二区加上东海四区就有二十几个游击队，几乎各村都有我们的抗日青救团员。如曹通三游击队（大多为青年学生），翟步州、孙孟久、潘森林游击队，孙东林游击队，张洪瑞、张洪毕游击队，李必超游击队，张飞龙游击队，灌云杨伟大游击队，东海五区钱林游击队等。这些游击队少则三四十人，多则百余人，集中起来有千余人。这些游击队，后来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大部分成为我*党**有组织的抗日武装，如曹通三、钱林组建了云台大队（钱林为大队长，曹通三为连长），李必超组建成东海县大队。有的游击队在与日作战中全部壮烈牺牲，如孙孟久、潘森林、张飞龙等。有的游击队投靠日军当了汉奸，如孙东林、张洪瑞、翟步州等。
我们到达宿北的宿迁县后不久，便同宿迁县伪顽县长鲁动宣的保安大队发生了摩擦。打了一仗之后，我们又随之与伪军发生了一些摩擦。
在宿北骆马湖活动一个多月，我们打了一次漂亮仗。这一仗是由二连长孙成余组织指挥的。一天，我们得到情报，日军要从新安镇向宿迁县城运输物资。二连长孙成余带领三十多人穿上日军军服，化装成鬼子兵，袭击了由新安镇开往宿迁县城的日军一个汽车运输队。日军一个班十余人全部被打死，缴获三八式步枪十余支，歪把子机枪1挺，我方无伤亡，胜利而归。我们连也分到了3支三八式步枪，这3支步枪均发给了政治战士（政治战士是*党**员骨干，政治可靠，这也是一种政治待遇）使用。
在宿北骆马湖活动的一个多月里，我们处在被日伪顽军重重包围之中，生活条件非常地艰苦。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水里或小岛上，风餐露宿，根本无法睡觉，缺医少药，就连粮食也极为缺乏，更谈不上蔬菜水果了，那简直就是奢望，只有少量的玉米和高粱。
平日里，战士们只能以芭豆为食，吃点小盐（又称土盐）。芭豆这种东西，人吃多了就拉肚子。战士们的身体普遍虚弱，战斗力大打折扣。那时，我是排长，使用的仅是一支老套筒枪，*弹子**也很少，只有3发*弹子**，打了一个多月的仗只放了一枪。战士们的*弹子**袋看上去都是满满的，实际上里面都是高粱杆截成的*弹子**大小的小杆子，然后用破纸包起来充样子。部队几乎都是假*弹子**，每人最多发十余发，根本不敢打枪。那时，乱打枪是要受处分的。
为了突破日伪顽军对我方的重重包围，改变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部队决定向马岭山五花顶方向突围。与其在恶劣的环境中饿死、造成非战斗减员，倒不如突围出去，重新寻找机会。
部队突围到马岭山附近后，我们在马岭山上五花顶大庙里住了十几天。在庙里，我们得到老和尚的大力资助。老和尚非常支持我们抗日，送给我们大米、白面、蔬菜等食物，还将庙里自己做的豆腐送给了我们。部队在这里经过十几天的休整，元气恢复了，体力增强了，随后，我们决定继续向运河西突围。为了能够轻装突围．部队进行了精简整编，动员妇幼老弱病残人员暂时回家，等待时机再返队。临行前，老和尚还送给我们一些枪支*药弹**和粮食。轻装后部队机动速度加大了，一夜快速行军迅速通过骆马湖和运河到达邳南地区，与邳南业道友、李弟平先遣梯队第一支队会合，从此开辟、建立了邳濉铜抗日根据地，扩大补充了部队。
1939年的冬天，我们奉命东渡运河回到宿北沭阳县西北地区活动。这时，钱林的云台大队，在杨纯、陈飞同志带领下，也从陇海路北到达陇海路南高流、阴平一带，与宋云龙、王通吾部队会合，整编为四个连。由王登涛任大队长，刘锡九任政委，陈飞任政治部主任，王通吾任参谋长，宋光壁（宋耀南）任后勤部长，统归三团领导指挥。三团团长杨子亚，政治委员杨纯。杨纯是女同志，但当时衣着和头发都和男同志一样，战士们都不知道杨政委是女性。
为了加强云台大队，又从三团抽调骨干二十多人到云台大队任班排干部。我也被调到云台大队一连任排长，封必衢任排政宣，杨庭福任班政治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