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十次经济危机。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但同时也是一个令人反思的数字。危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是否从中吸取了教训，是否能够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避免重蹈覆辙。
自1993年以来，中国正处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关键转折期，面临着经济、社会、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其中最近的一次危机发生在2015年，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输入型危机。此危机的特点是金融资本无分内外，表现出全球化的特征。然而，这种危机并非由国内因素单独造成，而是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演变紧密相连。
为了理解这种危机，我们需要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经从产业资本阶段跃升到金融资本阶段。在全球虚拟资本极度膨胀的压力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变得越来越虚拟化，体现出币缘战略军事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不断地制造对实体经济和资源经济的具有明确指向性的多空投机，强制性地“剪羊毛”洗劫公共财富。
中国的经济危机并非孤立的，每一次危机都反映出全球经济的动态。例如，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遭遇的第一次危机，是由于从民国时期的长期通胀和新政权鼓励私人资本的内生性代价所造成的。而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发生的六次危机，都是由于国内产业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内生性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这些危机最终导致了1993—1994年的财政赤字、外汇赤字、银行系统资本金赤字三重危机。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策略，包括增发国债，启动多轮基础设施投资以拉动经济，以弥补出口下滑的影响。这些策略包括1999年的3.6万亿元的西部开发、2001年的2万亿—3万亿元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2003年2万亿—3万亿元的中部崛起、2006年以来不断追加至今已超10万亿元的新农村建设，都属于国家投资战略；此外，还有2008年2万亿元地震灾后重建资金、2009年的4万亿元救市资金，以及2015年的扶贫攻坚和2017年的乡村振兴战略。
然而，尽管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其他一些问题。从2002年美国IT泡沫崩溃到2007年次贷危机期间，中国经历了高速发展且与美国战略接近的黄金时代。然而，这种急速增长背后的问题是，国际和国内都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特别是在2009年全球危机爆发时，美国、日本和欧洲纷纷推出了量化宽松救市政策。这导致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大量外资继续流入中国，但外需却大幅度下降。此外，从2011年开始，中国明显地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趋势。到2014年西方结束量化宽松政策的时候，中国依赖外需的实体经济全面不景气。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开始大量资金流入股市，紧接着是2015年的股市灾难，这使得投资者的金融资产损失了20多万亿元。从那时起，官方承认进入了“经济下行期”，即本书所说的“第十次危机”。
这次危机在性质上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类似，因此被称为“第二次生产过剩危机”。同年，政府针对性地提出了“工业供给侧改革”，要求“三去一降一补”。然而，直到2015年股市灾难之后，政府才非正式地改称当前的经济状况为“新常态”，并开始寻求新的增长策略。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采取了多项重大的经济政策改革。其中包括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积极发展服务业和消费驱动型经济，以及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政府还加大了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投入，以应对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
然而，这些改革并不容易，且结果并不明显。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很多行业和地区面临着过剩产能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此外，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包括高企的企业债务、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以及金融体系的不透明性。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对于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心仍然坚定。他们在政策制定上积极应对，努力使国家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寻找更为持久和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更加依赖于创新、消费和服务业的增长，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出口和投资驱动。同时，中国也将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努力实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这些改变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策产生深远影响，也将对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本书内容节选自
全球化与国家竞争：新兴七国比较研究/温铁军等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21.2 第一章、第二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十次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