郛堤城古城墙
- 郛堤城初探
2019年10月16日国务院公布:黄骅市“郛堤城遗址”为全国第八批重点*物文**保护单位。这是我们黄骅人民的一件大事、喜事、盛事。黄骅地处古黄河三角洲，公元前602年至公元11年黄河在其境内入海历经613年，是黄河流域华夏文明的集聚地和推送地。随着“黑色陶片、儿童瓮棺葬墓群、成人瓮棺葬及各类各色绳纹陶片”的大量发现，郛堤城这座广为流传的“屯兵之城”的历史将被改写。黑色陶片的发现，印证了郛堤城遗址文化属于与龙山文化同时期的新石器文化，与龙山文化（公元前2500年—前2000年）一脉相承。可推定郛堤城遗址距今已有4700年的历史，是一座古老的城池，同时也是临海靠河的一座大型古港口码头，是华夏文明东渡朝鲜半岛、日本九州等地的“策源地”和“起点”，是海上古丝绸之路的北起点，也极有可能是陆海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发挥着重要的“桥头堡”作用。而儿童瓮棺葬的发现、中日“绳纹文化”的一脉相承、“千童镇”的传说，也让我们对徐福二次出海的起点就在黄骅一带有了更充足的证据。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经过专家们的考古、发掘与考证，郛堤城遗址这座距今约5000年的古城的神秘面纱将被进一步揭开，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 黄河故道入海的变迁
古文明多傍河而生，欲探明郛堤城故事，就不得不先说到黄河古道的变迁。
黄河在距今8000—5000年前，大禹治水前，流经平原、德州、孟村，冲击形成以孟村为顶点的三角洲，在黄骅东南入海。在距今5000—3000年前，渤海西海岸后退至黄骅镇、羊二庄一线，黄河在旧城附近分出两股叉流，一股向东北至黄骅镇附近入海；一股向东（称为东支），至羊二庄附近入海。商、周时期（前17世纪初至前771年）东支河道流量减少，处在基本断流状态。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年至前221年）黄河向南迁移，沿全新世河道北流，开辟德州、东光、南皮、沧州至黄骅一带入海的中支河道。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北支河道断流，黄河以中支河道为主，不断分出叉流，沿全新世古河道，在羊二庄、海兴（1965年设县，由黄骅、盐山、无棣三县合成）以东入海。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流向，清代经学家、地理学家胡渭叙述较为详尽：过长寿津后，河水折而北流，至今馆陶县东北，折东经高唐县南，再折北至东光县西会合漳水，复下折而东北流经章武县（今黄骅县伏漪城）东入海。
结合“郛堤城”古城的发现，黄河古道变迁的历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黄河古道入海的黄骅曾经有过璀璨的古文明。
- 黑色陶片及巨量绳纹陶片的发现
陶器是人类的一项重要发明，它的产生和古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更是不同时代文明的象征。
近日，在浮堤城遗址城池内外，我发现了黑色陶片、深褐色绳纹陶片、红褐色绳纹陶片、灰色绳纹陶片、灰黑色绳纹陶片。通过分析残存黑色陶片，可还原成大、中、小黑色陶器。其中小型黑色陶器器形多为罐状或蛋壳状。外壁有绳纹或方格印纹，绳纹有粗纹、细纹、划纹、方格及菱形印纹等，可谓百花齐放；内壁为印纹或光面，罐腹壁比较薄，约2毫米左右，却质地坚硬、胎薄、漆黑锃亮、精美，历经几千年基本保持原色，印纹清晰，可以说是当时的陶器之精品。这些黑色陶罐可能是作为“食罐”放置瓮棺葬中，供亡者使用。今天黄骅一带仍然沿用这一习俗，就是在棺材外部，棺材头处放置一瓦罐（瓷罐），里边放上五谷，供逝者享用。墓穴放置黑陶罐或瓦罐、五谷已经延续了六七千年的历史了。有学者在论述日本东北地方黑陶的作用时说：“这些绳纹陶和黑陶，在此时除了作为饮食器具和贮藏食物器具之外，还被用来做陪葬用品。”可见中日两国在黑陶的使用上基本相同。同时发现的青色、褐色绳纹砖和大量深褐色、红褐色、灰褐色绳纹陶片，根据陶片形状，推测陶器器型如瓮、釜、罐、盆、碗、桶、脊瓦等。由此可断定郛堤城是一座绳纹时期保存完好的古城，印证这座古城绳纹时代曾经的辉煌与繁荣。绳纹文化时期在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200年，其晚期在公元前2000年开始，基本与郛堤城历史时期一致，可见这座“郛堤城”绳纹遗址至少有4000-5000年的历史，当然准确的年代这还有待于专家的挖掘和科学的测定。郛堤城遗址文化印证着中国绳纹文化的鼎盛时期，根据目前的拾遗发现，可以说它是目前中国乃至世界已发现绳纹遗址中，最大的绳纹陶器遗存宝库。
郛堤城通体绳纹黑陶残品
郛堤城抛光黑陶残片
郛堤城加砂黑陶残片
- 郛堤城遗址与龙山文化
文化往往有因袭和传承的痕迹，郛堤城遗址文化与龙山文化似乎存在着天然的联系。
在郛堤城遗址发现的黑色陶片是最具特色的，从制作工艺上分为“绳纹黑陶”、“光面黑陶”，从形状上可分为有“壶状”、“蛋壳黑陶”、“平底黑陶”……其中一种像蛋壳状黑陶呈现胎薄而轻盈，其显著特点是“薄、硬、光、黑”。这些特点的黑色陶片，与“龙山文化”时期黑色陶片相似。龙山文化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龙山遗址和郛堤城遗址同处在黄河下游地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文化。龙山文化断定年代是：公元前2500至公元前2000年，距今4700多年的历史。郛地城文化遗址也应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
龙山文化时期，与黄河在黄骅入海的时间是契合的。在公元前2980年至公元前980年（距今约5000年至3000），渤海西海岸后退至黄骅镇、羊二庄一线，黄河在旧城附近分出两股叉流，一股向东北至黄骅镇附近入海；一股向东（称为东支），至羊二庄附近入海。形成以黄骅镇、羊二庄为顶点的小型三角洲，郛堤城遗址就坐落在黄骅镇“顶点上”，现存的世界海洋遗产黄骅古贝壳堤，是世界三大古贝壳堤之一。这条古贝壳堤就是当时的海岸线。郛堤城遗址就是建在1号古贝壳堤上，是依海、依河、依托港口码头而建，是黄河流域最便捷的出海口，是当时黄河下游最繁忙的出海通道，也很可能是通过这一通道把黄河流域的文明传播到了东北亚和世界各地。
对比郛堤城遗址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日本的“弥生文化”，不难发现，这四大不同历史时期文化遗址，都发现有“黑色陶片”、“绳纹陶片”。仰韶遗址出土陶器多为泥红陶和夹砂红陶、灰陶和黑陶较为少见。龙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以磨光黑陶著称，是具有“黑陶”特征的文化遗存。弥生遗址出土陶器颜色多为深褐色、红褐色，也发现了黑陶。而郛堤城既发现有绳纹黑陶，也有磨光或光面黑陶，而且绳纹黑陶居多，同时又兼有深褐色、红褐色、灰色、灰黑色、泥红绳纹陶色。从陶片分类和数量上来推断，郛堤城遗址都是不逊于其他古文化的存在。我推测郛堤城遗址文化是承接发展了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又对接“龙山文化”，后期促进了日本的“弥生文化”的形成。
郛堤城烧制好的黑陶和半成品惊人的相似
郛堤城各色绳纹陶片，有灰色、褐色、灰黑、红色，加砂红色、褐色、黑色
- 郛堤城遗址名称考究
郛堤城历史记载甚少，城名也众说纷纭，这里想透过历史一窥郛堤城本名，在历史上找到它的定位。
“郛堤城”也被称为“武帝城”、“伏狄城”、“伏漪城”、“伏猗城”，叫法不一，众说纷纭。秦汉以前，黄河下游地区在当时统称为东夷。虽然在今人看来，东夷与周族是同一国家，但在上古时期，周人则视东夷人为‘外邦’‘异族’。”而东夷文化实则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东夷及其古文化在亚洲古文化的发源与交流中都处于较为重要的地位。东夷多使用“东夷语”，东夷语音文字与周族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周代不同时期的文献所记载的东夷人名、地名存在很大差异。如“伏羲”又作宓羲、庖羲、包羲、宓戏、伏戏。又如“蒲姑城”又作薄姑、亳姑、孛姑、甫姑等，明显说明周人没有统一的标准语音、文字，主要是用以记音，也没有标准地名，是闻其声记之。东夷地名是先有“口传语音，后有文字记录”。另中国古书有运用“通假字”现象，即用读音或字形相同或相近的字代替本字，通假字代替的那个字，叫作“本字”。因此“郛堤城”又作“伏狄城”、“伏漪城”、“ 伏猗城”、“武帝城”，具有东夷地名和运用通假字的的特点。
从字面解析“郛堤城”，“郛”字意为：古代城外面围着的大城。平原石料奇缺，砖瓦稀少成本高，就夯建一个土制大堤，具有通商进出海、防御入侵、防海啸、防黄河水泛滥等功能，这个大堤是后建的，那就叫“郛堤城”吧。目前沿海平原地带还没有一座如此规模、年代那么久远、保存基本完好的古城。随着海岸线的东移，古港口也随之东移至海丰镇（全国文保单位）遗址等处，城池里也就萧条下来，人去楼空，城池地表只剩下残垣断壁，残瓦断片，城廓、墓地及*物文**经雨水冲刷便被泥土淹没了，随着年代的推移，人们渐渐遗忘了古城池，而郛堤城其名沿用至今。
大城里面的城池一定兴建在先，是哪个年代的城邑呢？黄骅市夏商归兖州，“九河入海处当属兖州”。《禹贡》载：“齐水、河水（黄河）之间一带为兖州”。我们的一个相邻的地域“无棣县”，夏朝县境为兖州之域。可见夏朝黄骅、无棣同为兖州。西周黄骅属齐州（现为济南），无棣县境为“无棣邑”，当属齐州辖县。春秋战国时期，黄骅属齐，处在齐、燕两国交界地带。南部属齐，北部属燕。无棣邑，为齐国北疆，渔盐之区，是华夏古老城邑之一，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北界地邑”，常年驻扎*队军**，主要防御燕国，筑有“无棣城”。春秋战国时期无棣、黄骅同属齐国北界地邑，黄骅在齐燕交界地带，建一座防御城，一定靠近两国交界的地方。此城两面环水，东面环海，一面环河，是天然的防御城池，又建在渔盐之区，推断此邑一定建在黄骅境内。而很有可能就是“无棣城”，只是当时“口传语音，后有文字记录”才记录成了“郛堤城”。进而口传语音地名为“武帝城”“郛堤城”“伏狄城”“ 伏猗城”等。因此推断“郛堤城”很可能就是当年的“无棣城”。
郛堤城旧城址
- 武帝台遗址探寻
黄骅的武帝台，似乎也印证了“郛堤城”与“无棣城”的密切关联。
《史记》载，“桓公二十三年（前663年），救燕返国，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却进入了齐国地界。桓公说“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于是遵从周礼分沟割燕君所至土地与燕国。自此无棣沟以北地区划归燕国，“沟”为齐燕国界。此沟我以为不是现在的无棣县“鬲津河（今漳卫新河）而是黄骅境内的一条河”。这条河推断为武帝台北黄河古道南排河。因黄骅是齐国的北疆，处在两国交界地带，因齐桓公割地与燕国，造成黄骅南部属齐，北部属燕，此分界线在哪个点位上呢？《魏土地记》载：“章武（今黄骅）东百里有武帝台，南北有两台，相距六十里”。《大清一统志》载此为南台，北台在沙井子村（今为天津市，原属黄骅），已被夷为平地。我以为齐国边界原在“沙井子”，后因燕庄公送齐桓公至武帝台处，发现已入齐境，齐桓公又非天子，便割地相让，需要做个标识啊，平原广泽，荒无人烟，无以为标，茫茫大洼里就筑个高台吧。燕国民众得知边界南移六十里，也就把原界沙井子台夷为平地了。
据文献记载：“武帝台为战国时齐国、燕国的边境地带，黄河在此入海，原为军事瞭望台或烽火台，汉武帝在此基础上修筑而成。”这个基础就是战国所筑“无棣台”，是当时的“界台”，处在古贝壳堤3号线上，基本与海岸线平行，贝壳堤走向为：许官——武帝台——沙井子（原属黄骅市），更能说明“武帝台”界点是从原齐燕边境“沙井子台”南移所致。
武帝台即为战国所筑，又与郛堤城（武帝城）是同时代的产物，加之文献齐桓公救燕回国、割地归燕国记载，此台是齐燕两国界台，建在齐国无棣之台，又因当时“先有音传，后有记载”，上古又运用“通假字”现象。所以推断，武帝台就是“无棣台”。
黄骅武帝台
- 儿童瓮棺葬墓群的发现与徐福东渡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大致窥见了郛堤城遗址文化的璀璨之处，而若联系到瓮棺葬的发掘，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日本的古文化很可能与郛堤城遗址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黄骅市在2016年5月首次在郛堤城遗址西北角附近发现瓮棺葬墓群，已经发掘瓮棺葬113座。其中107座为“儿童瓮棺葬”，其余6座为成人瓮棺葬，且为一次葬。一次发掘出百余座儿童瓮棺葬，集中掩埋在一块平台上，国内国外都未曾有过。从古到今很少有死后的儿童享受如此的厚葬，一定隐含着不为人知的历史，很可能充满着国家行动的背景。
据考古人员初步统计，已发掘出土的113座瓮棺葬中，形制达20多种，经鉴定为战国时期器物。“后经考古勘探在其南侧又有发现，分别又发现40座儿童瓮棺葬和11座成人瓮棺葬，初步推算该瓮棺葬墓群共约上千座。”是国内已发现最大的瓮棺葬墓群，其数量几乎相当于目前全国的瓮棺葬发现量。
2014年9月，山西大学考古系李军（考古界的权威之一）教授带队对郛堤城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他认为，考古发掘证明，郛堤城始建于战汉时期，在筑城前已有战国时期的生活居住遗址，建成后至少延用至隋唐时期。2016年5月黄骅市湿地公园建设中，在郛堤城西北约200米处，发现了儿童瓮棺葬墓群。李军教授认为，这个发现，让人们对郛堤城的功能有了新的认识。他说这座城有其特殊性，有沿海地区的构筑特点，城里布局完整，应该是跟码头配套的一座城，是现在我们知道的距海岸线最近、保存完整、面积较大的唯一的古城。儿童瓮棺葬出土一百多座，说明当时应该有大量儿童临时集结到这里。如果这些孩子的墓葬是城内的居民的话，应该是有大人也有小孩。而这里的孩子的比例这么高，可以确定应该是临时聚集的。而在战汉时期的历史上有记载的，大批孩童集结的情况，就是“徐福东渡”。因此，他认为，从考古发现角度来看，徐福东渡的出海的地点，最拿手的证据就是我们这儿，徐福第一次出海带的人较少，郛堤城应该是徐福第二次出海的一个临时集结地。
当地历史学者认为，瓮棺葬墓地实际上是郛堤城的一部分，大规模儿童瓮棺葬的发现反映了当时的繁荣，同时也对此前古城是单纯军事城池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郛堤城出土了成人瓮棺葬，墓葬形式为罐釜和大小罐组合的埋葬形式，年代初步推断为战国时期。以瓮、罐一类陶器作葬具的墓葬形式，多见于史前时代，中国流行于新石器时代直到汉代。日本在“绳纹时代”和“弥生时代”有成人瓮棺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龙国对环渤海地区秦汉城邑与瓮棺葬位置关系进行研究认为：“战国秦汉的瓮棺葬不仅在中国有相当数量的发现，而且大致相当于这一时期的瓮棺葬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也有不少发现，成为反映当时东亚各地区之间文化联系的重要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在对公元前一千纪后半对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九州地区的瓮棺葬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别就历史文化和地理上的“燕地”和“齐地”、及朝鲜半岛和日本九州等地区的瓮棺葬的特征作了总结，认为环黄海各地的的瓮棺葬即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又各具地域特色，是当时东亚各地的人群移动和文化交流形成的物质文化遗存……齐地的瓮棺葬从战国晚期开始流行，明显受到燕文化的影响，与燕齐相邻、燕齐之间多次发生战争所引发的人群移动密切相关。朝鲜半岛的瓮棺葬的发生与流行的历史背景，是战国末年和秦末汉初燕、赵、齐地部分居民向东迁徙。
而日本学界、考古界公认：“弥生文化”源于中国的北方沿海文化，这也是日本文字和汉字相似的缘由。所谓‘弥生文化’是指“绳纹文化”之后的重要历史时期，是由发现者弥生町而定名。是弥生出土“弥生式”陶器，得名“弥生时代”。它起止于公元前300年至公元250年之间，恰好是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末年及秦汉时期。
弥生遗址中还发现出土了中国古钺（古兵器比斧大、周刃可砍劈、属青铜制，商周盛行）、古镜和秦式*首匕**和汉字等。日本人喜欢葫芦，这都与中国入海的方士（即徐福）有关。稻米的传入，结束了日本人的“渔猎生活”，开始了农耕。那么，日本始终把徐福奉为“农神”和“药神”当在情理之中。
日本九州福冈县板付的考古遗址中，发现绳纹晚期种植水稻的水田遗址，并发现了“碳化米粒”遗存，经碳十四测定，与朝鲜半岛釜山金海地区发现的碳化米粒为同一类型。
《史记》中称，徐福为“齐人”、“方士”，燕、齐海上之方士，这些海上的方士精通航海知识并具有丰富的航海经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戎，与童男童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这次出海，按《史记·封禅书》记载：“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是说入海找“三神山”的人都因风大刮走船而不能到达。《史记》·封禅书载：徐福寻访三座仙山，只是说在渤海中。日本的*氏秦**后代，仍自称秦人，并说徐福到达后，将富士山称为蓬莱。说明他未到过蓬莱仙山。
《淮南衡山列传》与《秦始皇本纪》记载稍有不同，称徐福并未开始就带数千童男童女出海，而是寻访仙家多年未果的情况下，再度出海时率童男童女出海。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37年）秦始皇再次批准徐福在饶安一带（盐山千童镇）招募三千童男童女并征招能工巧匠集结。携“五谷子种”，乘船泛海东渡，入海求长生不老药。《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也有记载：秦始皇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子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由此推断，此次是徐福最后一次东渡，是在饶安（盐山千童镇）一带招募童男童女、技艺百工，武士，在黄骅招募船工，在郛堤城“大本营”集聚、训练、生活，可能是孩子们遇到瘟疫或疾病造成伤亡，亡者就厚葬在郛堤城儿童瓮棺葬墓群了，幸存无病者便转移到临出海口更近的“丱兮城”（羊二庄前街村西）侨居。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丱兮城，在直隶盐山县东北，相传秦始皇遣徐福发童男女千人，入海求仙，筑城侨居童男女，故名。”
徐福在黄骅蛰伏数月后，便率郛堤城的技艺百工、武士、船工及丱兮城里的“童子军”，从黄骅羊二庄、海兴（原属黄骅）以东的大口河起航东渡了。
综上所述，儿童瓮棺葬群的发现、黑色陶片的发现，又有郛堤城、丱兮城、千童镇、古黄河入海口 (大口河)等遗迹佐证，又有日本学界、考古界关于“弥生文化”源于中国的北方沿海文化的公认，又有《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等文献记载以及我国考古专家的推断，基本可以推定徐福最后一次东渡，是从黄骅郛堤城遗址集结、丱兮城侨居、从大口河出发的。
郛堤城出土战国瓮棺葬，图片来自新华网
- 结语
一、郛堤城（无棣城）遗址发现“黑陶”，印证了它与龙山文化遗址（公元前2500至公元前2000年）是同时代的遗存，承接和发展了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并推送中国北方沿海绳纹文化及华夏文明东移日本、朝鲜半岛等地，促进了日本弥生文化的形成。
二、郛堤城遗址现存的外古城墙是后建的，推断里面的古城池是在公元前2500至前2000年之间所建，巨量绳纹陶片的发现说明，古城池或建设于更早的时期；至少是与龙山文化同期的遗存。它靠海依河而建，有一个规模宏大的码头，黄河流域的物产和华夏文明通过这个港口，运送到东北亚及世界各地。它是当时黄河流域出海最近的通道。其规模是当时国内乃至世界大港口之一，无疑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北起点，也有可能是陆海丝绸之路的交汇点。
三、东夷语音文字与周族存在很大差异，并且当时是“口传语音，后有文字记录” 所致。还有中国古书有运用 “通假字”现象，因此产生了“无棣城”的口传语音地名：“武帝城”、“郛堤城”、 “伏狄城”、“ 伏猗城”。,棣与堤、帝、狄谐音（同音或近音），“无”与“武”“郛”谐音。因此推断“郛堤城”就是当年的“无棣城”。
四、战国时期的“武帝台”，是齐桓公救燕回国，燕庄公相送已入齐境，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齐桓公只好下令立一“高台”为界桩，原来沙井子台遗弃在了燕国，造成黄骅战国时期南部属齐，北部属燕。无棣邑为齐国北疆，推断“武帝台”应是“无棣台”。
五、徐福最后一次东渡是从黄骅出发的。儿童瓮棺葬群的发现、黑色陶片的发现、有又郛堤城、丱兮城、千童镇、古黄河入海口佐证，又有日本学界、考古界关于“弥生文化”源于中国北方沿海文化的公认。又有《史记》等文献记载以及我国考古专家的论证。其中儿童瓮棺葬墓群是徐福从黄骅东渡最核心的证据，在国内及国外“儿童瓮棺葬墓群”的发现尚属首例。
参考资料：《黄骅市志》、《百度文库》
作者：许宝德，就职于黄骅市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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