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解放前夕，父亲听“友人” 忠告，《谷声电台》停止了对外广播，同时也遣散了员工。解放后，父亲为响应新生政权“恢复生产，繁荣市场” 的号召，于一九五0年二月，又恢复了《谷声电台》播音。当时父亲资金短缺，时间仓促，但还是及时筹措了款项，租用了离解放碑不远的《同心商场》二楼作台址、联系电力公司安装电力专线、请木工装修播声室、召回部分员工。因播音员已经走散，母亲就自兼播音主任，八姑姑和幺姑姑任播音员，虞姑爷任会计，大舅负责外务，父亲亲自动手安装机器设备，紧锣密鼓忙乎了二十几天，终于播出《谷声》之声。
然而，电台属特种行业，国家法令不允许个人经营商业电台。《谷声电台》营业一年后，经过洽商，《谷声》的机器设备便由《西南人民广播电台》赎买，父亲及部分员工也参加到人民电台工作了，大舅也是参加工作者之一。
母亲娘家在李家沱，他们共四兄妹，二舅小时过寄给六角场二房，大舅民国元年出生，年长父亲六岁，十六岁考上云南讲武堂，曾在龙云部下任过排长，因外公去世请辞回川。后来，父亲聘大舅到公司做钳工工作兼跑外务，自然，外婆及舅娘也同时住到我们家。大舅还有桩特殊“工作”，就是管教爸爸的徒弟，师兄们都是母亲娘屋、外婆娘屋、舅妈娘屋送来的子弟，大舅的管教就是斑竹片子，师兄们不怕师傅，反怕“斑竹片子”。据母亲说，师兄杨开军（外婆的侄孙）十二、三岁还尿床，不好意思就悄悄溜回家了，其母亲送回时特意叫“竹片”管教。他参加电台工作后调川东某县，如今早已是大师傅。大舅参加电台工作后，先调小龙坎，五六年调四川省台。这是后话。
父亲开初在五四路服务部上班，我们家暂住夫子池——父亲一位无线电朋友的房子。不久我家迁往歇台子电台宿舍居住，那时歇台子算是“乡下”， 婆婆爷爷不愿意去，从此我们便同二位老人分居了。记得临走时我向婆婆要一百元钱，婆婆却给了我一千元（旧币）。
谁知一年后婆婆竟然与世长辞（一九五二年春天），真使我易常悲痛。婆婆病重时我同母亲赶回城里（歇台子有外婆照看弟妹们），但此时婆婆已经不能说话了，据医生讲，婆婆患的是“脑溢血” 病。据母亲讲，婆婆得这个病是被爷爷气的。由此看来，去年我向婆婆要钱时的一面，是我们婆孙俩今生今世见的最后一面。
婆婆去世后，怎样安葬？大人们却有分歧，因为伯祖同伯婆、伯姨婆们去世都未运回原籍，而是在菜园坝公馆附近山坡辟坟茔安葬。婆婆与伯婆、伯姨婆们向来不和，所以病重前曾说过不愿去菜园坝坟茔。这样，爷爷便坚持到老君洞（庙）找地安葬。来抬棺木的“棒棒” 头儿不明就里，便说：
“老太爷，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找‘官山’ 帮你安葬，”边讲边用手比划，“我们平两个坟，安葬你一座坟？”
在我这个八岁（下半年才满九岁）孩子眼里，爷爷仍在摇头。时至今日想来，爷爷的举措是明智的，“棒棒” 头儿完全是在做损人利己的事，只图少走几步路而拿同样的钱——今天我给钱你平两个坟埋一个坟，明天他给钱你仍然可以平两坟埋一个坟，先埋坟的人家会怎样想呢？爷爷是诚实、讲诚信的商人，从来不做损人利己的事，而是讲公平交易。
那时，一出（过）七星岗便算城外，两路口一带要算城郊外了，到处都有“官山”、 稻田、坡土。“ 官山” 是重庆方言，也就是“乱坟岗”，自然要比过河上老君坡近多了。
当道士先生念完“诵词”， 摔粹陶罐，蹬翻条凳，同时大声喊：“起！”后，不知是谁，将婆婆的灵牌位叫我端了在棺木前面走，我家住的是里院，堂屋门口是小天井，出大门有很长一段甬道，走上公路不久，爸爸赶上前来拿过灵牌搁在他背篼的香烛钱纸上面，并叫我跟着他走。
下到望龙门河边，因轮渡不运棺木过河，大舅早已租了木船等在那里。我从没有坐过木船过河，以往坐轮船见那些打着赤膊喊着号子的两排人划桨很整齐、很有节奏，木船两边的两排桨同时露出水面、同时向后划去，就象一条大鱼两边的翅子同时划水，以为很好玩，所以犟扭着要坐木船过河。此时父亲已不愿同我扭了，且有大舅同船，他就背着背篼同几个徒弟乘轮渡去了。大舅把我牵上木船，叫我蹲在棺木旁边船便开航了。我双手抓着船帮木板，只见浑浊的涌着大浪的江水只隔船舷二、三寸高，同时人随船身在汹涌的波涛中上下起伏，且江水不时飞溅到身上来，心里害怕极了，抓船帮的双手也用力抓紧了，哪里还有心情看人家喊号子划桨，只后悔自已不该倔犟要乘木船过江。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乘木船横渡长江，也是最后一次乘木船横渡长江，所以终生不会忘记。后来母亲讲，那种两排人打赤膊喊号子整齐划桨叫“拼江”，是木船横渡船夫必显的过江功夫，你六舅公就是吃那碗饭的水上客， 坐那种木船过河非常危险，万一船翻，像我那个年龄的孩子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她要是一同去，非揍我两个耳光不可。后来母亲又说我命大，婆婆喜欢我一场，我无意间的行为似乎冥冥中婆婆要我护送她老人家过江。
——王先鞭《父亲》
早安，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