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红姑
杭州西湖北山街25号，一座不怎么起眼的小石拱门，夹在一溜面向西湖的静雅处所之中，并不为熙来攘往的游人所关注。顺山拾级而上，西边是一处刚改造后新开业的民宿，紧挨民宿的是一排老旧庙宇厢房；东边有一处不大的庭院，石头围栏的角落，砌嵌着一块刻有“大佛禅寺界”的界碑石。2020年10月28日，此地迎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
这块界碑立于何时？它的背后有什么故事？与这天到访的客人又有着怎样的联系？且待笔者一一道来。
“大佛禅寺界”碑 （摄于2020年10月28日）
这块约一尺宽两尺高的界碑，无声地向世人昭示此处曾是一座风光煊赫的寺庙--大佛寺院，供奉着一座高达8米的大佛石像，佛像历经千年风雨，依然面向西湖，巍峨矗立，上世纪初叶的一段中国经济学界的佳话，更让它增添了传奇色彩。
据传2000多年前的大佛寺院，还只是一堆海边的巨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去往会稽山祭奠大禹的途中，船只被风浪所阻，为避风浪，始皇一行将船只栓锁于此。大佛寺前身便是秦皇的缆船石。号称“浙东四*史大**家之一”的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曾在其《西湖梦寻》中写道：“大石佛寺，考旧史，秦始皇东游入海，缆舟于此石之上。”
北宋年间，有僧人思净，因幼年上宝石山时，对当时深藏在藤蔓遍野里的这堆大石头颇有好感，便暗自起念，将它镌刻成大佛式样，建立大佛禅寺。宣和六年（1124年），思净成功地将柱石镌刻为弥勒佛半身像。造像高约8米，宽10米有余，构思奇特，顺材施工，巨大的佛头看上去像是从山中突涌而出。远远望去，大佛背倚大山，大山又似一座佛，让人无限遐想，展开延绵千年的历史长卷。
大石佛像。 佛像头上很多大小统一的石孔 - 当年用来搭木架覆盖层层泥土以塑佛面（摄于2020年9月20日）
南宋时定都杭州，四方之客纷沓而至，一睹石佛风采。古今名士留下了诸多吟咏诗篇，其中南宋初期甄龙友《临安北山大佛头颂》一诗，道出了大石佛像最贴切的样子：“色如黄金，面如满月。尽大地人，只见一橛。”大佛金光闪耀，在阳光的照射下，带来一方福祉。
明清时代，乾隆皇帝三顾大石佛寺留下三块御碑。据考证，其中一块石碑上写着“昔图黄龙佛，已谓大无比。今游石佛山，大佛实在是，一面露堂堂，满月光如洗。我闻芥子微，须弥纳其里。炽然无昔今，咄哉那彼此。”说的是秦皇缆船石镌刻成的大佛造像，金光耀眼，仪态丰盛，就像被月光漂洗一般，使人感叹在这大千世界竟有如此神奇所在。
大石佛院历经千年风雨，终毁于一旦。石佛历经风雨侵蚀，已辨认不清它曾经的金光附体，只留下依稀的轮廓。别说不被过往行人关注，就说红姑我自己，年少时即居于附近昭庆寺，从未听说有这座石佛，今意外得见，别有一番惊喜和讶异。
石佛遗址的院落中，一颗千年银杏遮天蔽日，一尊高约三层楼的大石佛像，坐北朝南，面向西湖。院落里住着一位来自台湾的罗先生，客居此地数载，志在为杭州做一件事 - 这座大佛及寺庙遗址的整理、发掘、保护和推介。罗先生收集了历史上文人墨客对大佛寺的记载和赞誉，清扫大佛及其周边山岭的残枝树叶，让大佛露出了其本来面目。杭城秋高气爽，阳光下的大佛形象庄严，虽然面目因为屡建屡毁，然其巍然姿态，仍透过千年沧桑，昂扬矗立，令人肃然起敬。
行至隔院，有一石碑上简要镌刻这大佛的上述身世，续述道：现存弥勒院为清同治年间（1862-1874）重建的木结构建筑。寺院东部现存半身石佛残迹，东壁的五尊摩崖造像、明代题刻及清代乾隆皇帝题诗等遗迹。紧邻大佛的是僧人思净建的十三间楼阁，取名“大石佛院”，用以覆盖大佛，以免佛像遭到风雨侵蚀。
话说近日的一次杭州大学同学聚会，到场的原杭州大学经济系老教授蒋自强先生之女蒋晓崎，对我先生史晋川说起：杭州西湖景区岳庙管理处的领导，经浙江教育学院黄公元教授引见，在罗先生陪同下找到晓崎，说罗先生向杭州市政府建议，将现在的大佛寺遗址改建成大佛寺遗址公园，同时在原大佛寺遗址旁的厢房里，设立一间小型纪念馆，介绍大佛寺的历史。罗先生特别说到，近百年前，此地曾经住过两位穷困潦倒的青年学生，在寺院的厢房里，商讨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且拟定了翻译大纲，着手翻译《国富论》。这一史实是罗先生在研究大佛寺历史时，在《蒋自强文集》中的一篇回忆录里看到的。
大佛寺庙宇厢房。当年两位青年学子王亚南郭大力就在此地定下翻译《资本论》的宏愿（摄于2020年10月28日）
岳庙管理处领导考虑到蒋自强先生年过九旬，遂找到蒋先生的女儿蒋晓崎，晓崎姐于是找到她父亲的学生史晋川，提出能否与王亚南老先生的大公子王洛林先生联系一下。王洛林先生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期间，曾兼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而晋川当时担任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两人共事多年。晓崎姐想通过晋川与王洛林先生联系，进一步核实她父亲这段回忆的准确性，同时也想问询王洛林先生，家里是否还有王亚南先生留下来的有关这一史实的文字材料，能否提供复印件，以便在纪念馆中陈列。
王洛林先生已年过八十，接到晋川的电话，听闻此事仍显激动，约定不日来杭州访问大佛寺遗址。于是10月28日那天，在杭州市委宣传部和西湖景区管委会有关领导、晓崎姐和她先生陆璇辉教授、晋川和我的陪同下，王洛林夫妇登上宝石山，来到大佛寺遗址，众人围坐在银杏树下品茗，听王洛林先生讲述近百年前两位年轻学子在大佛寺的故事。
从左至右：罗大力先生、黄公元教授、史晋川教授、王洛林先生和夫人刘老师、笔者赵红、蒋晓崎女士、王颖女士、陆璇辉教授（摄于2020年10月28日）
银杏树下品茗聆听 （摄于2020年10月28日）
王亚南先生（1901年–1969年, 现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长期担任厦门大学校长) ，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大学毕业后，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军，“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后，他愤然脱下军装，孑然一身辗转来到杭州。此时，郭大力先生（1905年–1976年，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在1928年初也刚来到杭州。战乱年头，杭州大佛寺香火萧条，然古树参天，曲径通幽，是不少谋业无着，又立志刻苦的穷学生的栖身之所。两位寄宿在大佛寺院的年轻学子，郭大力正在发愤攻读《资本论》，王亚南打算来此撰写小说，但共同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和救国之道的热烈探讨，使他俩一见如故。在郭大力的建议下，王亚南放弃了写小说的打算，转向钻研起政治经济学理论。此后，郭大力提出共同研究和翻译《资本论》，王亚南欣然应允。两位年轻学子看到马克思的著作中提到众多的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如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感到若要译好《资本论》，就必须熟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因此，寄居大佛寺期间，郭王两人商定先从翻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入手，然后再着手翻译《资本论》。
王亚南老先生著述中有关翻译世界经济名著的回忆
离开杭州大佛寺后，王亚南来到上海。1931年，郭王两人合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这本原作者认为 “全英国不会有25人能看懂”的名著，竟被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译成了中文。1932年，他俩又合译出版了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935年合译出版了德国学者撰写的《欧洲经济史》。郭大力还先后独自翻译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斯坦利·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并与李石岑合译《朗格唯物论史》。1933年，王亚南赴欧求学，先后来到马克思故乡德国和《资本论》诞生地英国，广泛收集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郭王俩人通过翻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加深了对《资本论》的理解，为翻译《资本论》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1935年，王亚南回到上海，同郭大力重聚，开始合作翻译《资本论》。
王亚南先生以及他和郭大力先生翻译的《资本论》扉页（网图）
1938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炮火声中，马克思《资本论》全译本出版。这是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年轻学者，经过十年共同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完成的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壮举，在中国西学渐进历程中，留下了一段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佳话。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央宣传部计划编写一本权威的经济思想史教程，委托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的王亚南先生主持这项工作，于是教育部就从全国高校选拔了三位优秀的青年教师：北京大学的王洛林、杭州大学的蒋自强，复旦大学的方崇桂，到厦门大学跟随王亚南先生学习，担任研究助手。1964年，王亚南先生重访杭州，到大佛寺寻访旧地，寺庙已不复存在，面对大佛石像，王亚南先生对蒋自强回忆了往事。
时间又过去了五十多年。2020年的深秋，王亚南老先生的后人王洛林先生携夫人刘老师，又踏入了大佛遗址。王先生仔细听取了大佛的保护开发设想介绍，深情地回忆道：当年王亚南、郭大力就是住在这大佛寺院的厢房里，因为两人都是两袖清风的穷学生，一下子又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于是就投宿庙里，为的是寺院便宜的住宿和斋饭。在庙里的邂逅，使得他们立下了合作翻译《资本论》的宏愿。虽然《资本论》的翻译出版是两人离开大佛寺之后的事，但大佛寺无疑是该项学术工作的策源地，在中国近代经济学研究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亚南先生辞世后，蒋自强先生带领杭州大学经济系中青年教师团队，经过25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2003年出版了煌煌四大卷、数百万字的《经济思想通史》。这是国内第一部涵盖了古今中外经济思想演变历史的巨著，王亚南先生当年的愿望终于实现。
蒋自强教授夫妇参加纪念王亚南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图片来自《蒋自强文集》）
倘佯在大佛寺遗址院内，不禁让人感慨：两千多年前江边的秦皇缆船石，千年前的湖畔大佛禅寺，近百年前两位寒门学子客居寺院，立志翻译《国富论》和《资本论》；王亚南先生的学生蒋自强先生，蒋先生的后人和学生，一代一代传承着经世济民之道，......, 一座寺，两本书，三代人，就这样成就了大佛寺的千年美好。
从左至右：晓崎姐、笔者、刘老师
此篇短文写作，衷心感谢王洛林先生夫妇、陆璇辉蒋晓崎夫妇、罗大力先生提供信息，本还应感谢史晋川先生，“我么，就算了。”他挥了挥手，嘿嘿笑道。
2020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