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胜于文则饰，文胜于质则史。”能力素质强的人，如果学问修养不好，则必无法约束自己；反之，如果光注重书本知识，而缺乏实际能力的培养，那么学问也称伪学问。而死知识，让人固步自封，必将使人粗陋浅薄。
毛*东泽**真正做到了革命理论和自身实践两样皆通。毛*东泽**在学生时代就注重读书与旅行的结合，“览山川之胜，养大道于胸。”正是在腹有诗书中，亦不忘行万里路。“沉浮人世路，跌宕少年心。”读书如命，也实践自如。这是修学与储能的水乳交融，是学习知识与实践运用的奇妙反应。
投身革命以后，毛*东泽**的读书和实践需求，就密不可分了。读书与革命，毕竟是两件事，读书取代不了革命，革命也取代不了读书。毛*东泽**1964年8月25日就对一个外国青年学生代表团说道，“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书教育我们怎样革命，但是也不等于读了书就知道如何革命了，读革命的书是一件事情，实行革命又是一件事情”。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正是在“实行革命”的过程中，毛*东泽**感到把革命书本运用到革命实践不易，光有实际经验没有书本知识是不行的。因此，在“实行革命”的风云岁月，他始终把读书视为根据实践需要获取思想资源的重要途径。
中国*产党共**成立之初，理论准备不足。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毛*东泽**领导红军长期战斗在落后的边远山区，革命队伍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党**员比重占绝对优势。*党**的政策和工作方式怎样适应这种现实，如何解释开创农村根据地这种新的实践，迫切需要理论工具。此外，一批缺少中国革命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型的青年革命家，先后从苏联回国，在*党**内的地位扶摇直上，俨然以马列经典理论和苏俄革命经验的“护法师”自居。中央领导层形成的这种精神氛围，逐步蔓延到各个根据地，把毛*东泽**等人根据中国革命实际作出的实践创新，视为“旁门左道”。毛*东泽**本人从1931年秋天开始，越来越严重地受到中央领导层“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和打击，逐步失去对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实际领导权。受排挤和打击的理由，除了具体政策上的分歧，就是认为毛*东泽**是“狭隘经验主义”，“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
客观地讲，毛*东泽**当时读马列经典确实不算多，与从莫斯科回来的那批年轻革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在争论中，那些教条主义者搬出的一套套理论，也确实唬住了不少人。这是“左”倾错误统治能够在中央盛行达四年之久间的重要原因。
为了从理论上驳倒“左”倾教条主义，毛*东泽**特别渴望从马列经典著作中寻求理论指导，一旦得到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样的书籍，便反复阅读。此外，打下漳州所得的书中，还有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在长*途征**中，毛*东泽**躺在担架上，在宿营的时候，也常常阅读。
即使如此，在长*途征**中的遵义会议上，有人对毛*东泽**的打仗方法还是不买账，认为毛*东泽**只不过是照着《三国演义》《孙子兵法》这两本书来指挥战争，“并不高明”。言下之意，还是缺少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此事对毛*东泽**“刺激”不小，成为他到陕北后那样发愤“研究一点学问”的重要动力。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谈到俄共历史上的"少数派"，说他们"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的命题出发"，"把离开具体发展的死的抽象作为对象，造出了产生任意的主观的非唯物论的解释事实的地盘"。读至此，毛*东泽**批注："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
正是在总结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毛*东泽**深感思想认识工具的重要。教条主义者熟悉理论，但不会用于中国实际，说明不是真懂。毛*东泽**当时的名言是，"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党**在历史上犯"左"倾错误，从哲学上讲，就是没有吃透唯物论和辩证法，导致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不能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没有处理好主观与客观、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不能自觉地把实践作为证明人们的认识是否反映客观规律的标准。当时*党**内多数干部对教条主义者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片言只语，导致中国革命出现严重曲折这样的历史教训，也还缺乏认识。
毛*东泽**在《反对*党**八股》对教条主义者的夸夸其谈、不切实际的文风，对“文胜于质则史”的作风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毛*东泽**批评了两种人，一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另一种是做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大多数人因为既没有条件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不能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又因为缺乏在中国的实践经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深不透，因而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理论脱离实际的弱点。他们在学到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后，就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这是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犯教条主义的一个原因。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毛*东泽**提到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
光读书不解决立场问题也是不行的。 读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或者说，读书不是衡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高下的唯一标准，而只是联结实践和信念的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可以引向不同的实践和信念。
例如，蒋介石也曾经读过马列主义著述。1923年10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复看《马克思学说概要》，习俄语，下午看《概要》”；10月18日又写道，“看《马克思传》，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乐而不能悬卷”；11月21日还写，“看《列宁丛书》”。看来，蒋介石当时确实用了些心思读马列，他当时也算是国民*党**进步阵营中的人物，但他的信仰和实践，终究相去甚远，背道而驰。1945年，蒋介石还读了*共中**七大制定的《*党**章》，对《*党**员与群众》《上级与下级》两节十分推崇，认为这两段写得太好了，“读了得益匪浅，本*党**必须要奋起急追，否则消亡无日”。蒋介石阅读的例子告诉我们：有文化的政治人物多半喜欢读书，读书对他们的思想信念确实能起到作用，但是，读什么书并不意味着就信仰什么，关键在于基于什么立场来吸收书本内容，并且要看其有否实践书本内容的兴趣。他骨子里也并不是为了工农，年轻时在上海也有过一段花天酒地、奢靡无度的生活，还和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合伙做过一段交易所的投机生意。这些都为他后来走向*动反**，与上海黑帮联手*压镇**工农密不可分。
光读书不解决方法问题也不行。 *云陈**在一次报告中说：“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 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
当有人称某人是理论家时，毛*东泽**说他从苏联背回了一麻袋教条。王明在延安作大会讲演时，手里总习惯捧着一大摞书，身后的警卫员也抱着一堆书，到讲台前就往身边的桌子上一放，立即堆积起一座书本的小山。虽然带许多书来，王明讲话时却又不拿稿子。在那个年代，照本宣读被认为是低能的表现。他滔滔不绝地讲到某个问题时，总要说：“正如列宁同志所说的……”“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然后顺手拿起旁边桌上的一本俄文原版的列宁或斯大林著作，迅速地翻到他要引用的一页，流利地念出一段语录来。扔下一本，一会儿又抄起另外一本，动作极为熟练。王明这种表演，对于没有多少文化的工农干部和一些刚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来说，真有唬人的功效，一时对他钦佩不已。可是，急于寻找中国革命战争具体方法的人听了王明的讲课，却感觉里面全是空洞的口号，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不久展开延安整风时，王明照搬洋教条的错误受到批判，毛*东泽**说：“人屎可以喂狗，狗屎可以肥田，你们的教条比狗屎还没有用！”但王明对自己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和危害并没有深刻认识，王明在中国女子大学传达《改造我们的学习》讲话精神时就继续鼓吹：“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女子大学学生要学它几百条，学会了，记住了，碰见实际问题自然会运动（用）。”
有的人虽然读了很多书，但并没有解决道德修养问题，思想品质依然很恶劣。 比如康生，不能说他没有学问没有能力，但他用错地方了。*革文**中整人就显示他劣迹斑斑。 有的老师不按教育部规定办事，办全班学生补习班敛财。引起了学生家长公愤。还有的老师惩罚学生，严重地伤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
学历、官职与素质不能相提并论，不是学历、官职越高，素质越高。学历、官职与教养不成正比，没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没有教养；不是学历、官职越高教养越好，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与学历官职没有关系。当然没有文化、理论基础的还是应该多读书，特别是现代有了读书条件，还以没文化为荣，除了证明自己懒惰、没有责任心之外，就是缺少学习能力，就是愚昧无知。 我想起了孔子书的话，他在《论语.雍也》篇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质朴多于文采就难免显得粗野，文采超过了质朴又难免流于虚浮，文采与质朴搭配适中，才能成为君子。“质”是质朴的品质，“文”则是指文化的修养。“文胜质则史”就是指一个人过于文雅就会显得像个书呆子，只注重言辞华丽而不切实际。
“文质彬彬”，则是说做人既要有文化修养，又不要迷失了本性，忘记做人的根本，只有这样，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君子。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在对立统一的矛盾中存在发展的，偏废其一都难以永立。质与文都是美德，但是无文则野，无质则史，德才兼备才能成为君子。
现代社会，有的人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看上去很有知识，口才了得，实际上却言之无物；也有些人学识渊博，一肚子墨水，却不懂得怎样表达。
所以，文采与实质要配合适当，内外兼修才算是真正的君子。文与质，犹如硬币的两面，若使硬币能立起来，确实是需要一定“功夫”的。
*英时余**在《儒家“君子”的理想》中这样评论道：君子的修养有两个部分，一是学习“诗书六艺文”；一是躬行实践。在前一方面，孔子大概可以和其他的人相比，但在后一方面，他也还没有完全成功。关于“君子”必须兼具此两方面，以下这一段话表示得最明白：“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此处的“文”字涵义较广，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教养”，在当时即所谓“礼乐”，但其中也包括了学习诗书六艺之文。“质”则指人的朴实本性。如果人但依其朴实的本性而行，虽然也很好，但不通过文化教养终不免会流于“粗野”(道家的“返璞归真”，魏晋人的“率性而行”即是此一路)。相反地，如果一个人的文化雕琢掩盖了他的朴实本性，那又会流于浮华(其极端则归于虚伪的礼法)。前者的流弊是有内容而无适当的表现形式；后者的毛病则是徒具外表而无内涵。所以孔子才认为真正的“君子”必须在“文”、“质”之间配合得恰到好处。
2023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