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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团队：150年来的精英与国运》这本书从“团队”角度解读“晚近中国”。它别出新意地从学生群体（集团）兴衰更替的视角透视晚近中国的变迁，探索中国现代化的规律，探索文化在人才、人才团队兴衰中的作用，提出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钟摆模型”。
《大团队》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发现了中国现代的大人物曾国藩、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东泽**、*小平邓**等的崛起背后总是有一个学生群体（集团）在作支撑，这些学生群体（集团）的崛起总是顺应了时势，是学生群体（集团）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基本信息
书名：《大团队：150年来的精英与国运》
作者：朱传志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首次初版：
内容简介
《大团队：150年来的精英与国运》纪录了传统中国末世以来，一代代英雄志士兴学育才，形成同学群体，依靠知识创建事业，推动中国复兴的历程。书中通过新颖、丰富、严谨的材料揭示了团队在历史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和文化在团队成功中的核心作用。文化基因带来了精英团队的成功，也束缚了精英团队的发展。精英团队代代更替、各领风骚，显示出历史的规律。
本书将个人的成功与团队的成功结合起来，指出“英雄需要团队，团队需要英雄”。本书又将英雄的成功与其所受的教育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圈子结合起来，将英雄、英雄团队的成功与历史的大势结合起来。书中评述了众多大人物从奴隶到将军的过程，解读了精英影响时代推动历史的方式，人性的复杂多面、历史的扑朔迷离都在本书中有深入的表现。
作者简介
朱传志：人文学者、组织战略专家，70后“学在民间”重要人物之一，胡适的三传弟子。
生于淮河沃土，学于黄河故都。年少时信仰万物有灵，在哲学世界挣扎。年长后向往漂泊人生，在亚洲大陆漫游。曾任职学校、企业，负责过多个大型地产项目。一直有意于组织战略和文明兴衰，长期研究黄河文明，著有《大学战略：基于河南大学兴衰的研究》、《百年豫士》、《管锥河南》等。
精彩书评
《大团队》是一本用全新的概念、全新的视角解读历史与现实的大众读物。在“大团队”这一概念的统领之下，《大团队》运用丰富、可靠的材料，揭示了一个个有着相同教育背景的精英群体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引领作用和文化在团队建设中的凝聚作用。岳麓士子、万木书生、留日学生、北洋学生、黄埔学生、抗大学员、留苏学生、77/78级、IT精英、海归派等都被归类于大团队。——《金石荐读》
朱传志对近现代历史的另类思考。将150年来的中国历史，归结为几个“大团队”的此起彼伏。书里提到的那些“大团队”，比如岳麓书院、比如万木草堂、比如黄埔军校等等，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但是换一个角度，从管理的角度以“抱团就抱大团队”的理念重新去审视历史，对读者相当有启发。
——新京报“2010年度好书”社科类十佳
该书首次从“团队”角度解读“晚近中国”。在“大团队”这一宽泛、宏观概念的统领下，运用丰富、可靠的材料，揭示了从曾国藩们到IT精英，从北洋军阀到黄埔军，从清末的留日学生到新中国的留苏学生等一个个有着相同教育背景的精英群体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引领作用和文化在团队建设中的凝聚作用。该书评述了众多大人物“从奴隶到将军”的过程，解析了大人物领导的大团队影响时代、推动历史的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重点推荐
大团队”这一宽泛的概念，是用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使得过去许多看似不合理的事情，获得前因后果连贯的合理性。“大团队”概念的提出，是放宽历史的视界，重新审视洋务运动以来，150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包容力、凝聚力、影响力的精英群体。
——读者周爱华
书摘
曾国藩怎样用程朱理学治军
1852年，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被派往江西督察科举考试的曾国藩计划在公务结束后回湖南省亲，这是曾国藩入京做官十四年来首次有机会返乡。行至安徽，曾国藩得知母亲去世，就弃江西而回湖南湘乡奔丧，10月初到家。这时候，在太平军的打击下，湖南一片混乱，但湘乡县有儒生罗泽南、王錱、李续宾、李续宜、刘蓉等地方名流组织训练了乡勇，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总负责，较为安定。12月，朝廷任命曾国藩为“团练大臣”，在家乡协助湖南巡抚张亮基组织团练*压镇**太平军。在其他省份也颁布了同样的任命，全国共有43个团练大臣。其实朝廷并不是授权搞什么新的军事计划，而只想通过一名受到信任的京官对地方的军事化加强控制。曾国藩原打算在家守孝，经过同乡好友郭嵩焘地劝导，听到各地书院被毁、儒生被杀，最终决定出面组建武装，以实现其“澄清天下”的大志。
团练其实就是民兵，结队编团定时训练，无事则拿锄头做农活，有事则拿刀枪械斗，这种组织大多局限在县、乡一带。由于太平军势头很盛，湖南方面决定在省城长沙成立一大团，将各县团练集中，正规化操练，以增强实力。朝廷没有反对，这就使得湖南的团练开始转化为职业*队军**，湘军自此萌芽。曾国藩具体负责领导这支队伍，队伍主要包括罗泽南率领的湘乡人和江忠源率领的新宁人。起初的发展并不顺利，长沙官军总是欺负湘军，于是曾国藩就把湘军移到衡阳训练，避开了官军的排挤。这时候的曾国藩手段强硬，在团练大臣公馆设立了审案局，会同乡绅大肆捕杀*动暴**农民，“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曾国藩自称乱事当用重典，“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老百姓纷纷称他为“曾剃头”、“曾屠户”。曾国藩直到后期对太平军屡战屡败时才醒悟悔改，从法家思想转为道家思想。在曾国藩的铁血政策下，湖南治安好转，朝廷于是给予了曾国藩更大的权力，地方士绅也纷纷支持他。
曾国藩鉴于官军将不识兵、兵不从将、各自为战、一盘散沙的弱点，采用了新的练兵方法。这种方法源于戚继光的兵书，戚继光在明朝正规军事系统以外创建了一支私人的“戚家军”，与日本海盗作战时很有战斗力。戚继光的兵书在十九世纪前期被经世派士人广为传布，罗泽南和王錱在湘乡本地训练乡勇时，都袭用了戚继光的某些思想。曾国藩的练兵模式其实就是“宗法制”，依靠同族、同乡、同学的关系把士兵结成一体，上级挑选下级，军官招募士兵，“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曾国藩提出，带兵之道，用恩不如用仁，用威不如用礼，“扬善于宫廷，归过于私室”。湘军士兵待遇很高，每月饷银是绿营兵的三倍。曾国藩说：“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天下无了日矣”。湘军建军之初，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一次战斗，一百人当中可以提拔三人，此后逐年增加。曾国藩严整军纪，对作息、操练、扎营、行军、服装、号令等都有明确的要求，并严禁抽*片鸦**、赌博、奸淫等不良习气。 曾国藩在用人方面很有理学家的特色，非常注意人的道德品质。他坚信“人存而后政举”，“小胜在智，大胜在德”。他要农民出身的“纯朴”的人来当下级军官和士兵，“凡募勇，取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气者，其有市井衙门气者不用”。在选用将领时他特别强调候选人要有“忠义朴诚之气质”，“血性”、“廉明”，这比具备军事经验更重要。他要求：“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曾国藩宁愿用文人来带兵，他认为书生有血性、有精神，能够“扎硬寨”、“打死仗”，“朝出鏖兵，暮归讲道”。在湘军将领中，书生士人的比例达到了58%，特别是统领一路或多路的高级将领，书生的比例高达67%。 曾国藩注意教育部属，毛*东泽**曾评价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办事而兼传教之人”。曾国藩既是军政长官，又是业师；部属既是工作人员，又是学子。曾国藩曾在给部属江南制造局负责人丁日昌的信中说：“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试之以文，考之以事……”。曾给曾国藩做幕僚多年的李鸿章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是要和我辈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心悦而诚服，受化于无形焉”。曾国藩注意对士兵进行精神教育，老塾师也被请进兵营讲授四书五经。
考虑到士兵们大多没有文化，曾国藩创造了一种通俗易懂的教育形式“歌谣”，对士兵进行思想和技能教育。著名的有《爱民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解散歌》、《保守平安歌》等。如《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部。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邀些地痞作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名声。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后世有很多带兵之人都仿效曾国藩编了歌曲来训练教育士兵。
曾国藩治军采取了淘汰制。一支部队，打败了就地解散，如果长官死在战场上，这支部队同样解散。打胜了就给长官银子回乡再招人，一个营变成两个营，小队伍变成大队伍。这样打胜仗的部队越打越多，打败仗的部队就消亡了。湘军的基本战术是“结硬寨，打呆仗”。曾国藩崇尚“守拙”，强调“不说大话，不鹜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他反对投机取巧、冒险侥幸。湘军到了一个地方，即使非常安全，也要马上安营扎寨，一丝不苟，挖壕沟、垒墙、搭篱笆都有严格的标准。湘军的主要任务是夺取城市，办法就是围。到了一个城市边上，就开始挖壕沟，每驻扎一天就挖一天壕沟，一道加上一道，无数道的围。断敌粮道、断敌出路，一直把城里的人困死。方法很笨，但是很有效，这就是“打呆仗”。太平军希望跟湘军进行*战野**，湘军就“结硬寨”，不理他。曾国藩就这样攻陷了安庆、九江、南京，用世界上最笨的方法打了世界上最聪明的仗。 曾国藩的对手太平天国也并非乌合之众。太平军是一支有信仰的*队军**，经过了中国化的天主教“拜上帝会”的教育。官兵们互称兄弟姐妹，要为上帝而战斗，为天国而献身。这些农民身上有一种质朴清新的精神，比为饷银、官位而卖命的湘军兵卒境界高很多。曾国藩打出了捍卫孔孟之道的旗号，他说太平天国的主张是对整个中国道统的毁灭，自己起兵来和太平军作战，其实主要不是去拯救满族的朝廷，不是社稷存亡、改朝换代的事情，是天下兴亡、民族存废的事情，天下士子要“奋起以卫吾道”。应该说，经过两千年的教化，孔孟之道在中国老百姓中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湘军官兵在战斗中多多少少具有了一种文化上的使命感。 维系湘军需要很大的财力，依靠政府拨付的饷银是很不够的，曾国藩采取了非常实用的手段。早期在财政上实施的权宜措施是卖官鬻爵，监生以及各式名誉学衔证书被朝廷批给湖南再转到湘军总部出售。曾国藩被指责为“伪君子”与此就有关系，有人认为后世“卖文凭”的坦然感就源于曾国藩。当*队军**扩大以后卖官爵募款是远远不够的，曾国藩在地方上新增了一些税种，厘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它是一种商税，对存货、运输中的货物、产地的茶叶等商品征税。表面上称厘金，实际上税率达到了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这种商税有别于清朝以往的农业税，其权力被地方把持。省下成立了厘金局，不受中央直管的省布政使（负责财政）控制。 清朝原来的制度是省里的四大官员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分别听命于中央，到曾国藩及其部属执掌地方政权以后，权力尽归于总督、巡抚之手。为了控制地方财政来支援战争，曾国藩拼命举荐湘军部属出任总督、巡抚，这也给他的那些士大夫部属开辟了仕途。曾国藩认为自己是用慧眼识别的正直之士来改变*场官**的不良风气。在曾国藩的作用下，地方权力越来越大，曾国藩因此被认为是近代军阀的鼻祖。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清政府号召各地“勤王”，东南各省搞起了“互保”，拒不发兵解救朝廷，慈禧太后被迫带着光绪离京。辛亥革命一声枪响，一个月之内，全国18个行省，有15个宣布独立。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地方权力一直是大问题。