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辉麟
【作者简介】——杨辉麟 藏族名玛米多杰（ma-mi-rdo-rje），1952年生，重庆铜梁人。1969年12月入伍，1970年3月进藏，1996年12月退役。军旅作家，文化领域创作者，已出版《*藏西**东南角》《林芝军人》等书17部。
读书，一个调皮的孩子
我生于上世纪1952年的后5月20日，属龙。老家在重庆市铜梁区土桥镇，一个叫“水鸭凼”的地方。这里山青水秀，鸟语花香，连“水鸭凼”的水都是甜的，真的！
我的父母亲
我家有四间瓦房，解放的时候从地主家分得的房屋。我家是地主的佃户，就是佃地主家的田土耕种。据父亲讲，我家佃田这个地主太大了，田土很多，城里还有商铺。他收租子也怪得很，只收田里的稻谷，土里的杂粮不收。而且收租多少，是根据稻子的长势来定租子多少，叫“看青”。
我家住地西面是擂鼓寺，文化大革命中寺庙被毁，现在已恢复，香火很旺，香客很多。住地南面是马家沟，住房后面是大坡。曾经一场天火，烧死了大坡一条藏在草树中的大蟒蛇。事后，蛇骨头都捡了一*麻大**袋。
住房前面叫正沟，一的沟水田，一块连着一块，最大的水田40挑，最小的也有16挑。夏天一沟稻谷，金黄金黄的。现在稻田没有了，成了苗圃基地，一沟的果树苗：樱桃、柑橘、桃李、桂花……生产队的青壮年都外出务工了，余下的社员都给苗圃基地打工，每天50～70元。
当年我们家有8口人：爷爷、婆婆、幺爹和我爸妈、弟妹。我3岁时为和幺爹（比我大9岁）争吃鸡腿吵架，我差点被幺爹打了。为这事，爷爷婆婆就和我们分家了。四间瓦房，爷爷婆婆两间，我们两间。由于我们三兄弟都当兵在外并安了家，现在房子就给了幺妹，已修成了楼房。
那个时候农村条件差，我们分家时，爷爷婆婆只给了一把水瓢和一撮盐。后来家里又添了3个弟妹，生活很苦的。我们生病了，没钱医治，父亲就下田抓鱼卖。现在好了，弟妹们都出息了，儿孙满堂！
我父亲是很“刚”的一个人，已于2020年3月去世了，享年88岁。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是我们家最幸福的一个人。他对农活很精通，当过生产队长。外面的脏活、累活都是他的，可家里的扫把倒了他也不会扶的。瞌睡很多，一天可以睡12个小时，连大年初一也要睡上半天。
我母亲今年已87岁高龄，身体还算硬朗。她是我们家最最辛苦的一个人，忙完地里就忙家里：操持家务，安排生活，煮饭喂猪……这些都成了她的“专利”。若是孩子病了，她就更忙了，背孩子上医院拿药，回家烧水喂药。我总觉得她一天都在忙，闲不住。
上学读书了
我6岁时，就上学读书了。学校设在我家下面的雷家院子，离家很近。启蒙老师叫彭仕前，是我们上面7队的人，一个老师教两个班的学生。一个班上课，一个班复习……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新书发下来后，一个学生（名字记不住了），说白了就是一个孩子，啥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比较调皮，爱贪玩，他就将课本第一页中的毛主席画像，撕下来叠了飞机。
这下闯祸了！无意间被彭老师发现了，这还了得！当场把那个学生抓起来扔在讲台上，用那高粱杆一顿狠抽。孩子痛得“哇哇”大哭……家长见了，尽管心里疼爱孩子，可也没敢吭声。
上三年级时，我就转到了街上——土桥小学读书。三年级甲班，老师叫叶作富，是一位很严厉的老师，我就“栽”在了他的手里。开学第一天的第一堂课，我就被叶老师“开”了，叶老师很客气的把我“请”出了教室。
可见我那时之调皮。为啥？那天刚上课，叶老师在黑板上书写课文，我就在下面伸出右手：拇指竖起，二指伸直，余下三指卷曲，呈手枪状。然后举枪，向老师瞄准，一抬手，“呯”——，将老师枪毙了！
谁存想，这一连串的动作，被邻桌的女同学发现了。这个女同学叫张良芳，街上人。她当即就报告了老师，老师气得拿粉笔的手都在抖，脸色铁青，气得大叫：“我教了十几年书，还没遇到过你这样的学生！你把书包收拾起，走！马上走！”
祸已闯下了，那就向叶老师求饶吧，可老师无功于衷，怎么承认错误他都不原谅，没办法只好怏怏地回家了。到家时母亲问我：“今天放学怎么这么早啊？”我吱吱唔唔的没敢正面回答。然后就背着背篼打猪草去了。
第二天早饭后，母亲见我没去上学，就问：“怎么还不去上学？”我说：“不读了，不想读了。帮您们干活吧！”这时正要出门劳动的父亲听到后，问我怎么回事？我当然不敢说“枪毙”老师的事，只好说老师不要了。
我父亲也是个厉害主，说：“没那怪，还没读（书）就不要了？走，找你老师去！”到了学校，父亲直接找到叶老师。叶老师没说我捣蛋的事，只说他这个班人数太多，已超员了。你们到乙班去看看，乙班学生还没有招够呢！
只要孩子还能读书，乙班就乙班吧。随即父亲领着我就去了乙班。乙班老师姓杨，叫杨春燊。父亲找到杨老师，杨老师二话没说就收下了，我又成了乙班的学生。没想到的是，打这开始，我好像变了个人似的，不调皮了，不贪玩了，学习成绩也慢慢的好了。
第二年，读四年级时我任班上的中队长，二根杠。第三年，读五年级时，当了学校的大队长，三根杠，可神气了。这期间，由于学习好，劳动好，还受到了铜梁县团委的表彰呢！
小学毕业那年，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不上课了，我就回家和泥土打交道：犁田、耙田、栽秧、搭谷、掏苕沟、割麦子……啥都学点，啥都会点，并担任了队里的记工员。
看露天电影
这期间，我还和队里的伙伴雷开中、雷仲明、张道明、吴远富、雷晒飞、王定华一起到巴岳山挑过柴，到周家湾担过煤，在马滩河洗过澡……还每星期到旧市坝部队看两场电影，尤其是当兵的、打仗的电影，我特别爱看。
旧市坝离我家有三里地，那里驻有部队的一个炮兵团。晴天就在部队大操场上放映，正反面都是坐着的人；雨天就在部队大礼堂放映。只要放电影，我场场必去。下午放学急忙回家割猪草，扯兔草，待父母亲收工后就往旧市坝跑。看完电影回来后再吃晚饭……
现在回想起来，看过的电影可多了，主要有：*党**的女儿、柳堡的故事、金沙江畔、突破乌江、大渡河、红色娘子军、洪湖赤卫队、粮食、狼牙山五壮士、赵一曼、平原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鸡毛信、英雄虎胆、三进山城、抓壮丁、战上海、林海雪原、南征北战、回民支队、兵临城下……
还有钢铁战士、苦菜花、红日、渡江侦察记、51号兵站、上甘岭、烈火中永生、翠岗红旗、羊城暗哨、地下尖兵、激战前夜、扑不灭的火焰、智取华山、打击侵略者、甲午风云、英雄儿女等等，很多很多都记不起来了。我69年当兵恐怕与部队这电影也有关系，后来休假还到部队看过几场电影。
一直挨到1968年，学校又可以上课了，当时叫复课闹革命，我又提着书包去了学校。学语文、数学，学物理、化学……当时的学生干部按部队来，一个班就是一个连，我这班长自然就成了“连长”。
爱看课外书
学习之余，喜欢看小人书，一分钱看一本那种摊点，街上有两家。没钱买，只好借其他同学的小人书看。我有优势呀，学习成绩好，又是中队长，巴结的同学也多，自然就不缺小人书看了。
四年级下学期，杨老师对我说：“看点小说吧，对写作文有帮助。”老师这话我记下了，记住了。于是就在同学中借小说看，可这种大部头的书看的同学不多，一般也买不起。
这时杨老师给我支招说：“你可以去县文化馆借呀！”但文化馆借书要有借书证，要交压金，钱不多，两元。那时候的两元可值钱了，一盒火柴2分钱，一斤猪肉才0.68元……只好给家里要，父亲考都没考虑就同意了。
在县文化馆办了借书证，一次可以借5本。闲时看的书就多了，中国的：林海雪原、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烈火金刚……外国的：茶花女、基督山伯爵、克利斯朵夫、巴黎圣母院……还有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是繁体字那种。
这期间看书还差点酿成大祸。在家时，我一个人住一间房，一天晚上看书时，将煤油灯（那时没电的）端进床里放在枕头上，当时看那本书名叫《红旗飘飘》，讲的是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的事。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被子着火将我烧醒了，一着急大喊：“火、火！”
隔壁的父母亲听到后，连鞋子都没有穿，翻身扑过来灭火，差点出了大事。原来是头歪下时，打翻了油灯引起的。从那过后，父母亲再也不限制我看书了。
心里的秘密
这里我透露一个小秘密：上学时我喜欢过一个女同学，那时人小仅是喜欢而已。我和她同班同桌，她叫吴思凤，我任中队长时，她是中队委的学习委员。她母亲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她长得漂亮，活泼，爱笑，说话甜甜的，就是看着很舒服的那种。
走路时，她头上那两个小辫一甩一甩的。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也随她当老师的母亲一起调走了。我呢？也当兵进了*藏西**。三年后，我第一次休假，回家的第一任务就是打探她的消息。
到学校询问，老师们摇头；到教育部门打听，回答是不知道；到附近县城走访，都说没见过。后来我利用出差、休假的机会，又多次打探，仍然没有结果，这才死心了。现如今，她应该快70岁了，她就是我曾经喜欢的同学——吴思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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