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弟子三千，端木赐是孔子两个最得意的弟子之一。《论语》中对其言行记录最多，《史记》也对其评价颇高。
端木赐，字子贡，善于雄辩，办事通达，曾任鲁国、卫国的丞相，还善于经商，后世尊为儒商鼻祖。孔子师徒周游列国时在陈蔡间被围困，是子贡逃出重围去楚国搬来救兵解围；孔子的祖国鲁国有难时，也是子贡出使各国，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为孔子分了忧；孔子逝世前子贡在外为官，赶回来之时，孔子拄杖出门，只说了一句，赐啊，你来得何其晚！因为当时孔子最信任、最倚重的学生只剩子贡了。孔子逝世后，弟子们为孔子守孝三年，三年后各奔东西，只有子贡结庐墓旁，又守孝三年，才离老师而去。
身为富豪和*官高**，为什么子贡心甘情愿追随孔子？我认为：一是孔子的学识让子贡折服。子贡初拜孔子为师时，感到孔子并无什么了不起，后来慢慢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论衡·讲瑞》载：“子贡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当一年二年之时，未知孔子圣也，三年之后，然乃知之。”子贡称孔子的学识高深莫测，称孔子为圣人，比孔子为日月，任何人不能超过。《论语·子张》载，鲁国大夫叔孙武叔说“子贡贤于仲尼”。子贡马上反驳说：“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韩诗外传·卷八》载：“子贡答齐景公曰：‘臣终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犹渴壶杓，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安知江河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誉，得无太甚乎?’子贡曰：‘臣赐何敢甚言，尚虑不及耳。使臣誉仲尼，譬犹两手捧土而附泰山，其无益于明矣。使臣不誉仲尼，譬犹两手把泰山，无损亦明矣。’”
二是师生互补，各取所需，各展所长。论语中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颜回和子贡这两个弟子，一个是孔子最欣赏的，一个是孔子最得益的。子贡不受命，就是孔子希望他专门为学问道德而作。但子贡的个性与众不同，孔子那一套学问道德他绝对接受，可是他的生活方式绝对不同，不太肯定孔子呆板的路线，他去做生意了。子贡既然有心经商，又是孔子的得意弟子，跟着孔子周游列国时，顺便了解各国货物的市场行情，也是行商人的常情，作为随行人员之一，子贡一方面跟孔子学习文化知识和社会知识，一方面大量了解各地的风俗人情，为以后商业做大做强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 子贡是一位有学识的商人，诸侯不但需要他的货物，也需要他的政治识见和才学。经商成为他宣传政治主张和实现外交才干的重要条件。越王勾践甚至“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子贡通过经商才达到如此显赫地位，因而成为孔子的代言人和杰出的外交家。
儒商鼻祖端木赐（子贡）追随孔子的所作所为，给我们后人至少留下3点启示：
1、举一反三通情理，三句不离己所长。
子贡多才多艺，擅长辩论，对事情观察细致，学习时能举一反三，并善于展示自己的长处，孔子对子贡的评价是一个“达”字。据《左传》等史书可知，在孔子那个时代，外交礼宾人员的语言训练主要取之于《诗》，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习尚。孔子也曾说：“不学《诗》，无以言”，《诗》已成为当时语言训练的主要教本。在《诗》的学习中，孔子不仅要求学子们搞通弄懂《诗》的本来意义，而且要求他们能对《诗》“活学活用”，在外交礼宾场合能顺手拈来以达己意，而这，没有相当的灵活性和敏锐性是难以做到的。在孔子的门徒中，子贡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论语·学而》曾记载孔子、子贡师徒二人对答。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贡灵活运用了《诗经·卫风·淇奥》中的诗句来回答老师提问的情形，孔子认为子贡的回答十分贴切，“断章取义”恰到好处，故而称赞子贡：“始可与言《诗》已矣”，而且说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认为他对该诗的理解达到了心领神会的地步。
2、虚怀若谷如流水，甘做瑚琏第二高。
子贡自身富可敌国，又历任*官高**，本可过逍遥自在的生活，可是除了从政、经商，他却选择陪伴在孔子身边，随孔子奔波，为孔子分忧，从孔子身上追求更高的精神追求。
子贡既善辩，又通情理。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谁更贤能呢？”孔子的意思很明显，想挫挫他的傲气，没想到子贡借坡下驴：“赐也何敢往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这句话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子贡的谦虚和聪明，他不愿直接驳回老师的面子，二是他对孔子的偏心不认可，再聪明的人他听到一个知识能明白十个道理是不可能的，而听闻一个知识只能明白一两个道理却是可以做到的。
子贡做弟子时年轻好胜，有一次问孔子，老师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啊？本来想得到老师的夸奖，但是孔子却说，你呀，你就是一个器具。子贡一听，蔫了，他问，什么器具啊？孔子说：“瑚琏”。瑚琏是古代宗庙盛放黍稷的祭器，很高贵，但不是最高贵的，在华夏文明中，最高贵的祭器是鼎，侧面印证了子贡在孔子心中老二的地位，前头是一个永远也跨不过去的颜回。
3、端木遗风今天犹在，诚信经商是正道。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信念为中华后世商界所推崇。在子贡之前，商人早就存在若干年了，但如何经商？如何做个成功的商人？从来没有贤人做个总结。子贡拜孔子为师，为以后如何经商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孔子对经商是有着自己的看法的，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把如何经商总结为四个字：义以求利。他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贡遵循老师的教导，在儒士的明“义”和商人的求“利”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打开了沟通的渠道。
4、儒商结合重发展，知行合一不拘泥。
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把学和行结合得最好的一位。孔子的学说大多经由子贡宣传给社会，子贡是孔子学说最好的代言人。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扬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端木大概那时早就这么认为了，所以在孔子的评价中，子贡是不受命的。子贡不拘泥于道德学问，他内心中可能对颜回似的“圣人”是不屑一顾的，想着如果所有学生都像颜回似的穷得叮铛响，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梦想周游列国还不得饿死？他既为相，又经商，把孔夫子的思想与实践发挥到极致。他既信奉“学而优则仕”，又信奉“发展才是硬道理”，经营有道，致富有方，且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成为儒与商的最佳结合，真正无愧于中国儒商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